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革命的思考

董晔

 

 

 

 

 

 

很多人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看成：毛泽东出于权力欲望的膨胀，为打击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带有历史偶然观的味道，我一直对此持反对性的看法。毕竟“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波及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且持续十年之久。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父亲保存的一本辞典——由前苏联人编写，中国大陆50年代编译发行的繁体字版本，辞典中就有“文化革命”的词条，介绍前苏联上世纪20年代发生的一次文化革命，主要是扫除文盲、大力兴办初等和中等职业教育，同时，也伴随着一场大清洗运动。此外，辞典中还着重介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社会主义阶段，不仅需要进行协作化大生产，不断创造和积累物质财富，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进行文化革命，革除旧有思想，消灭剥削，培养和树立具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接班人，为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

我们不难由此得到启发，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否也具备了很明确的思想理论指导，带有明显改造社会的意图呢？如果是这样，那么，简单的把“文化大革命”定性为异常混乱无序的“动乱”，这就不太妥当了。

我本人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身，对文化大革命没有特别深刻的亲身体会，但是，记得当时人们特别热衷喊口号、贴大字报，诸如：“打倒某某某”、“忠于毛主席”、“向毛主席保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记得最清楚的事情就是，我最初的学校教育是在厂办子弟小学度过的。父母所在的工厂其实只有几百人，拥有一个附属农场和一片家属区，如此规模也创办起了普通学校，其实工厂附近有好几所社会学校，但是，却被明确告知：只能上子弟小学。在家里，也经常听到父亲与朋友谈论有关工厂办社会的话题。由此不难看出这种“工厂办社会”的社会改造思路。

众所周知，自满清王朝遭遇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冲击以来，中国社会改革的风潮兴起，从社会改良到社会革命，“五四”运动时期，开始深刻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白话文的兴起使得理性文明更多地步入平常百姓之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他们都是从“五四”运动中走出来的热血青年，他们胸怀理想，以纯洁的信仰追求体现生命的意义。我想这不应该有所怀疑，他们没有像很多人那样，安享富贵的生活、满足一时的功成名就，而是选择了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人生，终于依靠武装夺取政权。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面临的问题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改造中国社会，使之成为工业化的文明世界。很显然事与愿违了。毕竟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社会。

 

中国当代一位哲学家，把儒家思想等同于宗教文化来看待，称之为“儒教”，我极不赞同。儒家思想是一个“唯我论”思想，就是从个人、家、国家或者公共人性的社会自我为出发点看待世界。宗教思想则是一个典型的利他原则，也称客观主义。大多宗教思想出于对客体偶像的维护，都要求人们以一种虔诚、敬畏的态度对待客体偶像，一些极端的宗教思想则刻意要求信徒要具有无私奉献、勇于献身的精神。我们时常听到：上帝保佑、老天保佑、佛祖保佑，之类的话，但是，绝少听到“孔夫子保佑”这样的言语。其实，孔夫子教导我们的是：自己保护好自己。

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主导性的地位，由于过多关注人和社会的问题，也就与社会政治管理密切相关。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战乱纷争、民不聊生的年代，这也激发起很多有识之士关于生命的思索。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从人性社会的广度审视生命的存在，提出以“仁”的核心价值，“礼”的规则秩序化的行为表现，化解矛盾、解决社会纷争，达到国泰民安、安居乐业的生存之道。所谓“仁”者，人与人相亲、相爱的含义，表现出一种对人性的认识。“礼”，规范化秩序性的社会行为（与人交往或众人参与），关于“礼”的形成，千百年以来一直是众多儒家学者所探求的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很关注各自的利益，因而普遍推崇法家思想。法家思想对“礼”的认识很明确，一是功利性的体现，借助于法制（限制性）规则的协调实现某一目标或达到某一目的，二是“贤者制法”，充分体现统治者的意愿，带有奴役人的倾向。这有违于儒家“仁”的核心价值理念。

为达到何种远大目标或者某种宏伟蓝图的实现，要求人们勇于献身、无私奉献，这违背了儒家思想的道义所为。这当然不是说儒家思想也就缺乏了信仰追求的精神，而是说，勇于献身、无私奉献是要体现在某种道义的探索追求中（如:探索真理），而不是某种功利性的实现。儒家思想坚持以人性原则为基础的功利性表现，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追求人性、“不言利”、推行“仁”政，这是儒家思想的政治主张。当然，一些儒家学者极力反对功利性的思想，也是给人一种迂腐的印象。

