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切实降低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成本”与“适当扩大社会融资总规模，保持贷款适度增长”一道列入明年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显示新一届领导层关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表述确有新意，绝不是维持货币政策现状不变。

　　我之所以认为“高融资成本”是必须攻克的货币政策改革三大难题之一，是基于对国内金融现状的观察而深思熟虑的结果。

　　谈到国内金融现状，货币超发与债务扩张是两个相互连带的现实。一方面，货币超发所反映的是货币占用从消费品货币化向资本品货币化转变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债务扩张所反映的是超发的货币不能流畅地转化为国民收入而形成的货币过度占用。抛开究竟是什么原因阻碍了超发货币转化为收入不谈，先来看看融资成本是如何影响货币超发与债务扩张的。

　　众所周知，货币的本质是商品周转的媒介，周转的时间越长，占用的货币越多。与此同时，货币作为资源使得其占用是有偿的并产生相应的占用成本（作为资本的货币，占用成本是利润，作为债务的货币，占用成本就是融资成本）。该等占用成本同样会伴随周转时间而放大，以至于加剧了超发货币在不能流畅地转化为国民收入时形成的货币过度占用。结论是融资成本越高，超发货币的现象就越严重。更好理解的是，由于融资成本（利息）与融资本金的性质都是债务，因此，融资成本越高，债务规模越大。

　　到底是不是过火的调控政策阻碍了超发货币转化为收入其实不是关键，关键的是经济持续减速必然加剧货币超发，同时加剧债务扩张。糟糕的是，当经济减速遭遇高融资成本，支付融资成本就变得比追求利润更重要，而伴随利润的萎缩，实体经济的运行趋向于空转（微观表现是营业额还在增长，但在支付利息后盈利却没了），投资的积极性也因此受到压制，于是便产生了所谓宏观经济的债务型收缩，由此进一步加剧经济减速。

　　我历来以为，国内的高融资成本问题首先是一个理论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问题。当美联储极其追随者与控制货币数量进而抑制通胀的货币主义思维渐行渐远的时候，国内货币当局依然相信高利率可以约束融资需求，进而在控制货币数量的前提下实现低通胀目标。不幸的是，由于片面地将通胀指标界定为CPI,加上国内CPI的波动更多的是由猪肉、生菜之类的小农经济产出决定的，在国内农业产出所涉及的社会融资微乎其微的情况下，紧缩货币与抑制通胀之间的逻辑根本无法成立。

　　令人费解的是，既然宏观经济的债务型收缩是当前世界经济的头号难题，为什么世界上大多数央行都选择了零利率至少是低利率政策，并竭力以量化宽松加以维护，而国内央行却偏偏选择了高利率，并打着利率市场化的旗号加以推进？

　　在我看来，到2020年实现收入翻番的目标并不难，难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化解宏观经济的债务型收缩风险。否则，实现翻番增长目标之后的经济下行风险会变得更大。为此，本届政府必须尽快攻克高融资成本这一难题，并在未来两年之内彻底扭转因高成本融资而导致的货币过度超发以及债务过度扩张，加快货币周转，提高货币效率，增强全社会融资的偿债能力，如此才能确保今后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顺便说一句，与大禹治水的秘笈在于疏不在于堵的道理一样，旨在化解宏观经济债务型收缩风险的货币政策，降息的意义远远大于融资规模。这一方面是由于降息后往往会诱发融资规模的低成本置换性扩张，另一方面是由于降息所刺激的需求增长可降低全社会融资的偿债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