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8日的中共十八大工作报告会上，总书记胡锦涛指出中国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因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胡锦涛还对如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做了进一步阐释。他说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同时，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长、党组书记周济在回答记者的有关提问时，说：“我们过去30多年做得不错，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发展比较多的靠的是投资以及资源、能源，而且还付出了很大的环境代价。这些在今后都是不能持续的，那么今后靠什么呢？最根本的要依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要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使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走上创新驱动的轨道。所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是刻不容缓。”
于是，关于中国创新能力的话题再次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那么，为何中国要提升创新能力？中国创新能力的现状是怎样的呢？今后如何能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更好地发挥创新能力的作用呢？
什么是创新
在经济学中，“创新”概念的提出者是美籍奥国经济学家熊彼特。他认为创新指的是一种过程，是“引入了新的生产要素从而对已有的生产要素进行了重组”，也可以通过在原有的经济系统中引入新技术、新方法、新市场、新材料、新产品等途径得以实现。最为人们熟悉的重大创新如汽车、飞机、计算机、互联网等都是这种定义的例证。
同时，在权威工具书《牛津创新手册》中，对 “创新”有另一种定义：“发明是指首次提出一种新产品或新工艺的想法；而创新则是首次尝试将该想法付诸实施。”一般在统计中使用这种定义，因为知识产权数量易于统计。
对比两种定义，真正能给社会带来影响的，通常是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因为这种定义的重点并非这些新技术本身，而是它们所引起的工业生产过程重组，并且这些重组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运行方式，但这种创新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过头来总结。而对于新增专利方面创新的统计，则更多的采用的是第二种定义方法。
关于中国创新能力在世界上的位置，英国《金融时报》2012年6月27日报道了由毕马威组织的一项面向计算机和电子等行业逾650名高管的调查数据，数据显示有30%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将在未来4年内成为最大的“全球创新热点”，排在第一位，美国得票率为29%，排名第二，其后是来是印度、日本和韩国，得票率分别为13%、8%和5%。其实这种印象就来自于中国新申请知识产权的数量，而近现代历史上引起了重大生产过程重组的技术成就则极少源自中国。
高速增长阻碍创新能力
中国是享受全球化红利最大的国家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时起，美、欧等发达国家不断将传统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转移，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逐步承接了从西方国家移出的制造业，中国成了“世界工厂”。
并且，中国紧紧抓住了这一全球化分工的机遇，大力推行“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迅速融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日益成为全球生产制造基地和各类制成品出口基地，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上升，靠庞大的出口制造出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迅速崛起为全球贸易大国。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十年来，出口规模增长了4.9倍，2009年时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然而，在贸易规模高速增长的背后，中国却面临着贸易利益分配的极度失衡，并且造成了全球前五大贸易顺差和逆差经济体占全球贸易顺差和逆差的比重从20年前的20%扩大到今天的60%。
然而，由于资源丰富而且价格低廉等原因，中国的资本边际收益率通常高于发达国家的资本边际收益率，由此全球生产性资本根据资本收益率高低及利润极大化原则进行配置，压低要素价格提高资本利润率。中国目前的资本占劳动之比只是国际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
同时，过去近30年，我国资本回报率上升迅速，而劳动力回报率增长缓慢，从1998年到2008年，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30.5%，劳动力报酬年均仅增长9.9%，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种靠透支要素红利支撑的高增长，带来了贫富差距的扩大、资源与能源的浪费、环境的恶化、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等，将难以形成持久的国际竞争力。
创新是重要的战略选择
从熊彼特定义上的创新来看，中国的创新能力与全球的差距比是较大的。而在事实上，国与国之间、公司与公司之间的较量最终取决于创新能力的较量。一般而言，技术进步对GDP的贡献率超过70%、创新生产率贡献率超过50%、研发经费比重超过2%、对外技术依存度小于30%等等，是国际上公认的创新型国家的基本标准。
近年来，虽然美国面临着巨大的债务高台，财政也时常捉襟见肘，但科技投入方面却非常强势，一点也不吝啬。以2007年为例，美国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达2.68%，人均研发经费1265.7美元。与之相对的，中国的研发经费仅占GDP的比重的1.49%，人均研发经费也仅37美元。
尤其在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后，转变发展方式、重建国际竞争优势和提升国际地位，已成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战略任务和普遍共识。例如，美国政府力推“再工业化”战略，即在一次工业化基础上的二次工业化，其实质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而同样深陷债务泥潭的欧洲，也在经济发展计划中提出了“欧盟2020战略”，其优先目标就是提高欧洲的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
对于中国来说，能不能形成强劲的竞争力，并不取决于经济规模，而是取决于创新能力。中国享受基础要素的“红利期”很快就要到期了，未来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以及环境、资源等发展瓶颈的限制，都将带给中国生产要素价格的重估。如果此时，中国不能建立起真正创新基础，不能尽快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将会导致低端制造和高端制造优势的双重流失，这对于经济的发展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如何提升创新能力
近日，在《福布斯》发布2012年度“全球100家最具创新力公司”榜单，中国有百度、腾讯、三一重工等7家公司上榜。而素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2012年普利兹克奖也颁给了中国的建筑家王澍。此外在近年来外国媒体及机构的各类创新评比中，中国的公司和机构也正悄然成为常客。这说明“中国创新”前行的步伐正在引来世界的瞩目与研究。
与之同时，目前美国、日本和韩国都将中国视为低成本劳动力的来源。虽然从文化上讲中国还不是具有创新能力的国家，但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都已经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创新能力正在不断提高。
然而，中国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绝非偶然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在西方公司试图通过新产品和商业化技术，将中国公司远远抛在后面的背景下，中国竞相参与竞争的基本结果，同时也离不开政府的在鼓励创新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与协同努力。
看到了差距，也看到了潜力，才能对中国创新的未来有很好的把握。不可否认，中国具有的某些能力很有可能为将来在尖端市场与西方国家展开竞争奠定基础，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尚有一段路要走。
未来能跟中国在工业方面进行竞争的主要对手是美国，但竞争形式将主要体现为率先制定标准的争夺。如果把工业体系比喻成一个“金字塔”，其塔尖是标准和研发，而基础是加工制造的话，那么中美之间的关系就是：金字塔的基础部分大部分在中国，而塔尖部分大部分在美国。基础部分在中国意味着中国实际上掌握了这些技术的要领，并得出了大量的工艺创新。但塔尖在美国意味着美国“提纲挈领”地控制着整个产业网。中国要想实现产业升级、掌握更多标准。
同时，在“核心”技术和新型产品方面的创新，中国还存在技术瓶颈，而如果跟不上这些变动，未来由于技术上的差距导致产业竞争的压力会比现在还大。而加强在这些方面的研发投入就是改进的方法之一。目前，在技术创新上的投入，74%来自企业，26%来自政府和其他中间机构，如果政府能够增加研发投入，则有可能在推动某些领域的技术创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此，政府能力增强了，市场的力量也会跟着加强。
此外，民间的创新热情仍然受到各方面的限制，他们做的研发活动，税收优惠迟迟不能到位，很多企业在组织创新活动仍然有大量的政策和制度上的障碍，这就需要政府去关注、去研究，去呼吁，去引导。
大国求变，如箭在弦。对于中国来说，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历史留给中国整体转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中国应把握现在的有利时机，加快实施“创新立国”和“科技强国”的战略，促进国家科学的发展，从而带动产业、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