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主导者是君主，在战国的混乱局势中，荀子坚持了儒家强调的德治路线。在《君道》中，荀子开宗明义就强调：“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所以，他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君主的自身修养。“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闻为国也。君者仪也，民者景（影）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盘）也，民者水也，盘 圆而水圆。君射则臣决。楚庄王好细腰，故朝有饿人。”（《君道》）这种思想，完全继承了孔子“为政以德”的观点。

　　但是，从孔子到孟子都是政治领域的不得志者，各诸侯国对他们的德治路线赞扬者不少，而实践者却不多。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德治和法治的对立性思维。在早期 儒家眼里，一旦强调法治，就会排挤德治的位置，导致社会“免而无耻”。所以，孔子曾经对晋国铸刑鼎持激烈的反对态度。而到荀子，则试图把德治与法治统一起 来。在战国普遍推行变法之后，荀子指出法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比如，后羿射箭之法一直存在，但并不是每代都会出现后羿；夏禹治国之法也一直存在，但并不是 每个君主都像夏禹。人们一般会认为，制度化管理要比人治更为可靠，而荀子恰恰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对法制的存亡不是从条文上认定，而是从效果上认定。他指 出，正是因为后羿不再出现，所以，后羿的射箭之法虽存犹亡；夏禹之后，法制未变，却出现了夏桀。法要靠人来实施，没有合适的人，法制就会徒具形式。“法不 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 事之变，足以乱矣。”（《君道》）这种思想，显然已经对法制迷信有了必要的警惕。对于当今单一赞扬法制的人来说，荀子已经指出了法制与法治的区别，强调人 的因素在法治中的作用和意义。

　　荀子论证说，君主的职责就是“能群”，具体表现为 生养人、班治人、显设人、藩饰人四个方面。所谓生养，包括“省工贾，众农夫，禁盗贼，除奸邪”，即造成富足稳定的社会环境；所谓班治，包括“天子三公，诸 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职，莫不法度而公”，即建立国家的组织体系；所谓显设，包括“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即形成治理国 家的运作队伍，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人事相适，各得所宜；所谓藩饰，包括“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琱琢刻镂，皆有等差”，即用礼仪文饰标志社会阶梯。 按照荀子的思路，君主做到上述四个方面，就是“至道”。“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纂论公察则民不疑，赏克（免）罚偷则民不怠，兼听齐明则天 下归之；然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则德厚者进而佞说者止，贪利者退而廉节者起。”（《君 道》）在引用了“载舟覆舟”的谚语后，荀子强调：“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 大节也。三节者当，则其余莫不当矣。三节者不当，则其余虽曲当，犹将无益也。”（《王制》）治国归根到底依赖于用人。“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 以自能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为之，匹夫则无所移之。”（《王霸》）领导者与民众的区分，就在于领导者使用别人干事，而普通民众靠自己干事，所以领导者的能 力主要表现在用人上，而普通民众的能力表现在自己干活上。

　　显然，君主治理国家要 依赖于组织体系，而在这一组织体系建设中荀子最重视的就是选贤任能。他特别指出，人主最大的问题是用人不当：“使贤者为之，则与不肖者规之；使知者虑之， 则与愚者论之；使修士行之，则与污邪之人疑之，虽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犹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语曰：好女之色，恶者之孽也；公正之士，众人 之痤也；修道之人，污邪之贼也。今使污邪之人，论其怨贼，而求其无偏，得乎哉！譬之是犹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乱莫大焉。”（《君道》）让不肖之人来监控 做事的贤者，让愚笨之人来论证智者的思考，让污邪之人对正直之人指手画脚，就会南辕北辙。政务管理的问题多半出在这些地方。漂亮的女子会引发恶人的邪念， 公正之士会导致众人的嫉恨，廉直之人会遭到贪贿之徒的仇视。所以，如何用人是君主的第一要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历代王朝强调治理国家要“亲君子，远小 人”的思想源头，同时也可以看到君主专制的理论萌芽。一方面，治理国家要区分贤与不肖，辨别智愚；另一方面，这种识人任人的重任，需要君主独自担负。不 过，这时的君主专制，是以君主的人格魅力和道德优势为前提的，如果德行同势位不相称，就无法完成治国重任。君主治理国家的主要行为，不是占据势位并具体操 作，而是发现贤能并使用贤能。“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埶。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埶，则 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君道》）

