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在全国政协经济组的小组讨论中，多家银行行长否认银行业的高利润。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表示：“在世界上范围来看，中国银行的利差是偏低的。为国家为股东挣钱有什么错？”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表示，“银行的10400多亿利润中，拿去补充资本金就需要8000亿，就剩2000多亿了，绝没有大家想像得高。”

　　这个话题，两会前就曾热议。“这些年，整个银行业数字确实非常靓丽，尤其像今年，中国银行业一枝独秀、利润很高，不良率很低，大家有一点为富不仁的感觉，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有时候利润太高了，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日前，民生银行行长洪崎这样的一番感叹，曾激起一番舆论风波。2月份银监会报告显示去年银行业净利润过了万亿，这个创纪录的数字颇受诟病。

　　然而，吊诡的是，在取得令国际同行自惭形秽的闪亮业绩后，国内银行业者却一反常态，对出色业绩讳莫如深。一位实业企业家对此揶揄道：“如果是走私、贩毒，赚了大钱不敢说，那是因为违法。像国内银行这样，合法渠道赚钱，也不敢说，就真不知道他们在担心什么了。”其实，中资银行面对靓丽业绩讳莫如深的背后恰恰是一种暗含“政治正确”的不得已选择。一个难以忽略的事实是，与中资银行一枝独秀形成鲜明反差的，恰是实体经济最活跃的因子—中小企业不断恶化的融资环境，银行担心背负“为富不仁”的道德批判。

　　如同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桶油”所代表的垄断性央企近年来遭遇的铺天盖地的公众批判一样，近年来，脱胎换骨完成重建的中国银行业所享受的庞大的制度保护和垄断红利，正使其置于批判的风口浪尖；只不过，诸多批评背后，批判者们似乎忽略了其立场和论据背后存在的深刻悖论—比如，外界批判银行业对中小企业融资支持力度不够，但反过来，银行加大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又会带来利差的扩大。

　　过去数年，银行年化净资产收益率多数都可维持在20%左右，远高于一般企业。数据显示，2011年前三季度，A股上市公司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7.2%，而17家A股上市银行净利润占到A股上市公司净利润总和的四成以上，其大量利润来自于存贷款利率之间的利差，是政策保护而非市场竞争的结果，这一切事实，令银行业陷入舆论漩涡中，也在两会代表委员中引发热议。

　　究其根本，舆论对银行业高利润的不容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一种改革成本分摊和利润、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判断。当前，银行1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为3.5%，1年期基准贷款利率6.65%，但除了经营特别好的大企业能以基准贷款利率在银行贷到款外，其他企业基本上不可能以基准贷款利率贷到款，一般都要上浮30%以上，其他费用照常收取。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西安商会会长许智明也认为，银行利率管制政策“劫贫济富”已不合时宜。经历一个时期的财富积累后，仍然通过利率管制对国家银行业进行呵护，显然不合情理，限制利率的政策已无法适应现阶段经济发展需要，其严重的副作用对未来经济发展步伐构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老百姓不满意，企业也不满意。“全国商业银行行业人均净利润高出工业企业12倍，”全国人大代表、宛西制药董事长孙耀志说，“金融业的巨额利润来自于金融业准入限制而带来的行业垄断，垄断阻断了银行利率的市场化，使金融业对贷款经济体收取高额利息及相关费用。”全国政协委员、富力地产董事长张力说：“我们全部是为银行打工，银行赚大钱。”

　　谭雅玲认为，银行利润高不高要看利润取得的路径，一方面国家政策的倾斜给商业银行带来了很好的空间，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第二银行的利润跟西方纯商业银行是不一样的，更多的是靠传统业务得来的，而传统业务在中国政策的倾斜下，中国现实的市场不是很均衡也不是很对等。第三金融是为经济保驾护航的，而我国实体经济压力比较大，实体经济的生产状况和金融实体的作用是严重脱节的，金融机构的利润达到30%以上，工业或者实体经济的利润不到10%，金融对经济的保驾护航的作用不是单纯利润高和利润低的问题，而是产业结构和机构的结构能不能均衡，使经济和金融之间相互均衡的向前发展，对中国实力的壮大起到真正的意义，这是银行家和各位行长应该思考的问题。

　　暴利或非暴利，垄断或非垄断，众说纷纭，各有理论。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就将国内商业银行比作“只吃不拉”、需要“减肥”的“恐龙”，这种规模扩张之路事实上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利润，而且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正在不断积累。

　　中国银行业依靠规模扩张来实现利润持续增长，这个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目前银行高利润记在利润表中，但未来的潜在风险，很可能需要整个系统来买单。未来怎么办？要减少对银行牌照、利率区间等的管制，让银行业更加市场化、更具有弹性。具体操作上来说，提高直接融资比例是一个办法；另一个则是推进银行贷款的证券化，通过创新持续给予实体经济支持。