汉朝大儒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学说，目的就是告诫统治者们要体恤民众、爱护民众。到了宋代出现了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是将以往的圣人所言所为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将其规范化、标准化，以一种道德规则（即道义）展现给世人，称之为“天理”，诸如：君道、臣道、夫道、妇道、孝道等等。不仅民众需要遵守道义，统治阶层更需要恪守道德规则。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中国人习惯以公共的道义之法待人处事。

虽然程朱理学的出现极大的协调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同样也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对此，明代哲学家李贽评述道：“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彝”。并指出他们尊奉孔子，只不过是“矮子观场，随人说研，和声而已”。

法制规则是采用限制人的行为来协调社会关系，不难想象，极端暴行的统治者就会采用严酷的法制手段对付民众。道德规则是人们通过道德准则，判断“是”与“非”，“好”与“坏”，通过各自行为的调整达到社会关系的协调。如此说来，道德规则是不是就很符合人性生活呢？并非如此。在中国古代，妇女的低位很低却又要遵守苛刻的妇道，一些妇女为恪守妇道不惜成为烈女，竟然也有人为她们立牌坊以示世人、启示后人，妇道之法摧残着妇女的身心。当某人行为有些乖张，不合乎某一道义，就会受人指责，遭到众人迁怒。尤其严重的是，一些有权势的恶俗之人，他们不守道义，却又非常擅长使用道德规则（通常道德规则的标准高于法制规则的要求）有选择地针对某一些人，玩闹整人游戏。

故此，清朝学者戴震总结道：“酷吏用法杀人，后儒用理杀人”。所谓“后儒用理杀人”指的就是批倒批臭之法。明朝末期，著名爱国将领袁崇焕由于受到猜忌而惨遭杀害，不明真相的北京民众受到蛊惑，张灯结彩、欢呼雀跃、鸣放鞭炮、争而食之。300多年前的情形，在30多年前的中国社会泛滥了，而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又重现了。……

好在程朱理学依然恪守“仁”的核心价值理念，因此，“后儒以理杀人”也是有所收敛、有所节制。就像今天有理性的人们会用“文革”遗毒来排斥批斗文化。不难想象，如果“仁”的核心价值理念缺失的话，情形又会怎样？文化大革命期间，阶级斗争高于一切，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价值判断，“仁”的核心价值理念的缺失，便导致批倒批臭之法的无度泛滥。多少家庭因此离散，多少人因不堪忍受，跳楼、跳河、悬梁，……

明朝中叶,涌现出王阳明学派（陆九渊、王阳明等人)的心学思想，一些研究者认为阳明心学思想的提出是对程朱理学的补充和完善。我不认为如此，二者独立成章，存在极大差异。

程朱理学中的“天理”是关于圣人所为的行为道德标准的认识，带有理想化的统一标准之含义。即使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诸如：立楷模、树榜样、定标准等等，都源于程朱理学。不难想象，理想中的理想，也就远远脱离现实了。阳明心学是从良知、本善之意解释“天理”，“天理”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个人行动准则，虽然也带有社会规范化的含义。程朱“理学”中，“天理”道德标准的获得具有权威化倾向，往往带有“效仿”之意，而阳明心学则是真心认识的结果，道德由心而来。

早在孔子、孟子时就对理想的和谐社会有所认识，比如：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等等，显然，程朱理学将其系统化的整理使之规范化、标准化，试图以规范化的行为道德标准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达到和谐社会的目的。对此，阳明心学却认为：“人人皆可为圣”，“满街皆圣人”的景象。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一定不是达到和符合了某一标准的社会形态，也不是实现了什么宏伟蓝图的结果，而是人们的道德修养、认知能力、理性文明的不断提高与进步之自然表现。我想中国民主政治的改革更应当如此。

王阳明在创立心学理论之初便对宗教文化发生浓厚兴趣，他以后的李贽也曾对宗教思想进行过着重研究。他们都很看重宗教思想中，人们对客体的敬畏之心，由此产生的真心的信仰追求，他们都将其溶入到各自的理论中。

据说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便得益于王阳明心学思想在日本的传播，时至今日，日本社会里日本人待人待事的真诚态度，由此产生的良好合作，这是中国社会普遍所缺乏的。不仅如此，在认识论上，比如：很多人都拥有了博士学位、硕士学位，所学内容全都是西方科学理论，但是很多人仅仅停留在“我知道”的程度，并没有达到“我理解”的水平，这不符合阳明心学的原则，理解的含义是要体现在自己的行动作为上，所谓“知行合一”的原则。从阳明心学思想出发也是能够很好的理解西方科学思想，我一直在做这样的尝试。

    尽管阳明心学曾经得到泰州学派的大力推广，但最终也未能在中国社会开花结果。中国社会也依旧秉承程朱理学，自然而然也就表现为形式化、教条性、权威主义盛行的现实社会。

   

