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各级政府的官员都明白，许多问题都积重难返，只要自己任内平平安安，管他以后这个地方怎么样，自己高升了，就不用管了。

　　所以，他们宁愿动用大量的人才物力财力去抓上访的人，而不愿意去真正解决问题。

　　同样，对于棘手的问题，职业经理人也深谙太极玩法，推、拖、拉手法熟练，把问题掩盖，只要金融杠杆玩得够好，能够对股东交代，在任内不要出事，就可以了。等到出事的时候，自己已经拿着高额的报酬去享受生活了。

　　这种棘手的问题会逐步累积，直到企业无可救药为止--比如IBM和日产。

　　当我在看《大象也能跳舞》这本书和戈恩关于拯救日产的描述时，别人为郭士纳和戈恩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勇气所佩服，我却在想：这以前的经理人干嘛去了，这么明显的问题，为什么不早期解决，非要等到问题累积到这种程度。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在具体处理方法上，东西方的人如出一辙，同样贪婪而懒惰。所谓的先进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不过如此。

　　而且，在中国地方官员和西方经理人身上，还有其他非常有趣的相同点。

　　中国的地方官员绝对不敢觊觎中央权力，西方的职业经理人也不敢觊觎董事的地位。

　　西方经理人有郭士纳、韦尔奇这样的企业明星，中国地方官员也有许多政治明星。

　　要进入公务员队伍需要参加公务员考试，要成为职业经理人要经过MBA教育洗礼。

　　中国地方官员有政绩考核， 职业经理人有业绩考核。

　　中国地方官员的升迁决定于几个上级，职业经理人的去留决定于几个董事。

　　中国的地方官员忙得要死，星期天都没有，西方的职业经理人也勤奋得要命，每天很少睡足8个小时，甚至经常只睡6个小时、4个小时。

　　中国地方官员忙于制造政绩讨好上级而忽视群众，西方职业经理人忙于制造业绩以讨好股东，对工人态度严肃。

　　中国地方官员出了问题，中央兜着，西方的职业经理人出了问题，股东兜着。

　　许多中国地方官员的生活奢侈，三公消费年年居高不下，许多西方职业经理人的生活也相当不节约，挥霍钱财如同废土。

　　中国地方官员是全世界收入最高的公务员群体，西方职业经理人是全世界收入最高的职员群体。

　　中国地方官员以各种灰色收入来保证自己的利益，西方职业经理人以各种法律和合同来保证自己的收入；

　　中国地方官员为了政绩会强拆民宅，西方职业经理人为了财务报表好看会裁员。

　　中国地方官员拆迁优质路段的民宅给予很低补偿，假设拆迁户能以这些补偿能够重买房子，但人们往往发现远远不够再买一套在同地段和原面积相当的房子；西方职业经理人将重要岗位的人裁掉之后给予补偿，同时假设他们能在短时间内在其他领域找到同样的薪酬的工作（短期内比如两年内不许在同领域工作），但是对技术人员来说跨行业难以找到相同薪酬的工作。

　　中国地方官员的拆迁的“重点关注对象”是占据优质地段而又没有背景的人，西方职业经理人的“裁员”的“重点关注对象”是资历深工资高但是又没有核心技能的人，他们的共同结果是一旦被盯上被处理，想再维持以前的生活将难以为继，被拆迁的补贴远不够在同样地段买相同的房子，被裁员之后再也难以找到相似职位相似待遇的工作。

　　中国地方官员为了政绩重复建设，西方职业经理人为了业绩大量促销，恶意竞争。

　　中国地方政府为了地方财政会实施“土地财政”，推高房价，西方经理人为了销售业绩会使用金融工具，推高消费者的债务。

　　中国的GDP每年以8%以上的速度增长，美国股市1925年-1995年扣除通货膨胀每年的平均收益率为7.5%。

　　中国政府是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西方职业经理人所在的公司是全世界最有钱的公司。

　　中国地方官员的政绩主要是看其背景有多深，能从中央拉到多少项目多少款项，西方职业经理人的成绩同样是看其有多大的社会背景，能从银行和华尔街能够拿到多少贷款多少优惠利用多少金融工具。

　　中国地方官员的工作模式是，前任官员上台后为了搞政绩，大搞工程，这样获得政绩，然后升迁，将赢利和还债的责任交给后继者，后继者为了解决上任留下的问题，就会卖掉国有资产和强占弱势群体土地而获得解决上任领导遗留问题所需要的资金，然后再重复上任搞工程获政绩得升迁的道路。西方职业经理人的工作模式是， CEO为了获得业绩，进行兼并收购、投资等资本活动，搞促销（往往利用金融工具）等市场活动，获得了大量的市场份额，获得了财务报表上的大面积赢利，但是将赢利兑现的时间交给了未来，因此获得高额花红，当发生大面积信用危机时（相对于中国政府换届），无论CEO是否已经更换，都会采取以下措施：将公司分拆出售和大幅度裁员以获得自救的资金，问题解决后再重复上次兼并收购、投资、促销的老路获得业绩。

　　还可以再比较下去，但是已经足够多了，也足以说明问题了。

　　我们看得出来，这些职业经理人分明是一群狼嘛，哪里有什么道德存在。所以，即便是在濒临破产的情况下，底特律三大巨头的总裁花70万美元包机去华盛顿讨钱求救，也就见怪不怪了—无他，这些总裁习惯了。所以高盛等公司高管在接受政府救济以后置全国人民反对于不顾堂而皇之地给自己发高额奖金—无他，他们本来就是一群狼。

　　对于中国的职业经理人而言，某些人道德败坏更是令人发指。更容易发生越位夺权的事情，甚至为了夺权，还会构陷事件陷害股东。仰融就说过手下“四大金刚”主动向政府告密，说他携款潜逃（参见《政商反思——辽宁往事2》），而陈晓在黄光裕入狱后，不但不相救，更是趁机落井下石，加紧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