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老龄化”为关键词到网上搜索，“一线城市”——北、上、广，可以说因“白发浪潮”来袭，已然纷纷“沦陷”。据媒体报道：截至2011年底，上海市户籍人口中，老年人口占24.5%，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抚养36.6名老人；截至2010年底，北京市60岁及以上的户籍老年人口已达235万人，老年人口比例达18.7%，平均4个劳动力需要抚养一名老人；截至2010年底，广州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116万，约占户籍人口总数的14.48%，云云。

　　但是，以上拿户籍人口说事的“老龄化”，并非这些一线城市老龄化程度的全部真相。据“六普”的数据：上海市，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233万人，占10.12%；北京市，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7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8.7%；广州市， 65岁及以上人口为84万人，占6.62%。

　　虽然以上的统计数据口径不一致，但从“超标”的情况看，显然以“户籍人口”计算的老龄化和以“常住人口”计算的老龄化还是大相径庭的。上海市，若以前者计算，超标14.5%，而以后者计算，才超标3.1%；北京市，若以前者计算，超标8.7%，而以后者计算，才超标1.7%；广州，若以前者计算，超标4.5%，而以后者计算，居然还未曾达标，还差0.4%。

　　道理很简单，常住人口中，除了户籍人口，还有相当一部分“常住外来人口”。根据“六普”提供的数据：上海2300万常住人口中，外来常住人口将近900万，占39%；北京1960万常住人口中，外来常住人口有700多万，占36%；广州1270万常住人口中，外来常住人口将近480万，占37%。在这36—39%的流动到一线城市并常住的“非户籍”人口中，可以说绝大部分是青壮年人。就是他们，大大地降低了这些城市的老龄化程度。

　　这些数据也使按户籍人口计算的“老年赡养比”成为笑柄。从实际情况看，如果非常保守地将外来常住人口中的80%算作“劳动年龄人口”，那么，上海要多出720万，北京是560万，广州是380万——将这些数据加上去，以65岁及以上为老年人口，15—64岁为“劳动年龄人口”（“六普”的公报中就是这样划分的）计算，老年赡养比上海不是3∶1而是8∶1，北京不是4∶1而是9∶1，广州则是12∶1。

　　以上的数据告诉我们，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惊人的“老龄化程度”是为了某种功利的目的而杜撰出来的。就老龄化的影响而言：其一，劳动力缺乏——北、上、广并不缺乏；其二，老年人比重高——北、上、广并不高；其三，老年赡养比小（负担重）——北、上、广老年赡养比较大（负担不重）。

　　估计这些城市的地方政府会说：老年人的绝对数字大，总应该是事实吧。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一线城市的经济实力还强呢。2011年，北、上、广的GDP和人均GDP分别是：16000亿元和80394（合12447美元），19196亿元和82560元（合12784美元），12303亿元和96875元（合114996美元）。

　　一般来说，决定老年社会保障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二：一是经济实力，二是社会政策。如果经济实力强大，社会保障仍然有问题，那么问题就出在社会政策上。用国际通行的语言来说：就是决策者将资源用在老年人身上的意愿出了问题。

　　现在包括广州市在内的广东省对老龄化的态度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不再过分强调广东省的老龄化程度高，而是承认外来人口减轻了广东省的老龄化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京，上海似乎还没有觉悟到这一点。

　　最后，要说明一下，如前所述，老龄化的标准有二：一是按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计算，若超过10%，即进入老龄化社会；二是按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计算，若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有媒体将后者作为“联合国的新标准”，事实恰恰相反。20世纪80年代以前，老龄化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大多以65岁为退休年龄，所以老龄化的标准也以65岁及以上计算。8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进程加快，所以1982年联合国第一次世界老龄问题大会上，又确立了一个新标准。根据发展中国家大多以60岁为退休年龄的实际情况，新标准便以60岁及以上来衡量了。以这两个标准衡量的结果差别不大，误差大概是±5年。以新标准衡量，中国应该在1995年就迈过了老龄化的门槛；后来以65岁及以上为标准，使跨越门槛的时间延迟了5年。自此，对这两个标准的选择，各级政府实际上采取的是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