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在早期的农村改革中以“放权于农民”的改革模式取得了很好的发展的同时为何在后面的经济改革与城市改革中没有继续采取“放权于民”的改革模式，而是采取了“授权于官员”的模式呢？大多数人认为的是历史的偶然性，其实这个基本等于没说，简单的“历史的偶然性”与“历史的必然性”就解决了任何历史事件的所有争论，这种“万金油”虽然好用，但却没有任何的意义，根本不具有解决问题与探究问题的能力。那为何采取这种改革模式，个人认为官员作为中国政治结构的唯一投票者，那么官员选择改革的模式必然是以自己本身的利益最大化最为目标在满足后才可能再考虑其他，所以我国的改革模式不是什么“历史的偶然”，而是一种政治故意，不是经济选择的结果而是政治选择的结果。所以我们经济的增长也必然与行政的主导产生非常程度上的关联性，而潜藏于这种增长里面的巨大浪费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会让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而目前房地产与银行这两个金融系统的可悲处境就强烈的暗示着可能出现的金融动荡，这种现象应该有很多人都看到了，为什么那么多的知识阶层没有提出相反的是逆向的建议层出不穷呢，因为许多已经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道德自残的方式作为个人主要的收入来源的原因。

　　 “真理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运用在专业的自然科学领域，由于多少人不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所以得以成立，但将这个结论放在社会科学领域则是个不折不扣的假命题。因为没有任何的真理的基础不是人的常识，任何一个高度复杂的真理往后推最终都会追溯到一个人类的常识上来。如果偏离了这个常识那就不可能是准确的。而常识具备的两个特征就是无数个主观看法的统一与无需证明的约定，比如一个经过极度复杂的运算得出的结论是一加一等于三，我们根本就不用去看他的证明过程就知道是错误的，很简单他不符合我们的常识。同理中国经济每年的数据都非常的喜人，但我们不需要去了解是通过怎样的操作取得的，我们只要简单的看看自己优有没在经济方面得到提升，如果不符合这个常识，那他说的在复杂在逼真也不过是个谎言。

　　 自从邓小平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主旋律后，将经济的增长作为第一要素，而前面所说的经济的发展是由行政主导的，所以只要经济能保持增长，那么行政主体的任何作为都能立刻获得合法性的保障，不管这种增长是如何获得的，也不管增长的基础是如何的脆弱与不可持续及虚假，更无须对获得财富的分配后果负责，这个发展模式意味着只要这个行政主体还能推动这个经济主体的发展那么任何对这个主体的怀疑与责难都会被看成是对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威胁，在相当程度上经济能否发展成为了这个行政结构得以继续存在的前提，所以政府才会在09年用尽手段就为维持经济的增长作为第一目标，但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也是无效的增长。而且一旦经济下滑那么诸多的社会问题将会暴露出来。为经济增长提供重要动力的出口，为何我国拥有如此强大的出口能力，一说是“廉价的劳动力”其实这不过是一个遮羞布而已。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权利经济的故意导致的结果，他们可以人为的压低工资，将大量的成本转移给中国的下层阶级，以维持竞争力与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刻意的设计中国这种出口模式根本就不能持续下去。而这个发展模式也带来了一个极度不协调的局面--宏观强大而导致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而微观的弱小却使得人民币难以承受升值所带来的威胁。而在出口迅速下滑而消费低迷的情况下只能靠投资拉动，由于我国经济的结构模式注定了只能靠政府的投资拉动，但这种拉动的副作用非常多也非常大，其实这种方式在中长期看是阻碍经济增长的但却以推动经济发展的方式提出的，所以中国的经济是很难以常理来看待的。顺便提供两个数据：中国在最离谱的“大跃进”时投资率是51%而已，目前的贫富差距已经大于49年时。

　　 我国的积极经济体系一直以来都在以非常隐晦的方式进行着一个循环，一方面是广大的民众通过辛苦的劳动创造财富，另一方面是权利体系以国家的名义抽取财富，然后以各种借口抽空，从化私为公到化公为私的转化，财富就得到了转移。举一个算是比较新型的例子-股市：比如股市中的特别是近期的上市与融资，就是用公共资本来化解由于贪污，卸职以及一些投资所造成的坏账与损失，就是化私为公的典型。权力资本将损失留在公司内部或者是留在银行体系中，而银行与上市公司通过“专业”的手段转嫁给公众，造成的是财富大量的转移与贫富差距的加大，而且我国股市还具有非常大的洗钱作用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