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用词的不同和词义的不同，而且表现在语音的不同。以研究上海方言闻名的钱乃荣教授说，现在的上海话，不同年龄的人说起来意思已不尽相同。比如“有腔调”，年纪轻的人表达的意思是这个人有能耐、有力量；而在老年人嘴里，这是一个中性词，表示说的事的程度。他认为，上海话的发音现在也有不同，如“打”与“党”，老年人分得清，年轻人说出来已是一个音。对于钱教授举的这些例子，每一个不同年龄段的上海人，相信都会认同，而且他们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

 

　　上海方言出现的这种变异，其实是很正常的。按理说，上海话的“老祖宗”应该在今天浦东远郊地区一些文化水平程度较低的老年人口里，他们的语言里不可能出现在外地人看来上海话的标志性词语“阿拉”，但是，今天我们在讨论上海话时，已经不大可能将这种“原汁原味”的上海话作为标准，现在有一些年轻白领对上海话推崇备至，将此作为其身分的象征，但是如果要求他们使用这种“土得掉渣”的上海话，也已经不可能。目前在上海城区流行的上海话，有着严重的“城市色彩”，这种“城市色彩”的最大特点就是它随着城市广泛出现的人员流动，使外地语言不断渗透于上海话中，从而使上海话不断产生变异。这种变异在短时期内也许觉察不出，但只要有足够的时间长度，它就会很明显地显示出来。

 

　　语言的这种变异，用语言学理论是很好解释的。一种语言所使用的人群只要不是处于一个绝对封闭的环境中，那么，它必然会与各种语言产生交集、碰撞、融合，从而产生变异。这种变异最明显地反映在吸收外来语言的新词，但除此之外，在语音甚至语法上都会发生变异。很多外语是这样，汉语中的普通话同样如此，上海作为一个开放型的特大城市，开埠以来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吸纳了外来人群，自然会产生与外来语言的交集，从而使上海话产生渐变。比如已经成为上海话的标志“阿拉”一词，就是随着大量宁波人来到上海经商而替代了上海话中的“我伲”，而“大饼”中“大”的读音之所以会与“大阿哥”中的“大”读出两个音，则是受了苏北话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上海的外来人口急剧增加，这使得现在年轻人使用的上海话中夹杂了很大程度的外地话色彩，当然，除此之外，外语、普通话的渗透也对上海话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而这一切，都是完全正常的，是开放社会中的语言必然要出现的事。

 

　　但是，现在上海有些人士对上海话出现的这种变异忧心忡忡，特别是有些老人，对小孩子说的上海话与他们有了差别感到很不满，他们不断呼吁要求保护上海话。其实，这种担忧在一定程度上是没有必要的，要让上海话不发生一点变化，除非把上海完全封闭起来，上海话的变异是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而规律不是用人力可以强行扭转的。此次有关方面在浦西中心城区开展的语音调查中，选择了“两轻两老”，这正是承认了上海话的变异是一种客观存在，体现了对语言发展规律的尊重，据了解，这也是各地在开展方言调查时的共同要求。而某些人士要求保护上海话的主张，其实只是要求保护他们那一代人使用的上海话，但由于这违反了语言发展规律，因此注定是不会成功的。

 

　　语言是人类一种最为基本的交际工具。说上海话也好，说普通话也好，甚至说外语也好，只要不影响交流，就都是可以的。而就上海话来说，“新老版本”的关系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而是可以取长补短，实现“和平共处”。一种语言，只有不断地吸收外来语言中的积极因素为我所用，它才是鲜活的，才能够保持永远的生命力。从这一点来说，承认上海话的变异，才是保护上海话的正确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