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求学的美好日子，离开我们，已快一个而立之年。步入社会，奋斗、坎坷、拼搏、失败、成功、荣耀，在看惯春月秋风中，白发悄悄爬上我们的额头。唯有学生时代的纯真、懵懂、狂妄、愚昧、犯错、小聪明，犹如记忆深处的碑铭，清晰依旧。那是此生回忆中最美的一抹暖阳。

　　上次同学会，聚散匆匆，聚散依依。那是青春岁月的映照，是最初美好的回眸。我们从四面八方，相约相聚，放下身份的面具，放下现实的烦恼，放下荣辱和得失，欢聚一起。当年的少女，已经成了阿姨。当年的少男，都已是大叔。岁月改变了容颜，也复杂了性格。我们初见拘谨，有些同学甚至难以与学生时代印象，对号入座。但老同学马上恢复本性，卿发少年狂，一起撒野，一起撒欢，重拾生命最本真的笑容。高中时代背着书包和装满梅干菜、霉豆腐、大米、大豆的行李箱上学，在简陋的教室里听课，在灰暗的寝室里，青春荷尔蒙骚动不安，吹着该吹和不该吹的牛皮，想象着窗外的世界。这一切，历历在目，生动活泼，仿佛昨天。

　　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一个人善良的程度，恰等于他生命感恩的浓度。我们都是农村出来的苦孩子。我们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我们走过了四十多年人生路，或平淡，或奇崛，或荒诞，或命运不公，但我们都没有昧着良心做人做事。我们没有大富大贵，但我们活得坦坦荡荡。我们用自己的智慧、辛劳，经营事业，经营家庭，经营明天。当我们相聚，彼此相望泪眼，无声胜有声。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几十年的老同学重逢，更令人心境激荡的呢？我们活着，就是美好。我们坦坦荡荡活着，就是牛逼。

　　我们的生存智慧，源自先天遗传，来自后天学习和觉悟，更有赖老师教导。老师是我们的精神之父，其言传身教，影响我们一辈子。前年同学会，我们一起去看胡岩生老师，那是一个孤独而伟大的纯粹知识分子。我们省下同学会纪念品的钱，送给一生单身的胡老师。虽少了一份物质快乐，但我们多了一份浓烈师生情，多了一份沉甸甸的道义，多了一份热腾腾的感恩。我们过了一个最有意义的同学会。而今，截肢的胡老师依然乐观活着，依然思考，发表他的学说。今年，他第三部专着《数学大震动》，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们班主任老师章松根宅心仁厚，苦心婆心，我们语文老师陈可东谈古论今，文采飞扬，俨然兄长。我们的地理老师夏金永，记忆力非常惊人，天文地理各种数据，旁征博引，信口拈来，准确到小数点以后好几位数，从来不差丝毫。我们的化学老师陈加斌，第一课不是讲授化学，而是教学生唱《读书郎》。“不是为做官，不是为把名扬，只为做人要争气啊，不被人欺，不做牛和羊。”这首歌激励着我走过了许多磨难，成为我内在人格的精神力量。

　　岁月流逝，上世纪80年代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却愈渐清晰。那是一个理想得很纯粹、梦想得很浪漫的时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年代。那个时候，都市里能闻到田野里飘来的青草味道，穿着白衣红裙的女同学走过校园水泥小路，塑料凉鞋叩击出轻快的响声。放学回家，一群呼啸而去的男同学，把自行车转铃摁得有如冰雹落地，那会儿的冰雹都是透明的。

　　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百姓没钱，“万元户”就能赢得社会满堂彩，但是有理想，有热情，有激情，有朋友。那是一切从头开始、英雄不问来路的时代，是思想启蒙的时代，是求贤若渴的时代，是充满激情畅想的时代，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起创造历史的时代。文学在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界，占据了一个耀眼的位置，在思想解放的汹涌潮流中，扮演了一个“启蒙者”的重要角色。八十年代是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文学不仅具有文学文本价值，还具有政治、思想、文化等多维的价值。那时候的作家，几乎站在神坛上。

　　我读高中时代在八十年代，狂热喜爱文学，很不安分，相当狂妄自傲，曾上台演过自己创作的校园相声，曾去上海戏剧学院报考编剧导演。因为写小说讽刺团委书记、逃学周游全国做“徐霞客”等劣迹，而被学校贴布告警告、撤销团委宣传部长职务处分。自此，周边都是冷眼。虽然我偏爱文史，不喜欢物理课，上课时间从悄然到公然地写小说诗歌，至今不知他们上课讲些什么，但物理老师俞鼎起却成了我一生恩师。当年，他把心情低落的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兼居室，和蔼地给我煮了一碗面条，静静看着我吃完，然后说一句“相信自己，改变自己”，没有厉声呵斥。他给我留下终身难忘记忆的，是他那份对学生的爱，对一个不听话学生的宽容、理解与期待。二十多年过去，至今想起，无限感怀。这就是师德，这就是师恩。我想，老师给学生最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人格力量。

　　那座朴素、低调，而充满田园诗意的石柱高中，现在已被拆并，面目全非，但依然在我的生命中永驻。不管今后身在何方，那依然是我精神的快乐老家，依然是我奔波奋斗中甜甜回味的情感因子。那些可敬的老师，那些可爱的同学，每每想到，总禁不住眼睛湿润，继而夺眶。老同学，让我们远离尘世的喧嚣，在八十年代的纯真理想里，再撒野，再撒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