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西方领导人一直以普遍人权、期盼自由独立为由，在道德层面上呼吁更为开明的中国政治与民主。今年五月，为了坚守帮助中国活动家陈光诚的决定，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中国领导人说，”我们将继续关注中国在履行保护普遍人权以及基本自由上的国际义务。“然而，即便是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精英也不认为这样做会使他们或是中国受益。学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领导人就更加不信了。
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中西双方在民主概念上深层次的分歧。中国人对“权利”有着一种功利性的观念——他们推崇对大多数人好的就是最好的——与西方 所认为的人权应是保护少数被剥夺选举权的人不受迫害的观点形成对比。即便是北京那些最具批判力度的知识分子们也承认，陈光诚和其它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只能引起十三亿中国人中少部分人的共鸣。
如今对美国来说，对中国转向另一种新型的政治影响时机已到：向中国解释民主会带来更为具体的好处，如平稳的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个人甚至是中共高层官员的人身安全。这种有着演示本质的的论调会引起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和知识精英们的共鸣，并有可能此作为影响习近平以及其它中共高官们思维的一个契机。
然而首先，我们有必要让中国的崛起仅仅是因为它现有的政治和经济体系的这一神话破灭。的确，在过去的30年里，在让上亿中国人脱离贫困这方面，中国成绩斐然，但我们必须正确看待这一成就。为什么毛泽东领导集团能够让很多人脱离贫困？原因之一正是毛泽东本人制造了那么多的中国贫困人口。（在1979年，为示绝对公正，中国共产党公开承认，在1957年至1978年这段时间，中国的人均粮食消费量停滞不前。）其次，贫困的入门标准也被普遍定义为日均生活消费不足一美元。人民能够生活于贫困线之上是改善，而非繁荣。据世界银行在2008年给出的数据显示，大约有百分之三十的中国人口，或3.9亿的中国人每天生活消费低于两美元。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比例与洪都拉斯有得一比，而洪都拉斯是一个从未有过像中国那样GDP高速增长的国家。
除此之外，在过去的60年里，中国的总体发展并没能做到与它的邻国们齐头并进。自二战来，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体都来自东亚：日本，韩国，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有三个国家不属于东亚主导的成功，它们是：中国，北朝鲜和蒙古。前两者是由共产党执政，而蒙古的共产历程为1924年至1993年。所以，我们要问的不是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成长为何如此迅速，而是与其他同地区的国家相比，为何仍然这般贫穷。
无论怎么看，1978年之后中国的成长在历史上决不能算是独一无二。1912年至1936年，中国的工业经济快速扩张；年增长率据估算介于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三。回想当年，不像今天的中国，那时私人企业领军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许多银行都属于私有。当时的政治控制虽然严密，但绝不能与今日相比。在那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不是因为其内部体制的问题，而是由于1937年爆发的日本侵略战争及其后的内战所致。
放眼今天的摩天大楼还有汽车，中国经济腾飞的最大受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普通民众，这源于中国在那段时期政治最为开明。在那十年中，三位改革型领导——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他们不仅进行了经济改革，也开启了意义重大的政治改革，其中包括限制官员任期时间，分化中共各级职能，以及推动农村地区宪法选举。回想当年，中国并没有着今天这样的严重失衡。按中国的标准，那时的GDP消费率一直保持着高水准，达到50%，而今天只有35%。那时中国的汇率被高估，贸易赤字连年增长。尤其是在八十年代有着八亿农民的特殊时期，中国的个人收入增长大幅度地超出GDP的增长。在当时，开明的政治与经济的增长之间并不平衡。
