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必选、可选和急选

　　文/徐 斌，《商界评论》特约评论员

　　十八大后的中国，决策层将面临更多的选择题：经济结构转型是唯一的必选；制度改革是多种多样的可选；而火烧眉毛的财政体制改革，是时间不等人的急选。

　　在当下中国，除了部分最保守的人依旧抱残守缺，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开明的，因此，指望十八大换届后的新决策层会逆大势而行，回归计划经济，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可能引发决策者对意识形态建设问题的担忧，不得不加强相关领域管制，但指望以此进行全面管制，也不太现实。

　　不过，成功本身又成为改革开放的障碍，虽然每届党代会换届之后，都有若干改革措施出台，但实际落实，得看情势而定。因为对于改革，危机才是契机。2012年换届的新一代决策者承接的是繁荣局面，按照前几届换届的情形推论，在短期内难以看到大动作。只有在经济繁荣周期结束之后，我们才可能看到制度改革和行业坚冰被真正打破。

　　必选：经济转型

　　有些固然无可选择，但有些，则是换届上台的新一任领导们可以选择落实的。

　　近期李克强指出节能环保是经济转型的重要突破口。这预示经济结构转型，是下届政府工作的重点。以节能环保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在经济转型中，将成为下届政府大力扶植的对象。

　　王岐山表示，将努力为外企营造更公平、公正、透明的投资环境。这表明中央为外企营造良好环境以便于国际产业资本和技术流入的战略意图，并以此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实现经济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第四季度中国外储和FDI，都同时出现同比负增长的情形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反而连续创出历史新高，这预示着今后很长时间内，中国都不可能再以汇率贬值为手段刺激外贸出口增长。“扩大内需” 成为中国政府官员的口头禅，但要做到这一点，首要工作，就是国内市场统一。近期商务部在内的诸多中央部委不停地发红头文件，出台发展物流行业、抑制国内商贸物流成本等诸多政策，显示各方谋求强大出口生产能力与庞大国内市场对接的努力，正在进行。

　　可选：新加坡还是香港模式

　　诸多进退失据、自相矛盾的政策组合，显示出很多政策已经完全乱了方寸，不知所云。在各种矛盾问题上，无论是决策者和技术官僚阶层，都是根据其前后上下政策套餐观察，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难以在制度上做到标本兼治，而地方政府却有多种选择供各方参考。

　　新加坡榜样：“大政府小社会”

　　新加坡是全球“大政府，小社会”的典范；我们会发现，政府用行政手段将农民全部变成城镇户籍居民，以社保和工作的代价，将农民土地全部掌握，政府因此成为最大的地主；政府整治土地发展工业园和房地产，引进外资大项目，坐收地租和财税；政府消除社会民间一切自发组织社团，防止相关从业者坐地起价，抬高务工成本，最后资本流出的局面发生。

　　新加坡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功，举世公认。人们或许对其清廉高效的政府印象深刻，但有谁记得那里有什么成功的企业家？或者工程师？再或者有影响的文学影视作品？或者有特色的工业服务业？甚至有影响力的品牌，我们都从未听说过。

　　不管中国怎么选择，“大政府小社会”得以维系的一个关键，就是全球生产链重新配置的过程仍在持续，产业转移压力持续存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为降低成本不断向中西部转移，谁能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最大成功者？

　　这是中国的一个选择。

　　香港模范：“有限政府大社会”

　　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学习香港，实行“有限政府大社会”，要求政府将权力让步，逐步分解和转移到社会组织中去。政府进行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更多的是要创造平台、制定政策、对直接管理者进行管理和服务。

　　之所以选择学习香港，就在于中国目前城镇化与户籍制度的矛盾的压力日益突现，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东南沿海是外来人口最多的地区，在城镇人口高度集聚之后，再继续以前的乡土社会管理手段，已经不可能了。此时需要各类社会组织分摊政府压力，逐步分担现代社会需要的各项功能。

