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基于一个在多方面改进后的养老金模型，预测了今后38年中国城镇职工养老金（包括企业职工养老金统筹账户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体系收支平衡可能出现的状况。研究发现，在短期内中国养老金收支压力主要来源于转轨成本；在中长期内，人口老龄化逐渐成为导致养老金收支缺口的更为主要的因素。在我们假设的基准情景下，如果不发生任何改革，中国城镇职工养老金缺口将给财政造成巨大的负担，至2050年将达到当年财政支出的30%，2013-2050年间养老金累计缺口的现值将相当于2011年GDP的83%（其中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统筹账户累积缺口为69%的GDP，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累计缺口为14%的GDP）。如果考虑农村养老金今后可能出现的缺口，整个养老金体系对财政的压力会更大。

　　本研究用一套在多方面改进后的人口预测模型和养老金收支模型，估算了中国城镇职工养老金（包括企业职工养老金统筹账户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体系在今后38年将面临的收支缺口，并分析了产生这些缺口的具体原因和模拟了若干改革方案。

　　中国养老金体系将面临的两大主要冲击，一是人口老龄化，二是养老金体系从单一支柱向多支柱转轨导致的成本。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养老金的冲击，有很大一部分可以归因于建国后中国人口相关政策的变化。七十年代人口生育政策转变后，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3以上逐渐下降到近年的1.6左右。生育率大幅下降带来的重要影响是，在今后几十年内，中国老年（退休）人口将快速上升，而八十年代后的新增人口相对较少，劳动力供给（缴费人口）将出现负增长。

　　老年人赡养率是老人人口与劳动力人口的比率，代表了一个经济体内单位劳动力所负担的老年人口数量。从目前的人口数据来看，中国的老年人赡养率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从图8-1中的联合国人口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赡养率的上升将会十分迅速。在2020年，按联合国定义（65岁以上为退休老人），中国老年人赡养率就将超过目前韩国的水平。至2030年，中国老年人赡养率将与西欧各国的目前水平趋同。而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赡养率将超过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的日本的目前水平。

　　

　　图8-1的数据表明了未来中国整体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本研究的人口预测在联合国人口预测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城镇和乡村。通过模型得到了从2012-2050年期间，中国城镇和乡村两层面上，区分男女的每一岁人口数量。在模型给出的人口数据基础上发现：如果目前中国的退休年龄不变，至2050年，中国城镇60岁以上退休男性和52岁以上退休女性分别将达到1.74亿和2.56亿，而20-59岁的男性和20~51岁的女性分别为2.41亿和1.78亿。在这一口径下中国老年人赡养率将在2050年上升至103%，而在2010年这一比率为23%。以上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将由目前4-5个劳动力赡养1个老人转变为约1个劳动力赡养1个老人的局面，将带来了巨大的养老压力。

　　对养老金体系的另一重大挑战是转轨成本。转轨成本是在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新制度比在没有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同样的新制度需要增加的成本投入。因为在过去现收现付制基础上建立基金积累制，必须兑现过去制度累积的债务，而新建同样的积极累积制则没有过去债务偿还问题。

　　这样，过去制度积累的债务就成为制度转轨必须付出的成本（赵俊康，2005）。目前中国养老金政策的依据是国发【2005】38号文件，即《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

　　参照该文件，中国养老金区分为统筹账户支柱和个人账户支柱，其中统筹账户采取现收现付的政策，个人账户为基金积累制。这一改革导致中国养老金将会存在相当长的一段转轨期，直至“老人”和“中人”全部消失。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养老金的转轨成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出养老金的转轨成本正是造成中短期内中国养老金账户收支压力的主要原因。但本研究的研究发现，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现收现付制本身的目标收支群体数量关系将发生逆转，人口老龄化导致的老年人赡养率上在一段时间之后将取代转轨成本成为中国中长期内养老金缺口的最主要成因。将转轨成本和老龄化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内，以更完整地估算养老金的收支缺口，是本研究的贡献之一。

　　另外，我们运用了一个城乡二元的人口迭代转移模型，其中包含对城镇和农村不同年龄段人口的预测，可以比现有研究更加准确地反映了城镇化对城乡养老金收支的影响。本研究在完善了对交费人口和退休人口的预测的基础上，模拟了现行制度延续条件下中国养老金统筹账户所需要的财政补贴。结果表明，在基准情景下，如果没有任何改革，中国养老金体系将面临巨大缺口而不可持续。为了避免由此而来的财政危机，本研究提出除了推迟退休年龄之外，还必须将大部分（如80%）上市国有企业股份划拨给社保体系。

马骏、肖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