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两会都为记者提供很多参加记者招待会的机会。记者可以跟中国顶尖的政客、明星、企业家、学者们共处一堂，不管是以学生姿态，还是以传播者的姿态，追逐明星人物，为自己在特定政策与事情的理解上答疑解惑，并通过自身的平台传播给大众。

从传播者与被传播者，从资讯的提供者和接受者的角度，从职业生涯的角度，从社会价值的角度，都是值得回忆的辉煌瞬间。

记者被尊奉为无冕之王，贾春宝也曾经有过做记者的经历，而且从发行广告到社会活动，大体都深度参与过，却没有那种相应的尊重感，而在2003年进入律所供职的时候，核心工作职能也是跟媒体打交道。对媒体运营还是略知的，便被很多朋友视为圈内人。

外人总是艳羡与记者出入自由的特权，甚至在某些重要时节，都会有专门的绿色通道。在未了解其内幕之前，也会醉心于记者招待会上的唇枪舌剑，精彩的攻守。

但看得多了，了解得深入了，难免会让自己的新鲜感和兴趣大打折扣。

媒体有自己的运营逻辑关系，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度中，特别是在重要的政治活动中的记者招待会就更沦落成为一种默契的表演，甚至那些商务感比较强的市场化的记者招待会，更多的是去拿一些车马费，然后发稿或者专访了事的。

对主办方而言，记者招待会更多的是传播的机会，而很少会衍生出危险。而对记者而言，更多的是赚取灰色收入的管道。而且越是大牌媒体（大牌记者）所收取的车马费也就会越高。虽然这种有偿新闻已经被制度约束得难以明目张胆进行，但作为潜规则却一直被执行。毕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规则不是旦夕之间形成的。

为了保证新闻发布会的顺利进行，提问的顺序都需要有妥善安排，至少在开始的几个问题，需要找相对“乖”一些的媒体与记者，甚至提问的机会也往往给那些相对温顺一些的记者；而绝大部分“刺头”型的记者，大体都或者是混迹进入现场，即使混入现场，也很难得到提问的机会呢！

犀利的问题，往往只占有相当少的比重，仅仅是作为调味品出现的。

通常那些犀利的问题，更多的是来自“二愣子”一般的记者，只要顾虑到自己的职业生涯，都不会冒然对敏感问题进行发问。即使身陷刁钻问题，也往往会被发言人的潜在素质、外交辞令、顾左右而言他等方式来化解。

诸如中国这样的国度，媒体本身首要的职能是政府的喉舌，是政策宣传的口径，出现了舆论导向问题，不仅仅是记者本人的职业生涯受到影响，连身后的编辑团队也会受到株连，甚至那个媒体以及后面的主管机构都会受到牵连。不管是谁，被冠以“反动”罪名甚至被封杀，都不是一个期待的结果。这在帝制时代可是“谋逆”的罪。

所以提问者通常都是小心翼翼，提问是权利也是责任，但提问的措辞既要发挥其监督职能，满足自己的表现欲和读者受众们的好奇心，同时也需要注重进行自我保护。保护的不仅仅是自身，而且是整个团队以及整个机构的安全。放弃自己出风头的机会也算是牺牲了。

通常很尖锐的问题，能不问就不问。即使问，都需要考虑措辞，至少不能让对方感觉太难堪。即使对方不以外交辞令或者其他的方式化解，都不再追问，因为在会议上与媒体中露脸原本就是幸运的，被点名也许就更会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了，比如当初朱镕基点名吴小莉提问，就成为日后吴小莉逐步晋升为副台长的资本。

虽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媒体管理机制，但新闻主管制度、记者的嘴下留情以及自身的应对有方，这些都使得在中国做记者总是会受到更多的制约。

在中国这样的国度，媒体职能更多的是政府的喉舌，政策发布和宣传的渠道，而不是跟主管机构讨价还价，并可以胆大妄为到说话不负责任的程度。

当然，面对媒体的发问之前，做充分的准备也是很有必要的。比如有人求助：媒体采访央企领导，关于XXXX方面，一般会问及那些刁钻的问题，另外，该记住的数据要了然于胸，该表的态度要表现的坚定不移，该含糊其辞的，在最后一秒之前，就不要急于揭开谜底。

最后，说一段在网络上流传的对话。有人问云南保山市市长吴松：“你做过云南大学校长，那和做市长有什么差别吗？”“有啊！”吴松笑了：“做校长，你说得再对，教授们也可能说你错了，因为真理是相对的；做市长，你说得再错，他们也肯定说你是对的，因为权力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