　　同时日益增大的成本压力，也逼迫企业不得不搬迁，环境污染也逼迫政府不得不“腾笼换鸟”搞产业升级。然而庞大的外来务工经商人口，能否落叶生根融入当地社会，是整个社会以及产业平稳过渡升级的关键所在。产业升级需要企业家在内的整个社会群体焕发旺盛的创新精力，也同时需要和谐有序的法治环境。否则产业转移之后，既有的“笼子”空了，却没有“鸟”进来，经济转型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其他地区根据自身发展阶段不同，而都在这两种方式中选择，即使有别于二者，也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

　　急选：地方债的破局

　　虽然十八大后有些问题可以在实践中慢慢摸索，但有些问题几乎是迫在眉睫必须解决的。其中最火烧眉毛的，就是财政体制改革。

　　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91亿元。

　　虽然有关方面表态，地方债务规模总体风险可控，但是债，到点就要还的。而从2012年开始，各地方政府开始进入还债高峰期。还债的钱，从何而来？

　　靠卖地卖资产，当然是地方政府筹资的重要方式，但即使卖光家底，地方政府财政今后日子怎么过呢？如果中央财政也困窘不堪，那么大家都一起勒紧裤腰带再想办法。但现在情况是，中央财政分明非常好过，每到年底各部委账面的钱多到花不完。此情此境下，财政机制改革几乎是势在必行之事。

　　十八大换届后的新任中国领导层，在接受改革开放巨大成果的同时，也面临十年来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及社会发展引发的诸多问题，他们不可能开历史倒车，同时受限于既有条件，也不可能大刀阔斧深入产权体制市场化改革——除非出现巨大的经济社会危机。

　　中国的地球观

　　文/周仲庚，新加坡华点通集团董事局主席

　　2012年，国际体系中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家将试图伸张它们的意志及改变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版图。中国这个古老国度，视野将放在地球、世界、国际，还是民族主义？这将影响人类的前途。

　　要理解公元2012年，我们必须从地球的高度来看这一个时间切片。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假想自己是个太空人，从离地500公里的高度来凝视地球，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合理地推断2012年中国的角色及去路。

　　过去有人说，人们必须站在“世界”的高度来看事情，然而，近几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世界”这个带有人文性质的概念，还是太狭隘了，并不足以令人类惊觉自身的命运。

　　如果说连“世界”的概念高度都不够，那么就更不用说“国际”的概念了。“国际”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人造概念，就像黄河的“上中下游”纯粹是个人造的概念一样。黄河的中游与下游的切断点在哪？人说了算。为了方便划清权力及责任，我们有时还拿更加人为的“行政界线”来定义河流的段落。那么，一条长河的水属于哪个行政单位？水里的鱼虾是哪个单位的财产权利？发了大水，是哪个流段的责任？地球气候变暖，是哪个“国家”的责任？

　　做出以上的前言分析，无非是想对2012大选年这个“国际”政治性的话题先定个调。我们可以从三个高度层次来看这个议题：中国作为“国际”主权体系中的一个国家，中国作为“世界”内的一个文明，或者中国作为“地球”上的一个区域。根据所站高度的不同，我们可能得到不同的结论、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行动。

　　国际大选分羹中国

　　首先，让我们从国际上四分之一的国家或地区，将在2012年进行政党大选或换届来看国际间势力消长的问题。

　　当谈到国与国之间的事物时，人们惯用博弈论来作分析。事实上，博弈论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是失效的。博弈论，最多只能处理四方的问题，当参与竞争的家数超过四方时，博弈论就失效了。因此，中国必须出台一套新思维，才能在今日国际体系中有效竞争。

　　2012年，在国际体系这个层次间，我们面临的是超过四分之一的变量即将变化，原有体系的脆弱平衡面临严重威胁。如何度过这一年，如何防止国际体系进一步脆弱化，将考验体系内大国的智慧。

　　传统上，体系内的大国会采用威慑加怀柔的方式来维持体系的平稳，也就是“胡萝卜加棒子”，一手硬一手软；这种“国际维稳”的思路，以美国为代表。中国由于实力不足，维稳的力量尚不及国际，因此倾向于只用“胡萝卜”来影响国际政局。

