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一整套的阐释，其中引用较多的有，发展才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等，这其中，核心的观念则是，全力发展经济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在政治上不要争论，多做事少说话——“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这句话，说的应该也是这个意思。然而，发展就会有变化，变化就会带来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设想，20年中基本路线并未动摇，但各种思潮的崛起和探讨并未停息，萧功秦先生的这本《超越左右激进主义》，对20年来的种种思潮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同时，对他自己来源于新儒家的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的演变也作了说明：在加上公民社会和理性民主后，新保守主义比新权威主义更有了消极自由主义的倾向。

书中，作者将目前的种种思潮归结为极左翼、极右翼以及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提出以中道和理性为基础，拖过多元试错，逐步实现公民社会和民主宪政。在他看来，极左思潮会利用民意和民粹主义，通过大民主和多数人的暴政，来进行合法的打劫。而极右翼则试图发动“颜色革命”，颠覆现有的社会秩序。这两种思潮的共同点都是，会颠覆现有的制度和秩序，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不好估计，但对目前的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会造成毁灭性的冲击——文革的教训和苏联在休克疗法后陷入的困境，就是很好的例子。一般来说，不是面严重经济衰退，不是面临大的社会动荡，左右两种激进主义都不会有太多人支持，而目前左右两种激进主义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是提醒我们，经济增长放缓后，以往所掩盖的社会矛盾在不断激化，中国面临着动荡、甚至是分裂的威胁。

书中，萧功秦先生提出中道理性主义，主张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务实理性态度，尊重历史上形成的权威与秩序，争取从传统体制向现代民主文明体制的转变。在我看来，这种新保守主义应该是与新儒家一脉相承。也就是，政治上保持中庸之道，经济上采用实用理性，貌似是与主旋律一致，然而，仔细辨别之下，却不难发现，二者仍有大的差异。首先，改革开放的核心在于创新。80年代曾有人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方针，但作为十七年建设时期的亲历者，小平同志仍然提出要改革开放，不走回头路。这说明，时代在发展，国际形势在变化，基本的目标确定后，具体的道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修正，在不改变原则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目前中国的发展说明，没有任何一条现成的道路、现成的思想理论适用于近日中国，以往我们试图学习的英美民主，正面临着深刻的经济危机和社会断裂。华尔街危机与欧债爆发，伦敦奥运会开幕式英国反思工业革命，都是很明显的例证。其次，实用理性使得整个社会的功利化思潮日趋严重，在没有理想和激情的社会中，创新难以诞生和存活，这也是改革开放面临危机的开始。当今的中国，正如同漫长的中世纪，警惕一切过火的言论与发明——对互联网、微博的管制甚至到了恐惧的程度。长此以往，思想创新的衰落必然会导致科技创新的乏力，中国又有回到辛亥革命前夕鲁迅笔下未庄的趋势，而革命则往往诞生于“不准革命”之后。即便是在民主自由相对完善的美国，“占领华尔街”的抗议也暴露出革命的雏形，并使得美国朝野震动。最后，儒家的保守主义和实用主义没能挽回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败，也没能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和宪政的新时代，固然有很多历史巧合，但最主要的原因，正如鲁迅所说，就是一贯中庸，以至于即便是要想改革，也必须先行革命。中道固然重要，但没有任何一条河流或道路是笔直的，所谓的中道，也应该是在左右摇摆中逐渐确定，而非一成不变——某种程度上，民主也就是能左能右、左一下右一下的尝试，能使双方都总结经验教训，与打左反右相比，减少了左右双方对中道的怨恨，而增进了左右双方的交流。某种程度上，目前社会上种种危机的诞生，与萧功秦先生早年提出的威权政治+市场经济模式，不无关系。现在才想起加上公民社会进行修正，未免有亡羊补牢的嫌疑。而且，不能让各自的政治主张得到实验的机会，只是将责任推到公民意识身上，未免也有虚伪和缺乏诚意的嫌疑。

小平同志说过，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在某种程度上，不再使用反、打的字眼，说明，左和右都有其合理性，也说明，自由主义在中国并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大多数只是停留在知识分子群体，换句话说，公民社会也就是在知识分子中比较容易实现。相反，夺取政权时所打下的左翼和民粹主义烙印，很可能是群体性事件爆发时的理论基础。必须指出的是，群体性事件的爆发，不是意味着老百姓没有公民意识不会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而是最基本的人权都没有了保障。此时左翼对公平的诉求不仅是推动社会和谐和进步的力量，也是经济得以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保证。试想，群众生活难以为继，何来刺激内需的有效方式？温总理不为农民工讨回工资、不废止收容遣送条例，中国如何成为世界工厂？长期以来，地方官员都以保护经济增长为由进行“维稳”，无视群众的正当合法要求，都是威权政治模式的恶果。从最初的老板逼工人下跪，到拆迁时农民自焚，一切反抗不平等的抗议都在“维稳”之下烟消云散，企业唯政府马首是瞻，老板见官员才色变。延续至今，不仅使得官民矛盾激化，更使得贪腐、收入分配不公日趋严重。198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中，严禁高干子女经商，取消食品特供、严禁请客送礼、严控公款出国等一系列规定，足以说明，小平同志对公平正义和群众合理诉求非常重视。因为，只有做到了这些，“警惕右”和“防左”才能不引起社会动荡或僵滞，并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演化为一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