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中虽然总体上实现了经济增长，但是由于人们在初始禀赋和经济权利上的不平等（尤其在城乡之间），经济发展的结果就有欠平等。中国要想在二十一世纪实现伟大的复兴，必须要通过各种改革，使收入差距降低下来，同时不影响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正是中国实现改革的良机，因为在目前促进公平的改革（如土地、劳动力、信贷等要素市场的改革、打破国有部门垄断、实现城乡融合和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同时也是增进效率的。

　　转变政府职能

　　在经济转型的早期阶段，后进国家的经济结构相对比较简单，且生产技术远离世界技术前沿。在这种基于投资的经济发展阶段，由于后进国家可以模仿和学习现成的技术，强政府和集权的金融体系可以比较容易地组织资源，从而实现较快的经济发展。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中的信息就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在消费领域，民众对私人品和公共品的偏好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人们的需求会逐渐超越单维度的经济增长，对医疗、教育、文化和权利表达会有更大的需求。随着人们的偏好日益多维化，政府会越来越难以知道民众的需求。消费领域信息的复杂化会相应造成生产领域信息的复杂化。同时，随着发展阶段的提高，在生产领域，基于知识的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信息的复杂化会使得政府的管理变得越来越困难。

　　因此，政府应逐渐退出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和干预，更应扮演规制制订者和实施者的角色，同时要保护好产权、促进公平竞争，更多地激励经济主体（企业、个人）发挥其创造性。相应地，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应该更多地通过放松管制和推动要素市场改革向微观经济主体倾斜，降低政府税收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职能也应相应调整。在经济职能方面，随着市场体系的健全和完善，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应该变得更加间接，更多地让市场机制来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同时政府应该将精力和资源转移到提供公共品方面去。随着“单位制”的解体以及家庭和家族纽带的松散化，传统的公共品提供和风险分散机制趋于瓦解，政府必须在公共服务方面（尤其是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方面）承担起相应职责，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失和不足。

　　在短期内，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官员的考核，也应加入环境、居民满意度等指标，以改变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的状况。长期的治本之策则是稳妥地推行政治体制改革。

　　除此之外，政府还应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来缩小收入差距。政府不仅应在分配方面通过适当的税收和转移支付进行调节，也应创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使初次分配尽可能公平。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应加强反垄断和反腐败的力度，减少由于政治权力和社会关系结合起来配置资源而引起的社会不公。在初始禀赋就不平等的情况下，应该对弱势群体（如农民）适当加大帮扶力度，尽可能创造公平的发展机会和创造就业，提高不同阶层人群的社会流动性。

　　 推动城乡一体化

　　二元经济结构在促进资本积累和推动工业化方面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的资本稀缺性已经大大下降。所以，现有城乡二元结构的负面影响，如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国内需求受到制约等，就逐渐凸显出来了。现有的二元结构还对中国的城市化产生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使得集聚效应得不到发挥。现有的二元结构还削弱了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和研发的激励，因为企业总是可以雇用到廉价的劳动力。

　　长期来看，城乡分割使中国锁定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上，不利于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在收入分配上，即使资本稀缺性大大下降，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仍然大大低于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可见，推动城乡一体化和促进城乡融合是一个“一举多得”之策：既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和谐，也有助于中国走出内外失衡的困局，同时还是实现技术进步的先决条件。推动城乡一体化和促进城乡融合的实质，不只是将农民从农村搬到城市里，还要在制度上减少城市对农村劳动力流入的种种限制，逐渐实现进城的农民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赋予其平等的发展机会。同时，政府还不应忽略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必须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就业能力，才能使他们适应未来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

　　在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制度转变中，中央政府必须在制度建设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因为这很可能并不符合城市的地方政府的短期利益。中央政府还应在城乡融合的进程中促进地区间的协调行动，防止每个地方都不愿意先行动而使整个城乡融合的配套制度建设陷于僵局。