　　一家大型民营企业的CFO颇为激动地抱怨道，“现在银行赚钱的速度远高于实体经济，这不是本末倒置吗？”而实业界人士的不满，似乎也从2011年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盈利数据中得到支撑：根据wind资讯对上市公司三季报数据统计，沪深两市2304家上市公司2011年1月至9月共实现净利润14870.59亿元，同比增长18.76%，而16家上市银行则实现净利润6920.54亿元，几乎占到上市公司净利的半壁江山，其同比增长更高达31.86%，几乎是平均增速的两倍。

　　其实，当前市场普遍认为，中国银行业的暴利时代正在或将要消失。安邦咨询在其一份研报中指出，金融市场的高度管制、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异化，以及超量的货币供应成就了中国银行业的虚假繁荣，高利润的背后难以掩盖竞争力下降的后果。

　　以2011年前三季度上市银行财报为例，曾荣膺英国《The Banker》杂志2011年全球最赚钱银行的中国工商银行其2011年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为1640 亿元，同比增长28.79%，这其中息差收益对利润增长的贡献度即高达68%。从绝对量上比较，利息收入则占到工行净收入的七成以上。而利差收入对建行2011年前三季度净利增长的贡献度更高达73.76%。不仅国有四大行，大多数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同样是息差收入。 “贷款资产在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或城商行资产中所占比重，往往会高于其在国有大行资产中所占比重。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商行对息差收入的依赖度自然也随之上升。”交银国际银行业分析师李珊珊表示。

　　2012年1月11日，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金融体制改革”研讨会上，多位专家集体炮轰银行，斥责银行靠高利差赚钱太多，要求银行在未来采取切实措施进行改革，而全国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郑新立更直接呼吁，银行赚的这些钱，利润那么多，应该拿出2个点补贴给居民储蓄。

　　从2010年起，随着通货膨胀重新抬头，央行加息的步伐又远远滞后于实际利率水平，中国经济随之进入又一个“负利率”时代，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为3.5%，而2011年全年的通胀率至少在5%以上，居民储蓄存款一直维持在2%以上的负利率状态，通胀之下，“跑得赢刘翔，但跑不赢CPI”成为公众的普遍焦虑。

　　如此背景下，中国银行业仍然维持3%的“高利差”，所形成的畸高利润也被外界批评为“是以牺牲和剥夺储户和存款人利益为前提的。”借用郑新立的话说，现行制度下，普通百姓对银行信任度最高，存款也是普通民众尤其是老人的主要理财选择。银行利润那么多，应该让老百姓存在银行的钱得到正利率，这需要调整。

　　存贷差政策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央行明确实施扩大存贷款利差的政策，此后，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存款管上限，贷款管下限”的利率保护政策至今未有大的突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大面积陷入经营困境，致使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剧增，银行脆弱的资产质量甚至影响到国家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安全，随后国有银行改革方案当中，开出了补充资本金、剥离不良资产的药方，其中，财政注资和高利差政策补贴开始得到执行。

　　2005年，四大国有银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时任央行条法司副司长的李波专门撰文，他认为，在政府利率管制之下，中国银行业的存贷利差已过低，“是银行缺乏恰当激励和定价能力的结果，是我们长期让银行业承担改革成本的结果。随着银行改革紧迫性的增强，在利率完全市场化之前，我们应该首先扩大银行存贷利差……”

　　事实上，高利差政策在帮助国有银行消化不良资产方面居功至伟，仅仅以2005年至2007三年为例，光工行每年通过利润冲销坏账就高达500亿至600亿元。然而，这一旨在助推国有银行改革的补贴政策，并未随2007年至2010年四大国有银行股改上市的完成而退出历史舞台。一个难以忽略的事实是，尽管从2007年开始，呼吁取消存贷款高利差政策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但实质性的改革迟迟未能推进；而进入2009年，随着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一强化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垄断性制度保护，摇身一变，沦为“四万亿”刺激政策之下，中国银行业非理性扩张的利器。

　　非理性扩张

　　备受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推崇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对社会主义转轨经济现象有一个深刻观察，1980年代科尔奈发现，社会主义经济中，国有企业如果出现亏损，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会预期他们的亏损会得到政府的援助，诸如给这些亏损的国企追加投资、减税或提供其他隐形补贴，科尔奈将这一现象总结为“软预算约束”，而转轨经济中的许多问题都与软预算约束有关。

　　软预算约束问题，同样普遍存在于股改上市之前的中国国有银行体系，正如前文所言，上一轮国有商业银行巨额坏账的形成与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历程不可分割，而中国银行业过去5至7年间所掀起波澜壮阔的股份制改革历程，也旨在摆脱此前长期担当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支持体的角色，使银行能够成为“真正的银行”，而非准财政机构。

