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成也小平、败也小平 

纪念小平同志南巡讲话20周年，很多学者都撰文评论，当然，其中的歌功颂德占很大比例。不是纪念小平同志，是纪念一个事件，不需要那么多的溜须拍马吧。我很奇怪，大家讲小平的伟大，不是讲70年代末由他主导而开始的中国改革，却将南巡讲话看得更重。相信一些独立的学者一定会将70年代末开始，并在80年代进行得风风火火的中国改革看作是真正的改革开放。虽然我是70年代末生人，80年代还是一个少年，因此，不可能对社会有太多的体会的记忆。但通过阅读一些过来人的文字，知道在小平倡导并由胡赵二位先生具体实际执行改革的80年代，是一个让人看得到希望的年代，甚至有学者说80年代才是真正的改革年代。因为，在那个年代里，首先是政治氛围比较包容、开放和轻松，从备受压抑的混乱的年代过来的人们感觉到了一些能够符合人性的东西可以拥有了；其次是经济上对民间力量的鼓励，被抑制的生产力开始释放，市场上出现的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小平同志的伟大正是体现在这个年代的重要决策上，在政治上，他能提出政治改革（提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基层选举、言论自由等），在经济上，他能鼓励并保护民营企业家。

小平的得与失

二十世纪70年代末，亲身经历了政治上起起落落的邓小平，终于掌握了中国的最高权力，能够按照他思考的中国的发展道路的方略去显身手。但是，从长期的个人崇拜和政治运动中过来的人，在思想观念上有很大的分歧。一些人认识到了那种状态的不好，中国需要的是一场彻底的改革；但另一些人却被意识形态固化了，认为必须将原来毛的路线继续执行下去。因此在思想上就有了改革和保守的区别，当然，在中国有很重要影响的元老，也存在这两种不一样的主张。小平同志作为最高权力者，可以决定中国最重要的决策，当他支持改革时，改革派就会占上风，而当他偏向保守派时，改革就会受到阻碍。

小平的伟大和魄力在于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即当人们从饿肚子的年代过来时，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解决吃饭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如何释放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那就是必须改革农村的土地制度。以小平为首的领导人，容许了后来被誉为中国改革的起点的安徽土地改革，同时也允许个体劳动者的生产经营活动（注意，我用的是允许这个词）。当然，小平的伟大还体现在其当年倡导的政治改革，后来的学者研究表明，没有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作为保障，经济也会被拖后腿。因此，80年代的整体的改革稳步推进时，人们能看到希望。

然而，小平后来的表现表明他本身不是一个完全的改革派，因为，当改革要触动既得利益时，甚至影响到他自己的权威时，小平在80年代末又亲手将自己开创的中国改革终止了。是的，中国的改革在80年代末结束了。当他再一次以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时，他想重启改革，但这一次的改革绝没有70年代末开始并于80年代末结束的改革来得深刻和有益。

南巡讲话不值得大谈特谈

今天作为二十周年纪念的是小平同志第二次的关于改革的讲话，就是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言论。之所以说这次的改革没有值得太强调的，是因为这次的改革取得了表面的经济成就的同时，埋下了更深的认识混乱和改革失败的祸根。

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的小平同志，在中国当时的意识形态里还不能接受的情况下敢于采取市场经济，并指出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不能划等号；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也不能划等号。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小平的伟大，将信仰层面的主义和实际的手段区分开来，对于解决当时的经济困难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人们就认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可行的。这恰恰是问题之所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是公有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是私有的，经济学家们已经说明“清晰的产权是市场的前提”（这个产权就是私有产权）。在小平的概念里，这个前提，公有的社会主义也不存在问题，并胡乱的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几个标准（我们把资本主义用这几个标准来衡量，也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判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就是看生产资料是公还是私。小平完全有权威带领中国走清晰产权的市场经济的道路，放弃没有意义的社会主义这顶帽子。但他没有朝那个方向走，没有去成就他更伟大的中国改革。就是因为带着这顶帽子，拥有权力支配公有资源的部门，就有很多理由做违背市场的事。

