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其新书《不平等的代价》中，分析了美国社会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给美国经济，政治，社会稳定乃至其社会核心价值观带来的冲击和成本，其核心观点简单而直接：收入不平等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成本是巨大的。不像过去主流经济学正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公平和效率好比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斯蒂格利茨认为，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极大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制约了经济复苏。他坦言美国已从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国家变成了“1％有，1％享，1％治”的国家（1％指美国收入最高的阶层）。数据显示，在危机后期2009年至2010年期间，美国收入最高的1％群体的收入增长占到了美国同期全部收入增长的93％。其他的反映经济不平等的指标包括医疗、教育等，也都反映了这种收入分化趋势。

　　斯蒂格利茨担心：“收入分化，已经导致美国的经济体系变得更加的不稳定和低效，较低的经济增速，并最终危及美国的民主制度”。更为让人不安的是，这些顶层收入人群的财富收入并不是来自于这个群体对于社会的整体贡献。按照斯蒂格利茨的观点，美国最高收入阶层最近的财富增长主要来源于“寻租”行为。“寻租”这个词，对于中国的读者恐怕要比美国的读者来得更为熟悉。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中需要消除避免的现象，中国人对于曾在价格双轨制和企业改制的大环境下，有关利益主体以多种方式“寻租”乃至“创租”以自肥的行为似已见怪不怪了。但在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中，寻租行为的存在，无疑是对经济规律作为资源分配标准和原则的损害，必然会导致经济效率的降低和资源浪费。更为糟糕的后果，是整个社会风气为之败坏。

　　作为一个偏左派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上述观点毫不意外地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如果这是对于美国成了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的现实的反思，那么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制度和文化让美国从一个充满希望之地的国度，成了目前这个让人欷嘘不已的状态：富人和超级富人通过所掌握的各种资源，通过影响政治体系，以中下阶层的牺牲为代价，不断地壮大实力，反过来对国家和社会施加更大的影响力。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则显得愈发刺目。这种情况必然会带来其他社会阶层的强烈不满和反弹，对美国企业尤其是金融企业高管的巨额奖金的愤怒，以金融行业为代表的垄断资本为主要攻击目标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都只不过是这种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加剧的表现形式。

　　那么，我国在经济转型的格局之下，又能从美国过去发展中吸取何种经验教训呢？

　　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素来强烈向往社会大同。儒家思想把“和”的价值取向放在了非常高的地位之上。新中国建立之后，出于对共同富裕的强烈向往，更由于激进偏左的政策，平均主义，大锅饭盛行。对当时整个社会而言，确实没有出现显著的阶层差异，但是这是以整体的经济运行低效率和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为代价的。正是对于这个错误的纠正，使得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伊始就展现出了巨大的效率。那个阶段的政策导向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先把“经济蛋糕”给做大，然后再考虑在各个社会群体之中如何“切蛋糕”。只要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和总量的增长，就应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政策取向，是十分切合当年的社会经济背景的，这种经济增长导向的策略，为我国抓住追赶上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在全球化的格局之中找到自身的定位，提供了现实保障基础。但在经济结构发展到今天相对较为成熟阶段时，就需要把更多精力放在缩小各个社会阶层经济收入差距，增进社会和谐之上了。当中国的亿万富翁人数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之时，切实推行邓小平同志当年所讲的“实现共同富裕”已不容再耽搁。

　　实现“共同富裕”并非“杀富济贫”，而是完善现有的政策和法律体系，减少行业垄断和政策保护下的寻租行为，让经济规律在国家经济运行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完善税收和财政转移支付，使得政府在收入调节的过程中发挥更为有力的作用。温家宝总理在本月1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要制定收入分配制度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加大缩小各行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的力度。收入分配制度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的出台，无疑朝着正确的方向做了积极的推动。但我们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应有足够估计，打破现有利益集团。垄断行业的纠葛是最难的一步，也是整个改革进程中最关键的一步。这次分配体制改革重点的工作目标就在于国有垄断行业。打破垄断壁垒，引入竞争，降低垄断利润至社会平均利润水平仅仅是一个开始。参照美国的经验教训，接下来，在税收、教育、医疗保障等多个领域的改革都要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统一起来，共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