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评家和史家眼里，往往一代领导人伴随着一个模式，以及一段时间的经济与民生。其实，经济固然与政治密不可分，但也自有其独立性，毕竟，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周期具有其客观规律，世界经济形势的起伏更与本国政治无关。所以，在《狂飙年代的碎片》中，王正鹏将黄金十年定义为1998——2008年，以亚洲金融风暴为始，以华尔街金融风暴为终。在某种程度上，这十年，是经济从低谷到高点再到低点的一个周期，中国在这两次冲击中，均能从容应对，除了政策有效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勤劳与历史埋下的意外红利。

所谓变法不在利于一时，而在于子孙后代是也。在“抓大放小”“加入世贸”“国家资本主义”等一系列措施出台后，中国基本确定了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方向，而同时，美国忙于伊拉克战争和反恐，亚洲四小龙全面衰退，所以，中国在这个空当中迎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但由贫富分化、官员腐败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全面爆发，以及部分中国官员富商在国外的一掷千金，也使得未来这样的空当不复存在。经济不是和政治完全对应，但每部经济史也可说是思想史、政治史的碎片，在这十年中，渐进改革和儒家的实用主义，是唯一一以贯之的。

如果说中国人文知识分子都有“黄宗羲定律”（即走不出一治一乱、兴亡交替的宿命）的疑问，那么，理工科技类知识分子则经常举例于“李约瑟难题”（也就是，中国历史上为何没有科技革命，也没有工业革命，从而在近代全面衰落）。对此，林毅夫教授在《解读中国经济》一书中，认为是中国提供了科举制度，使得聪明人都有了成为高官的机会，从而减少了在自然上探索的兴趣，而在中世纪欧洲，聪明人如果没有贵族出身，则绝无从政的机会。只好将精力花在科研之上。某种程度上，中国文官制度所奠定的激励机制是人文科学发达、自然科学落后的主要原因。

所以，近代百年，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对科技异乎寻常的重视，由此，科技已经从一种技术变成了精神，甚至成为人生观。在汪中求的《中国需要工业精神》之中，作者将工业化视为现代化的基石，并认为工业精神包含着创新、实干与锲而不舍，目前所认为的工业化问题，其实是工业化中“重商不重工”的表现，从好的方面来说，重商能促进社会树立工业精神中所需要的契约精神，而从坏的方面，重商则助长了急功近利的思想，但却丧失了中国在工业和科技上长期的核心竞争力。如果说，以往中国工业的发展是要考虑出口创汇，要考虑经济增长和吃饭问题，那么，在《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一书中，拉迪引用温总理的话说——“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未来中国工业无论是出口还是刺激内需，都必须要依靠真正的独立创新，真正赢得世界的尊重和中国消费者的信任。

同样，在涂子沛的《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中， 作者也以工业中的理性精神提到未来商业和社会发展的依据——数据分析。中国人往往尊重常识和经验，但很少对当下的情况做一个准确的判断，所以，该左的时候向右，该右的时候向左，民意调查永远都建立在猜测和争论之上，因为，永远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的观点与诉求能在数据中得到反映，是避免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减少维稳的前提，也是实现民主、科学决策的基石。李昌平在《再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仍然以数据表明了对未来中国农村发展的担忧——即便到了2040年，城市与农村人口比例为10：5，依然有几亿人生活在农村，单单免除农业税、普及义务教育，只能说是给新农村的建设开了一个好头，如何将工业精神也融入农村的现代化发展，还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做出努力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