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为何不能进入中国最高权力机关


 

 

    中共十八大结束后,中国人民记住了一个女性的名字,她叫刘延东,是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之一,而且是其中唯一的女性。之前从没有任何女性担任过常务委员,并且在当代中国,最有政治权利的两名女性分别是毛泽东主席的妻子和周恩来总理的妻子。

    如此说来,似乎女性在中国的地位有所抬升了?这倒未必,看看中央政治局,7位常委全部都是男性,这就意味着未来十年内,中国最高权力机关中将继续没有女性的声音。这就不免让人产生疑问了:女性为何不能进入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呢?

    依然从中共十八大说起,在该会议的会场上,那些身着便捷帅气的西装、梳着干净整齐的发式、不停奔波于其间的女性,特别引人注目,她们是会议的部分背景,更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几百名从全国选拔出来的女性在大会召开的一周内担任礼仪小姐,并且在中国共产党任命下一届领导人期间,不管是在人民大会堂还是在北京市西部的媒体中心,她们的身影都随处可见。 

    然而,这些“礼仪小姐”只会出现在官方场合,如提供茶水、引领人们走向席位、排列整齐的站在摄像头面前。在2009年建国六十周年的阅兵庆典,以及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颁奖典礼上,她们的身影都是最为抢眼的。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她们频繁出现在各个领导身边,微笑着提供茶水,却不能够坐在那个位置上!

    这样的情况,似乎正在说明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女性因经济增长的水涨船高而有所获益,但事实上,在妇女权利上,她们正失守自己的阵地。就说今年的党代表大会,即便有512名女性代表,然她们的人数只占总人数的23%(不可否认,高于10年前的18%和美国参议院的20%),可是一个事实是,同样地位的人在中国的正式选举中,其影响力远远小于美国。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年度全球性别差别报告显示,与全球其他国家相比,在两性平等问题上,中国的排名已经从2008年的第57位滑落到今年的第69位。在过去的30年里,两性平等的问题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只有很小一部分女性在商业和其他一些领域担任要职,很多女性仍然在从事着地位较低的职业和服务行业。

    在现实社会中,有人感觉中国现在已是女强男弱,因为女性在很多方面的表现都比男性更强。或许还有更多的有类似的看法。但这其实不过是一些表面现象,是以偏概全的结论而已,还有很多的现象是不能被忽视的。

    根据全国妇联2011年发布的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来看,虽然70%的女性拥有自己的工作,然而城市妇女平均年收入只有男性的67.3%,在农村这个比例只有56%;在家庭暴力这种极端的性别歧视中,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女性;在今年夏天的的高考提前批录取中,有的学校限招女生、有的学校是女孩入学录取分数明显高于男孩入学录取分数。

    这些都显示女权在中国仍是问题,并且性别歧视似乎还越来越严重,这种男女平等不是说一句“妇女能顶半边天”就能实现的。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深刻的原因呢?

    在中国流行着这样的观念,即“男主外、女主内”,根据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现在认同这种观念的男女比例较十年前均有所上升。而这一群人是被认为最有希望改变性别歧视现象的“80后”、“90后”,尤其是新一代年轻女性对生活有更高的期待,在追求与男性同等待遇遭遇不公时,总会追问为什么。

    是否正是因为女性发现了不公平的存在,想要得到却又得不到,于是反而变得更绝望,转而屈服呢?其实,另一句“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之类的话,是女性面对困难时的现实选择。如果女权是一场革命,那它将是世界上最漫长的革命,这运用在中国就显得特别适合。

    与之同时,在互联网和微博逐渐扩大影响的大环境下,女权及公民行动难道就不能从中发现新的契机吗?事实上,虽然互联网让中国人能更便捷地获取信息,可以相对自由地对社会问题发表意见,但互联网的实际作用尚不确定是一大问题。而且,很多网上资讯是不可靠的,很容易被删除,微博更是政府的“好朋友”,方便了他们的监控。更重要的是,在网络上会用转发,并不代替就是直接行动与参与,其传播效果是极为不理想的。

    在此也不得不承认,妇女权利在互联网上仍是边缘话题。很多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性别观念陈旧,对女权很排斥,甚至攻击女权主义者,这十分令人心寒。而且,中国的开放程度依然有限,很多问题并不能引起大范围内的关注与共鸣。正如有外国人说,“不是不感兴趣,这个我可以确认,是因为中国的体制不透明”。

    因此,中国现在急需要一项政策来提高女性的地位,比如提高女性的教育、提高可负担得起的幼儿保健和基本的社会服务。如果一个国家把发展经济和保持社会稳定放在发展社会之前,性别歧视的问题就注定会产生。从历史文化角度来看,中国女性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不受重视,诸如吕后、慈禧之类的人物不过是玩弄权势而已,自然也不排除武则天是有真本事的,而这就是女性不能进入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