　　从上述角度讲，高利差保护政策在世纪之初国有银行改革特定的大背景下，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然而今非昔比，正是在利差保护政策保驾护航之下，使得商业银行对传统的存贷款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产生了政策依赖性，随着2009年“四万亿”刺激计划一声令下，中国银行业纷纷走上规模扩张的不归路。

　　“对银行吃利差不满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外界对2009年以来商业银行高度同质化，纷纷采取‘以量补价’规模扩张的模式的批判。”一位股份制银行高层曾向本刊记者坦言，在信贷大投放背景下，不冲规模，不做大自己，就意味着放弃市场份额。

　　暴利之源：高息差+频收费+狂发理财品

　　首先，存贷差是银行高额利润的大源头。2011年1年定期存款利率是3.5%，而1年-3年的贷款利率却高达6.65%。这样政策，确保了银行业3%的利息差，可谓“坐等收钱”。

　　2011年前三季度，五大国有银行净息差收入占总营收的75.7%，其他股份制银行净息差收入占总营收比例则超过90%。在利息收入方面，五大行的同比增幅均在30%以下；而其他股份制银行利息收入增长则相对突出，除兴业银行增幅27.6%以外，其余银行增幅均在30%以上，其中华夏、南京、民生三家银行的增幅超过40%。

　　2012年2月4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在谈到中国利率市场化时指出，中央银行还在调控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控制了存贷款的利差，中国金融业丰厚的存贷款利差是他们获取利润的重要的来源，这也是得到市场众多批评的一点。

　　也有分析直接指出，存贷款利差能喂肥银行有其先天优势，主要是因为这个利差是由国家规定的，国家给银行较高的利差，银行就能保证赚更多的钱。

　　其次，除去稳赚的“高息差”，银行还有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和佣金收入，这部分普遍高于“息差”增长的速度，占银行营业收入比重逐步提高，日益成为银行利润重要增长极。

　　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银行业的服务项目共计1076项，其中226项免费，占比21%；收费项目850项，占比79%。在银行业服务项目中，个人业务服务项目共276项，其中个人有偿服务项目共196项。换而言之，从你因为银行卡开始跟银行打交道起，你的“付费之旅”也就起程了。

　　据武汉大学法学教授孟勤国披露的《银行卡收费不当问题调查研究》报告指出，2003年10月1日出台的《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明确银行收费项目仅300多种，而现在《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列出的收费项目已多达3000种，7年时间增加了10倍。

　　另外，紧缩政策以来，银行疯狂发行理财产品，在变相揽储的同时，其隐形收费也不菲。随着各大银行普遍呈现出“钱紧”的状态。为了应对月末、季末监管层的存贷比考核，达到吸引资金的目的，各家银行不断抛出诱人的收益率“馅饼”，大发理财产品。

　　银率网数据显示，2011年上半年各商业银行共发行理财产品9371款，7月、8月、9月、10月分别发行1809款，1770款，2149款，1927款。而交行、中行、工行、建行等大行发行量基本占据各月的前三位，交行屡次登上发行量排行榜的第一位。而截至2011年10月28日，各商业银行共发行理财产品1927款，发行量环比回落，发行量排在前三名的依次为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

　　虽然交行享有 “发行王”之称，但其理财却巨额亏损，屡遭储户投诉。今年以来交通银行一信托计划投资的4只分级基金中有3只出现暴跌，最多的下跌幅度接近50%，今年交行理财在这3只分级基金上的亏损额超过1亿元，亏损幅度超过20%。

　　对于投资者而言，银行理财品不仅收益率不保，同时还含有不少的隐形收费。据介绍，大多存在于非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中，包括销售服务费、理财资产托管及保管费、管理费等等。由于银监会没有对理财产品的收费进行明文规定，各银行大多根据自身成本自主定价。而各个银行间的收费标准也有很大差异，有些只有百分之零点几，而有些则超过3%，弹性较大。

　　谁为暴利买单？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鲁桂华认为，广大的存款人和借款人，皆是最大的受害者。鲁桂华说，银行业暴利是因其双向垄断，作为垄断存款机构，有动机和能力压低存款利率掠夺存款人；作为垄断贷款人，有动机和能力提高贷款利率掠夺借款人。中国的存贷款利差，是全世界最高的。

　　也有分析指出，中国的实体经济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一方面，居民存款负利率长期化，百姓财富在物价上涨中被侵蚀。部分投资者甚至选择民间借贷等理财方式，使得我国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的规模不断扩大，累积了一定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银行贷款利率和贷款中的隐形成本不断攀升，大大提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恶化了实体经济的生存环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当前银行经营指标层层分解，与基层员工收入密切相关，依靠银行自身无法解决其高盈利问题。郭田勇称之为“骑虎难下”，加之利率市场化改革又难一蹴而就，他提出了一种中间性、缓冲型的解决方案，以适度缩减银行利差以平衡各方利益。他说：“通过单边或双边加减息的方式将银行利差缩小0.5%-1%，银行盈利将减少三四千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