为了鼓励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小平提出了一些看似很合理的政策主张，但在实际中却会走样。比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政策可作两种不同的解读。按照字面意思，我们可以理解为：第一，是以前的制度出了问题，一些有能力的人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本应该得到更多的社会财富，但是旧有的制度不允许他们拥有更多的财富，这样会打击社会生产的积极性，因此，必须改革以前不合理的制度，使得能者多劳同时也可多得，即可先富起来。这一解读导致的社会经济制度朝好的方向发展，这能鼓励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我想，这也是邓小平提出这个观点的本意。但是，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不管你是否能力更强，权力部门让你富起来你就可以富起来，这导致的结果是权力对资源的配置，大家在争当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时，不是像前一种理解的那样为社会多创造财富多做贡献，而是通过攀附权势便能达到，这会导致“权贵资本主义”或者说“坏的市场经济”。正确的改革当然是取前一种而防止后一种情况的发生。但在改革过程中，时时都有这后一种情况发生。而常常出现这后一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正是前面提到的对市场经济的制度要求认识不到位，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要求的法治环境，而要建立起真正的法治社会，就必须要求那被关闭了的政治改革。

在二十世纪90年代初，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国内的改革停滞不前，小平同志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又充当了改革者的角色。但这一次，他只谈经济改革，不提政治改革了。当然，自小平南巡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看起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经过若干年高速经济增长后，中国的改革也进入了艰难时期。因此，当朱先生领导90年代的中国经济改革时，其雄心勃勃制定的改革计划，没有一个顺利完成了的，且导致了一个极其糟糕的结果，将中央政府变得非常富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不是藏富于民而是藏富于政府，不能说这样的改革是成功的吧？

同时，由于只强调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忽略制度建设，以GDP作为衡量任何事的绝对标准，也带来了其它的问题。学经济学的人就应该知道，什么收益后面都是有成本的，GDP的取得当然也有成本，当社会从政府官员到普通百姓都有了GDP崇拜后。我们就看到了中国社会为了GDP而导致的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开采和索取、生态受到无法换回的破坏；地方政府官员为了GDP进行的侵犯老百姓利益的事层出不穷；整个社会为了利益的不择手段和道德败坏。正是因为片面的强调经济增长，中国的发展现在成了不长骨骼只长肥肉的不健康的青少年。

因此，当南巡讲话20周年之际，不应该只是歌功颂德，更应该是反思这20年来的中国畸形的发展。当我们高度评价小平倡导的中国改革时，必须清楚的知道，作为伟大改革者的邓小平，是二十世纪70年代末的领导人，而不是90年代只谈经济的邓小平。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学者们在中国改革中的角色。不客气的说，中国的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们，没有几个人是值得尊重的。因为作为学者，必须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同时具有敢于说出真理的勇气，而绝不是为掌权者唱赞歌和为他们的任何主张写注释。但在中国改革过程中，很少有学者能强调改革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尤其是在执政者不愿意进行的改革上，敢于直言和批评。当然，我尊敬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是值得尊敬的一位，其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敢于逆国内舆论的潮流，提出后发劣势的警告（此不需要过多介绍），小凯教授与合作者提出“经济改革只是更大规模的宪政转轨的一部分内容”，就显示了其作为真正知识分子的洞察力，现在，有学者重新强调小凯的主张。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敢于批评的人，这些批评只是为了让一个社会更好，因此，那些只为中国经济唱赞歌的所谓“学者”，根本不配得到尊敬，当然，他们应该得到了需要他们这样表现的人的回报。还有一些学者，想方设法为政府设立各种税赋的，根本就不是学者，纯混饭吃。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者，一定会主张限制政府的权力，当然也一定反对政府不受限制的增加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