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深圳市发布《关于廉洁城市创建中诚信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征求意见稿），规定公务行为将实行终身负责制，公务行为出现过错的，责任的追究不因行为主体的职务变动、岗位调整而分离。（2012年03月18日《 人民日报》）

“公务行为终身负责制”，说白了就是一种责任追究、一种“问责”，它之所以会招惹来众多的眼球，引发诸多的争议，主要就在于“终身”二字。既然任何一个公务行为当中的过错都有可能会影响自己的一生，那么公务人员岂能不谨慎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岂敢拿自己的前途和终生开玩笑？因而“公务行为终身负责制”之下，盲目决策、失职渎职、弄虚作假、推诿扯皮等现象必会自然消失，人人争先进、人人怕落后的局面必将自然形成。这是其获得掌声的主要原因，更是赞成者的主要观点。

“公务行为终身负责制”，是相对于公务行为发生之当下而言的，等于寄希望于将来。终身负责直接针对的是两种情况，一是当下该承担责任而未被追究，二是公务行为的“后效”只能观之于将来、责任只能将来追究。两种情况，可能是由于不作为、乱作为，可能是由于违反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原则，总而言之是权力不规范，不受监督与制约。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结果往往就是责任不能落到实处。责任当下得不到落实，我们却设想责任会在将来受到追究，这实在是一件令人缺乏信心的事！这是中国青年报认为其“注定有名无实”的声音，基本涵盖了诸多质疑和反对者的观点。

“公务行为终身负责制”算不算是一种制度创新，笔者说不清楚，但笔者至少知道“终身负责”并不算什么新名词，而且笔者还知道国人大代表、省高院院长张立勇也是说过“谁用权，谁就要负责一辈子”的话的——“错判不仅引起公众对司法公信力的质疑，也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全体会议审议两院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省高院院长张立勇针对“热点案件关注度高”建议建立“谁办案，谁就要负责一辈子”的错案责任追究终身制。张立勇透露，最快在本月底，河南省高级法院就将出台这一制度，今后，对于发现的可能构成错案的线索，即使被调查对象已经退休，仍要接受组织调查，对于明确认定为错案的，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谁用权，谁就要负责一辈子。”（2012年03月13日大河网）

由此来看，“公务行为终身负责制”算不得什么制度创新，其实际效果也未必就会如赞成者那样所愿。一是既然“公务行为终身负责制”仅是深圳一市行之而全国未行，那么“不因行为主体的职务变动、岗位调整而分离”的责任追究则必然会沦为一句空话而毫无实际意义。二是如果对公务行为的过错缺乏事前制约机制，即使是终身制的问责也未必就能杜绝共性般的事情继续发生。三是公务行为之错可以分为客观犯错与主管犯错，如果事隔多年再进行问责，则极有可能会导致另一种“错案”的发生。四是按照“做事者才会有错，不做事便不会出错”的逻辑推理，“责任追究终身制” 的重压之下究竟会导致多少公务不作为的现象发生，大抵也是个未知。五是在行政生态“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大背景之下，事后的问责极有可能会造成受命顶包的另一番景象。

“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是英国的一句法谚，它体现了对司法程序正义的格外强调,意思是说，即使司法裁判的结果是公正的，如果过迟做出裁判，或者过迟告知当事人，程序上的不公正将使裁判成为非正义的。所以，规范权力的行使，就是要使权力立即负责、当下负责，谁不负责谁丢饭碗，而不是“秋后算账”，更不是所谓的“终身负责”。

事前的约束遏制与事后的亡羊补牢相比，前者是科学主义的制度性设计，更是人民群众的真正渴望与祈盼；后者是消极主义的防范性措施，具有不确定的风险也不具备足够的威慑力。因而，热衷于“终身负责”并不是一种好的现象，它极有可能会麻痹我们规范权力的决心，也极有可能会造成更多消极惰怠思想的产生！

（李吉明2012年3月20日于河南新乡 邮箱：[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