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消费”，还是“科学消费”？
----在尹世杰教授90华诞庆祝大会上的发言
▲廖进中
各位专家，各位领导：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全国第十六届消费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暨庆祝尹世杰教授90华诞大会》，作为尹先生的后学、校友与老乡，除了要对他表示我的祝贺、祝福和祝愿外，我还想讲几句长期缠绵于心、不吐不快的话。
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消费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在座诸位都比我明白，无需赘言。大家也清楚，“扩大消费”，是中国经济界近些年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但在我与尹老这个“中国消费经济学泰斗”的接触中，却感觉他鲜有使用“扩大消费”的言语，多的只是“科学消费”以及与它相近的“合理消费”、“公平消费”、“生态消费”之类的论述。于是我就想：这是为什么？我们应如何理解它？它是否隐涵着尹老更深刻的学术思想？
人们都说，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尹老80岁以后的这十年里，是我国经济进一步上台阶、社会进一步大发展的时期，但在“扩大消费”的语境下亦萌发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比如，“公款消费”，就有一个是要继续“扩大”，还是要快速“抑制”，乃至完全“取消”的问题。
先说“公车消费”。我一直就怀疑：我们为什么要有“公车”这个概念？您说官员上班开会、下基层访贫是“干公事”，所以要有公车，那我说教师上班讲课、下基层调研难道就是“为私事”？我们大家都是“拿工资、养家糊口”，为什么您的“拿工资、养家糊口”不是私事，而我的就是？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人们无钱买车，为了提高行政效率，需要有公车，还有点道理，那现在，哪个官员买不起车？各种收入本来就多，而又“工资基本不动”的官员们，难道真的买不起车？而且，为什么有些人没当官前，私家车开得好好的，而一旦当上了官，就要弃私车而用公车、就要配备专业司机，或者要通过“改革”给予其超过普通百姓工资的交通补贴呢？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公车消费”已经制度化，什么级别的官员配什么品牌、多大排量的公车都已有明文规定了。
再谈“公款吃喝”。大家都知道，“地沟油”在中国，现已成为一个道德败坏、天良丧失、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隐喻语和代名词了。但我们认真地想过没有：“地沟油”是怎么产生的？它的源头在哪里？“地沟油”在中国的泛滥，这到底是谁之责？这到底是谁之过？我总是在想：假如我们加速了消费改革，没有了或减少了“公款吃喝”、“奢侈消费”、“过度消费”，会有那么多的“地沟油”吗？或者，退一步讲，假如我们都“消费而不浪费”，不羞于把酒桌上没吃完的、或根本没有动过筷子的美味佳肴打包回家，让家人们的“胃”去消化、去处理，否则，就征收个人的资源浪费税，还会是“地沟油”满地流吗？又何至于我们的粮食局长们在早几天的“世界粮食日”去做24小时的“饥饿体验”呢？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公款消费”已是天怨、地怨，民怨、乃至“官怨”了，社会上不是早就有“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老婆背靠背”的怨言吗？从某种意义上讲，“公款消费”是一种公开的、危害性极大的腐败，它正在逼近民众情绪的容忍度，甚至成了外敌妄图搞乱中国的“利用点”了。最近南海、东海频频出事，网上不是有学者说：“过去美国联合欧洲打‘中东’，那是为了中东的‘石油’；如今美国联合日本搞‘中国’，而是因为中国的‘地沟油’”了吗？
从理论上分析，中国现在正处在由“温饱型消费”迈进向“小康型消费”的转型期，也是社会矛盾的交叉萌发、集中张扬期，民众情绪的浮燥、焦虑、冲动期，用通俗语言讲，是“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时期。从现实中考察，早两个月发生我和尹老家乡的邵阳自来水厂的“8.27事件”，就是一个实证。该厂女职工石燕飞因不满意双胞胎女儿中的另一个的工作安排问题，就拿着汽油瓶、闯进会议室去放火，结果造成三个领导的当场死亡，这本是一件案情清楚的恐怖事件，可就是因为它袭击的对象是当官的，网上便“叫好声”一片，并把肇事者冠之以“反腐英雄”的美誉，而不同意见者则不同程度地遭受着被谩骂、被污蔑之苦。请问：这件事是不是已经十分明确地警示我们，民众怨气已经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
缺少制度化发泄通道的社会怨气、戾气，一旦遇有适当时机，就会剧烈地、非理性地爆发出来。比如，在中日“钓鱼岛”纠纷中，为什么大学生们抗议游行刚发起，街面上就开始打、砸、抢、烧了，网民之间便“分裂”了，“爱国者”们便使用最刻毒的语言“骂街”了？为什么当日本人还漫步在千里之外，钓鱼岛还荒躺在海面之上时，我们就开始打杀起自己人了，就公开抢夺同胞的财物了？而且，当西安日系车车主颅骨被砸穿、长沙平和堂的铺位被抢劫时，为什么围观群众不仅不制止，反而是放声欢呼、高调起哄，甚至还喊出“宁可华夏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的亢奋语言？大家可以想一想，在这里，“民族主义”是不是成了民怨宣泄最安全、最高尚的激发点？如果任其蔓延下去，后果将会是怎样？会不会丧失我们经济发展的难得机遇？所以，我一直在疾呼，要用“市场领土论”的大智慧，“和争”而非“战争”的大视野，“历史冤仇宜解不宜结”的大肚量去化解边界争议。
综合前面的分析，我觉得，我们在研究尹老近年来的学术思想，使用“扩大消费”这一概念时，一定要注意区分以下问题：其一，扩大消费，是扩大“谁”的消费？是扩大强势群体的消费，还是弱势群体的消费？其二，扩大消费，要扩大“什么样”的消费？是扩大物质类型的消费，还是精神类型的消费？其三，扩大消费，是扩大“什么时期”的消费？是扩大“温饱前”的消费，还是“温饱后”的消费？其四，消费拉动，是“正拉动”，还是“负拉动”？是拉动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拉动社会贫富差距？这些问题的探讨和解决，也许可以更科学、更精准地促进消费经济学研究，从而带动经济结构、分配制度、产业扩展、模式转换等的研究深化。
总之，中国已经到了从“扩大消费”迈进到了“科学消费”的时代，“扩大消费”要以社会和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前提，要用“科学消费”来“稳增长”。倘若继续盲目的、笼统的、把消费异化成拉动GDP增长工具的“扩大消费”，定会毁掉我们改革开放的既有成果和人们的福祉。这就是我对尹老“科学消费”理念的一点小思考，也是我对其九十华诞的一点小心意。
（2012年10月21日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