    宗教文化在欧洲社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重要的是，在欧洲社会宗教独立于政治管理，宗教思想对人性的关怀，制约和引导着政治管理，使政治管理的功利性作为更倾向于人性原则的考虑。此外，西方科学文化的发展也得益于宗教文化的哺育。宗教思想活跃于人们的精神世界，但并没有涵盖整个精神世界，比如：理性思想。此外，不同的宗教文化表现出不同的人性认识。因此，很难做到人性追求的统一。虽然如此，人们在日常的社会生存活动中总是相同的会遇到对物质的生存需要，如何理解物质需求对人的生存的影响，当然，是一件很重要的问题。

唯物主义根植于大众文化中，属于平民化的思想，带有明显的现实功利性和悲观主义的倾向，比如：很多农民工朋友总在说，人活着就是为了挣钱，挣了钱也才能活着。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很显然是将宗教信仰融入唯物主义之中，把“耶稣基督”的偶像崇拜替换成“客观真理”的维护。事实上，所谓“客观真理”，子虚乌有、并不存在。我们对真理的态度理应是：虚无理想的探索追求，而不是现实性的刻意维护。由此不难理解，对“客观真理”的现实性的刻意维护，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个人崇拜。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基于物质需求基础上的“人人平等”，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共同富裕。这要区别于刻意追求物质财富的庸俗唯物论。也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的核心价值。

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人士大概都很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很大篇幅是关于形而上学思想中，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批判，它所提倡的方法论思想就是斗争性，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和谐，背道而驰。由此不难理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各个“山头”林林总总的权威的斗争性批判。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其说是一种权威与权威的博弈斗争，倒不如准确地讲是一种权威主义与偶像崇拜之间的思想冲突。

文化思想具有历史传承性的特征，不可能被完全革除，以一种虚无主义的做法：把地打扫干净，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然后重建。行不通，得不偿失。

 

明朝中叶，江苏泰州籍人士王艮，求学于王阳明，学习心学思想，返乡后与其他几位泰州籍亲朋好友，秉承阳明心学，民间讲学，致力于儒家思想理性文明的推广，指导人们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践行“圣人”之法，探寻“圣人”之道。很显然这与很多人的想法、做法不同。很多人也都热衷于学习和研究儒家思想，但是，他们对儒家思想的看法，一是通过对儒家思想的学习而获得博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二是把儒家思想看成是统治之术、治民之法的宝典。这是违背儒家思想的本意。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也比比皆是，很多人热衷于民主政治体制、制度的改革和建设，但同样很多人却把民主体制、民主制度看成是统治之术、治民之法的良方，没有把它当成一种生存信仰的追求，其结果：所谓的“民主体制、民主制度”沦为了摆设、形式、教条。从中国社会的思想习惯上，民主政治的理念就是一个崇尚广泛参与、共同维护、自觉遵守的信仰追求。

王艮等人的作为引起很大社会反响，称之为“泰州学派”。以后，有很多士人加入到他们的行列，王艮、王襞、颜钧、何心隐终身不仕，罗汝芳、李贽弃官为学，焦竑、周汝登仕以行道，他们都是一些博览群书、饱学之士，而又热衷于社会实践中的探索。李贽提出的“童心说”，针对文学创作，提倡真情实感的表达，反对追求华丽词藻的形式主义和口是心非的犬儒思想。我时常感慨中国的教育，一个小学生在他的作文中使用很多慷慨激昂的词语表达一种崇高伟大的精神，全然没有了小孩子的那种天真、幼稚的童趣。此外，李贽对《水浒传》的点评开创了中国文学批判的先河，以后的点评大家梅砚斋、金圣叹等都直接受到过李贽的影响。何心隐，尽献家资，致力于社会组织管理的实践探索，进行了类似后来“人民公社”式的大胆尝试。等等。

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得到很多士人的支持与帮助，遭罢黜的监察御史马经纶长期为李贽提供住所，资助其生活，这当然不是出自何种投资回报之意，而是基于对人性社会的敬畏之心、良知之意之所为。当得知李贽在麻城受难，立即赶去救助，将其接至通州家中安养。当李贽遭遇陷害，又正值丧父之际，仍然四处奔波，甘冒受株连的危险，极力为其辩解。……

随着大明王朝的覆灭，泰州学派也随之消失，最终没能引发中国社会的一场思想变革。同一时期的欧洲社会，由英国人弗朗西斯·培根为代表的唯名论思想却成功引领了欧洲十七世纪科学革命，由此便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的工业化文明时代。

 

 

 

                                           2012/3/10   于   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