社会协作生存及其发展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从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观点出发，认为生物的变异、遗传和自然环境的选择作用最终导致生物的适应性改变。这其中，生物的变异和遗传是其内在因素，真正对生物的进化起决定作用的是自然环境对其进行的选择。即：“自然选择”学说。在达尔文的进化论问世后，一些社会学家提出“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可以和生物有机体相比拟，社会与其成员的关系有如生物个体与其细胞的关系。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身并不代表一种政治倾向，而是对社会生存现象的一种表述——根据自然界“食物链”现象，提出“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以此解释社会现象。尤其，“生存竞争”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社会达尔文主义常常被用来支持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穷人是生存竞争中的“不适者”，不应给予帮助；在生存竞争中，优胜劣汰成就了社会发展，财富的获得被看成是社会环境选择的成功标志。

我们不难由此联想到，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就是在自觉与不自觉地遵循着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方面，政府在管理经济上热衷于GDP的经济增长，任凭市场的自由化而缺少有效监管，在工业企业的改革上，大兴淘汰之法，成就一些垄断市场的超大型企业，而在政治改革上却鲜有作为。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家们，虽然也提倡西方的普世价值，但是，他们对市场经济自由化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人性原则的关心。在他们看来借助于完备的体制制度的约束、选择和引导，也就可以成就经济乃至社会的发展。问题是：完备的体制制度如何才能建立起来呢？依靠完备制度的制定、条例的推出是否就能一挥而就呢？

实在没有充分的理由把西方普世价值看成绝对的客观真理，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信仰追求形成不同的人性认识。即使在西方社会，在欧洲，人们崇尚人人平等，推行高税收高福利的分配制度；在美国，人们更加欣赏人性自由，二次分配倾向于扶贫救困的原则。由不同的人性原则制定起来的制度会千差万别，而基于人性原则为核心制定起来的制度也是能够得到普遍的社会共识，这要区别于统治者出于统治地位的维护制定起来的法律、法规。一个行之有效的体制制度的形成，有赖于民众的积极参与、共同维护、自觉遵守的结果。体制制度维持着人们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是社会发展的结果，社会理性文明的表现。其核心宗旨就是维护社会稳定，并不具有改变、发展的内涵。

工业化建设历来就是中国社会改革重中之重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就曾进行过大规模化的工业建设，与此同时，也进行了工业化社会的建设，像各种福利制度的完善，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等，在当时形成的城乡差别，也表明工业化社会建设的有序进行。但是，由于实行的是福利化的工资制度，平均主义、大锅饭，造成生产效率的低下，无法提高。此外，职工福利大多是由企业承担，造成企业经营管理上的负担。随着市场化改革开放的进行，推行市场化的工资分配，职工福利也转向社会化，由政府统一掌管。很显然，政治管理差强人意。

随着市场化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外资和技术的大量引进，极大丰富和提高了工业建设的规模和速度，这就使得中国农村大量的劳动力参与工业生产之中，截止到目前，据说农民工的数量已达到两亿四千万之众，农民工已成为中国工业生产的主力军。但是，中国工业化社会的建设却严重滞后，工业企业管理思想等交流与共识，质量观念、效率观念的确立，人文关怀的体现，各种福利保障制度的完善等等。农民工中绝大多数都是离开亲人，把妻子、孩子、父母丢弃在农村，独自一人来到城市打工，蜗居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有很多常年（十几、二十年之久）居住在工厂提供的集体宿舍中，难以享受和参与正常的家庭生活，也难以融入到城市的社会生活之中。富士康跳楼门事件也凸显农民工对未来生活的迷茫和无助。

中国传统文化对“家”独有情衷，传统政治理念是把“家”看成和谐社会构成的基本的核心要素。以几千万个家庭的离散为代价，寻求所谓“GDP”式的经济增长，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理念上看，就是一件本末倒置之举。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是中共十五大前，就曾讨论过工业化社会的建设问题，但是，却没能引起决策者的足够重视，决策者们依然迷信“GDP”式的经济增长，推行“抓大放小”、“减员增效”的淘汰之举，用今天流行的话讲就是：不加任何防范措施的“裸奔”。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很容易造成普遍的社会矛盾。早在二战前的德国社会就很流行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终导致极端纳粹主义的兴起。在中国，其实早在七八年前就有研究学者担忧此事，像香港学者丁学良先生就提出要防范原教旨主义的出现，后来 “重庆模式”的出现就几乎印证了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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