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2012年，中国人口红利耗竭，劳动力短缺局面形成。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2012年2月13日表示，中国人口转折点走在经济发展阶段之前，劳动力短缺将会前所未有地表现出来。
解决中国目前劳动力短缺矛盾，眼前的办法，只有全面放开户籍政策，取消户籍限制，居住地和劳动地统一，户籍登记地由公民自由选择，让劳动与户籍匹配。
中国城乡“人户分离”现象，不利于现代社会管理，也与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相左，与人权理论更不相容。直辖市不对农民工开放，但必须对大学生开放，即使不从劳动力短缺角度看，无论从那个角度讲，也是不能再延续下去的隔离政策。
在转变增长方式、创造新的增长源泉时，应当充分利用中国当前劳动力无限供给为我们带来的一个劳动率递增延缓的缓冲时间，最大化就业，最大化利用人口红利，同时发展教育与培训，加快劳动力转移，同时还要创造条件，清除劳动力转移障碍，包括现存的制度性障碍，保持劳动力增长源泉。
解决长期经济增长问题，只有放开一胎生育政策，准许全民所有人口生育两胎的政策。国内消费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源泉，青少年人口比例下降，经济增长必然下滑。
人口学家所谓的“人口红利”的含义即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当前，我国可以获得的人口红利对G D P增长的贡献率占到了26.8%。
1978年到1998年20年间，物质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8%；劳动力(不含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在24%；教育程度提高形成的人力资本，贡献率为24%；劳动力转移的贡献率在21%。
按照现有的人口发展变化曲线看，人口总量2030年到达最高点，为14.06亿；劳动人口在2020年左右达到顶点，为9.23亿；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在已经开始以极快速度下降，并将一直下降到2013年。同时，中国的劳动人口平均增长率并不像人们一贯认为的那样高，今后一段时间内，甚至不如发展国家的1.1%的平均增长率，仅仅是0.4%。
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在人口的增长速度和人口总量，而取决于人口的结构。人口结构较好，社会就可以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以“总抚养比”做人口年龄结构指标进行研究的结论是，1983年至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在26.8%。抚养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中国人均G D P则上升0.116个百分点，反之相同。
投资，只是时间问题，早晚都在；教育，不是加大投入就能培养出有用人才。只有生育和户籍政策改变，促进经济增长就在眼前。
中国的户籍和生育政策放开，不会天下大乱，只对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和执政者的执政有利。当然，城市拥挤、拥堵是必然现象，解决城市拥挤和拥堵问题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化和现代城市管理的应有之义。
中国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将对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影响是致命的。
2012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