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些情形：

你在一个单位辛辛苦苦工作十年八年了，原指望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再熬几年就可以享受到退休保障，忽然有一天，你发现上司看你的眼光变了，不断地指责你这这那那，弄得你搞不清到底是世界变了还是自己怎么了，最终你“知趣”地选择了辞职；

你身边的某位朋友由于长期加班，不堪重负，忽然有一天，朋友跳楼了；

作为女雇员，你频繁遭遇到上司不怀好意的言行袭扰，但当你忍无可忍报警时，可能人家会说，这是你们的私生活，不便干预；

你一向光明磊落，忽然被公司告知：你所保管的某笔财产丢失，我们怀疑什么什么，请你如何如何。虽然并未说破，但傻子也能明白，你从此被套上了极不光彩的阴影，再难走出；

你怀孕了，生孩子了，哺乳期一过，你兴冲冲地回到单位重操旧业，迎接你的不是同事的热情问候，而是老板的冷若冰霜，并且，你的办公室被清理给新来的某位，然后，你被告知从主管调去清洁岗位；

……

无需赘述，我们身边有太多太多类似的遭遇，你，或者他，或者就是我自己，无论你怎么努力，你或许总有一天要摊上这种烦心事。

你或许很敬业地自省：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甚至很忠诚的自责：我一定是出了什么差错……

你也许会愤愤不平却徒唤奈何；

你更加不服直至起而维权，投诉也好，仲裁也罢，索要的都是于法有据的经济补偿或者赔偿。

但是你是否考虑过：凭什么，我老老实实地工作还不止一次被评为优秀，到了却没来由地被单位这样折腾，除了财产性的损失，难道，单位不应当就其极端恶劣的行径负责、不应当对我所遭受的精神痛苦给予相应的赔偿吗？

其实，雇员遭受雇主的无理甚至非法地对待，不仅应该享受到法定的经济性损失补偿，同样也应该有权就其精神损害主张赔偿。此种主张，不仅有着足够的法理基础，在国外，实务部门也早已将其付诸实践。

最典型的莫过于美国。美国于上世纪40年即确立了故意导致的精神痛苦损害赔偿制度，并于1948年出现独立的精神痛苦损害赔偿诉讼，之后，又逐步将精神痛苦损害赔偿制度引入雇佣领域，虽然对雇员是否享受精神痛苦损害赔偿一直有争议，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与人权观念的深入人心，此类诉讼案件却依然在迅速增加。实践中也陆续出现了一些经典的判例支持此种索赔主张。

美国法律界界定的雇员精神损害赔偿，包括了四个方面的要素，包括：雇主或者管理者极端恶劣行为的存在；此种行为系出于故意；有严重精神痛苦的存在；具有因果关系。当然，为平衡劳资利益，防止恶意诉讼，司法部门对这四个要素采严格认定原则。

反观国内，雇员寻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努力并不鲜见，一些人甚至以巨额索赔诉讼的形式，呼唤社会关注非法解雇或者极端无理的管理行为，但实务部门鲜有支持的案例。

权利被侵害的地方就应当存在救济，权利被大量侵害的地方就应当形成救济的规则。雇员精神损害赔偿入法，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