然而，中国在1990年至2000年的GDP增长并没能使普通的中国人受益。用中国的GDP数据来诊断中国经济的健康状况犹如管中窥豹，你需要近观方能一探究竟。而查看人们生活水平的衡量标准不失为判断一个经济体健康状况的好方法。例如，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在2009年已赶超美国，而中国的人均能源占有量却在中国的能源暴增中扮演着微不足道的角色。2001年，中国的人均电能消费在总电能消费中的份额达到顶峰，接近14%（与美国大约38%相比）。其余的则是工业及商业消耗。
内行地看门道：2009年，普通中国民众用于个人目的的电能消费相当于普通美国人的8%。这与暗含的8%的人均GDP相差甚远。中国的确有很多能源——但中国人没有。
再往深处看，你会发觉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家庭收入的增长每年一直都比GDP的增长落后2至3个百分点。毫不含糊地说，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今时今日的生活确实比1976年毛泽东死时好了许多，然而政府和企业把大多数的GDP收益占为己有，普通百姓享用不到。
因此，一个民主演示不是关于如何更加快速地增长GDP，而是如何公正有效地分配GDP所带来的收益。一个不受约束的政府会做它最擅长做的事——从经济增长所得中中饱私囊。据中山大学金融教授智武晨的计算，2007年，中国政府的总收入比在1995时多出了5.7倍，而城市收入与1995年相比仅多出了1.6倍；同时期的农村收入只多出了1.2倍。据报道，面对今年由经济放缓所导致的收支差额，一些当地政府现在正"预收"2013年的税。
没有经过民众代表同意的征税是剽窃州县资源的一种形式；腐败则是另一种形式。一些分析家相信，中国人民以经济的高速增长换取对腐败的容忍。这有点像纽约人容忍飓风“桑迪”。高速的增长之所以能够维持这种表面上的稳定，不是因为它能够让彼此心照不宣、复杂的中国人感到安全，而是因为它已经变成一种压制的工具。如今，中国政府用于维稳的经费已超过了用于军队之上。
然而，这种建立起来的模式一旦随着经济发展的放缓就会轰然倒塌。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通过压制来维持真正的社会稳定。真正的稳定来自于民众对政治、城市事务以及决策的参与感，来自于对如何分享一个社会中的经济、社会、政治机遇及成果的共识。换句话说，也就是民主。
然而，想要让中国政治开明，就得让中国的精英们意识到这样做是出于他们的自身利益考虑（事实上也是）。西方国家可以从指出中国受操纵的司法体系甚至是对权贵们的一个威胁开始。1998年，谷开来，声名狼藉的重庆党委书记薄熙来之妻，在与中国的快行司法做比较时，于一本书中抨击美国过于偏袒被告的权利。今年八月，在一次持续一天的公开审判中，谷开来因谋杀一名英国商人被判死刑。很容易想象，谷开来大概不会对如此迅速的司法审判抱有太多期望，因为她本来就置身其中。
不仅仅是薄熙来和谷开来：中国的一党专政已经致使许多党员精英遭受残酷对待。在过去的20年，4名中国最重要的当地政府党委书记中有三位（北京，上海，重庆）已被整垮或被判入狱。在1949至2012这些年，中国共产党六次易主。其中三位被迫突然脱离权力中心；一位明目张胆地违反党纪，一位死于家庭逮捕之中。毛泽东钦点的两位继承人死于任上：刘少奇被折磨致死并用假名下葬；林彪死于试图逃往苏联但起火坠落的飞机中。邓小平的一个儿子被人从一栋建筑物中推出时，已落下瘫痪。2007年，一名中国人大代表、立法机关副主席及中国国家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局长被判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充满给予同类的暴力以及专制。限制共产党的权利不应视为是以牺牲组织换来的零和博弈的结果，而是作为一种方法来限制共产党迫害自身党员。
毫无疑问，中国的政治精英们明白，民主会为社会繁荣以及他们自身提供安全保障。当薄熙来被罢免，前重庆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并没有投向中国司法部，反而去了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其他的中国精英为求自保，将家人送往美国学习、定居。难道靠近祖国不会让他们感到更安全？在中国实现民主，必先使民主服务于中国权贵。除此之外，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