　　推动要素市场改革

　　虽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取得长远发展，但是，最终产品和要素（中间产品）的市场化是不对称的。最终产品基本上得到了市场化，而要素（中间产品，如土地、劳动、信贷)的市场化却非常滞后。如城市土地，实际上基本为地方政府控制。由于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原因，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受到严格限制，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度受到很大限制。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来看，中国下游（最终产品）产业的厂商（大部分为民营）是竞争性的，而上游（要素或中间品）产业（大部分为国有）是非竞争性的（垄断或者寡头）。

　　同时，由于下游厂商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成本低，产品竞争接近于完全竞争，因此利润率极低；上游要素和中间品市场的垄断对下游产业来说是雪上加霜，提高了下游产业的投入品价格，使中国的下游企业过早地在全球竞争中丧失了竞争力。

　　近年来，中国土地（房地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过早上升就表明了这一点。要素市场改革的滞后，严重地挫伤了下游产业的发展及其就业创造能力，同时加剧了上下游产业间的收入差距。所以，要素市场的进一步市场化和打破垄断应该是下一步改革的当务之急。

　　土地市场的改革尤其重要。在土地充分市场化的国家中，随着经济发展，由于资本和劳动在资源配置中的相对重要性会不断上升，而土地的相对重要性会不断下降，土地的价格上升速度要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例如，美国在1900-2000年这一百年的时间里， 国民收入翻了好几番，但土地的实际价格只上升了24%。中国现有土地市场改革的滞后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效率和公平。因而，必须推动要素市场改革，以释放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

　　改革金融体系深化对内开放

　　金融体系可以帮助经济主体跨越时间和空间地配置资源。好的金融体系可以放松经济主体面临的约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坏的金融体系则会放大经济的扭曲，加剧资源误配，拉大收入差距。

　　中国的集权式金融体系的效率还比较低，金融资源仍集中在国有部门，更有效率的民营部门并没有得到多少金融资源，民营部门的融资难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从宏观上看，中国的金融资源出现了相对过剩（流动性过剩），有些年份实际利率甚至为负；而从微观上看，很多有效率的项目却得不到融资，这也造成了中国经济过于依赖FDI（外商直接投资）的情形，而基于FDI的出口又加剧了经济的外部失衡。此外，中国目前的金融资源更多地集中于城市部门、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和高收入阶层，而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使得拥有金融资源更多的人获利更多，加剧了国内的收入差距。

　　所以，金融体系的改革也是“一举多得”之策。中国下一步金融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建立更加分散化的金融体系。这样，金融资源就可以更多、更好地配置到民营部门、农村地区、内地和低收入阶层，这会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和缓解内外失衡。

　　如果让民间资本进入更多投资领域，使金融资源配置到更有效率的项目上，不仅能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也有助于化解流动性过剩和金融风险。值得注意的是，金融体系的改革必须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调整相配合。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当调整会过早地提高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而如果没有金融结构的相应调整，企业就会受到融资约束，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反而会“挤出”企业的研发资金。

　　只有在金融体系的改革放松企业融资约束的情况下，城乡二元结构的调整才会使企业在面对更高的劳动成本时，走上以创新带动企业发展的道路。在金融结构选择上，债券类金融工具是对制度基础设施要求比较低的金融工具，应该大力发展。

　　经济学研究和世界经济发展史都告诉我们，初始禀赋的平等加上好的制度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比如，初始禀赋的平等程度的不同，使得北美洲和拉丁美洲走上了不同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路径。

　　而人们在经济地位上的平等，不仅使民众可以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而且还有助于实现平稳的政治转型。

　　回顾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发展道路上的难题都是在改革中来化解的。现阶段出现的好些经济问题是结构性的，正如199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重大结构性改革解决了中国经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一样，现阶段的经济问题也必须通过结构性改革来加以解决。中国应不失时机地将改革推向前进，从而才有可能在二十一世纪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才有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