　　国不分大小，均有自我意志及自我利益。2012年的普遍政党轮替或换届，势必改变所有玩家的意志及利益，包括那些并不面临政局变动的国家。中国在这个局面中，所能发挥的主轴并不是军事力量（也就是威慑力量），而是经济力量。所有国家，今天还不会期望中国以军事力量来帮助它们伸张意志或保护其利益，但是他们都期望从中国的经济成长中分到一杯羹。

　　在当今国际体系中，想要分一杯中国经济羹的方式有许多。美国希望人民币大幅升值，欧洲希望中国大买其国债，日韩希望中国开放保护行业的投资，俄国希望中国多买其武器，小国希望中国多多接济。中国2012年的烦恼是，如何在国内经济护盘的同时，雨露均沾地缓和国际政权轮替时的焦虑。

　　世界文明的期待

　　然而，如文首所述，如果站在比国际层次更高的世界文明层次，中国能够有所作为，人们将从一种世界性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从而缓和中国在国际体系内的压力，也将使所有面临政权交替大选的国家，因为中国印象而达到一种对世界未来更乐观的心情。

　　例如，中国可以启动众人所盼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改，绝对不只是中国人的事，也是世界之事。

　　全世界的“国家”，都在纷纷容许他国或多或少地进入自己国家的“主权”，以应付传统“国际主权体系”所无法应付的问题。换句话说，“黄河治理各管一段”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主权国家”这件大衣，已经应付不了今天地球上的关键生死问题了。

　　在“国际”的层次上，2012年有25% 的“国家”将面临政治更替，但是在“世界”的层次上，这25%的“政府”代表的是50%的人口。从人口及经济来看，2012年的变局对世界的冲击力，远远大于其对“国际”的冲击力。作为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不管好坏，中国的存在将改变 世界，影响人类下一步文明的走向，这是世界人 及中国人共同的认识。中国的政体，犹如美国的政体、欧盟的政体、俄国的政体，虽然在“主权国家”的层次上，其他国家没有发言权，但是在“世界”的更高层次上，世人都有发言权，至少也有关怀权。否则，世界将更糟。

　　中国的政体，直接决定中国的经济。在2012年及随后的十年内，如果还能继续维持经济的高速成长，行有余力地让国际雨露均沾，国际上当然就不至于期望中国政体出现变化。但是，如果中国的经济未来自顾不暇，国际上恐怕也不会容许中国独善其身。届时，中国将陷入“蜡烛两头烧”的困境。然而，若在此时，中国以世界的高度进行政体改革，世界将会以宽容回报，因为，即使只以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世人也会把中国的政体改革视为一种“长期利多”，而放松对中国的短期“国际义务”要求。

　　以“地球”的名义引领

　　倘若中国在2012年及随后的10年，能够做出一些甚至比“世界”层次更高的“地球”层次举动，世人对中国的“国际压力”将更为缓和。例如，在环保、地球生态、自然灾害防御等措施上，中国做出某些领先世界的实质性动作。

　　即使中国还不能跳脱“国际主权体系”的窠臼，也绝对不能落入一种比“国际观”更低一层次的状态，那就是民族主义的层次。民族主义是一种零和赛局（Zero-Sum），是一种“我们”对抗“所有其他人”的心理状态，它不但不是地球的出路，也不是世界的出路，甚至连国际的出路都不是。

　　2012年，国际体系中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家将试图伸张它们的意志及改变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地图。中国这个古老国度，视野将放在地球、世界、国际，还是民族主义？这将影响人类的前途。当然，这要看你的视野深度，只看一年，或看十年，或看百年，你的结论将不一样。站在地球的高度，“年”只是一个纳米单位，下降到“世界”的高度，一年也不过是人类文明的五千分之一，只有当我们把一年时间放在自己个人的80年生命坐标内来看，一年才可能具有震撼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