　　同当时的法家学说相比，荀子笔下的君主，其专制程度是有限的。首先，君主的主要作用是当好表率。“上好权谋，则臣下百吏诞诈之人乘是而后欺。”“上好曲私， 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偏。”“上好覆倾，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险。”“上好贪利，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丰取刻与，以无度取于民。”“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其次，即便是君主作出良好的表率，也需要对下面的欺诈予以必要的防范。所以，需要用探筹（掣签）、投钩 （抓阄）等方法来保证“公”，用度量工具来保证“平”，用衡量工具来保证“实”。但这些工具方法都不能取代君主的榜样作用。最后，君主做出表率并不是目 的，而是要带动官员养成行为习惯，官员移风易俗带动社会，做到不使用这些方法工具就能实现公平真实。“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劳而事治，政 令不烦而俗美。”（《君道》）这就是天下大治。显然，当时的法家强调的是“势”，而荀子强调的是“人”。而人按照群的等级层次，由君主到官员再到民众，形 成良性的社会风气。“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如果说，孔孟的管理学立足于道德，法家的管理学立足于制度，荀子的管理学则介于二者之 间，立足于行为。

　　为了实现用人的公正，荀子主张以礼义为取舍标准，开放社会等 级。“请问为政？曰：贤能不待次而举，罢（疲）不能不待须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中庸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则有昭缪。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 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王制》）所以，荀子的“明分使群”中分的标准不再是血缘家世，而 是修养行为，并由此为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按照荀子的思路，君主选人用人有基本准则。“取人之道，参之以礼；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义动静，度之以礼；知虑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积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临尊，轻不得以 县（悬）重，愚不得以谋知，是以万举而不过也。故校之以礼，而观其能安敬也；与之举措迁移，而观其能应变也；与之安燕，而观其能无流慆也；接之以声色、权 利、忿怒、患险，而观其能无离守也。彼诚有之者，与诚无之者，若白黑然，可诎邪哉！故伯乐不可欺以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君道》）荀 子的这段话，最能体现儒家管理思想由在野向在朝的转化。在孔孟那里，我们很少看到这种人才检测方法。如果说，度之以礼，稽之以成，校之以功，还基本符合儒 家的本来传统，那么后面的具体举措，则已经有了法家因素和权谋变量。用职务变化来观测应变能力尚属正道，而用声色犬马来观测为人品质，多少就有点考核陷阱 的味道。对此，荀子主张以君主的品德和智慧来防范这种手段的滥用，用伯乐喻君子，却回避了这种手段对君子人格的可能伤害。一旦君主缺乏君子品质，这种手段 就肯定流于权谋。后来韩非以“中人”作为君主的素质标准，立即就把君主对臣下的检测导向了另一个方向；到了李斯提出“督责之术”，更是把这种驾驭部下的权 谋推向极端。

　　荀子对权谋欺诈是反感的，“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 而亡。”（《王霸》）“权谋倾覆之人退，则贤良知圣之士案自进矣。”（《王制》）君主的榜样作用，直接决定着整个国家的风气，所以，君主不可用权谋。然 而，对左右的检测，对人才的考察，肯定是个技术活，如何做到既要用术，又不涉诈，是儒家管理思想的薄弱环节。从孔孟到荀子，在事涉权变的管理环节，只能依 赖于价值观念和道义准则的软约束。从其后的演变来看，这种软约束，很难防范权变向权谋的转化。如果说，中国古代的人才测评，在法家那里出现了癌变，那么， 这种变化的基因，是在荀子那里的儒家德治学说同法治学说的对接中就已经产生的。不过，正是荀子强调“有治人无治法”，以君子人格抑制权谋病灶，使其设计的 治理体系掩盖了人才检测的权谋陷阱。

　　以荀子之聪明和思维之严密，对于人事测评的 偏差是有所警惕的。他强调，在选拔人才时，“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并称这是“虽圣人不能易”的治国之道。然而，他看到了现实中的弊端。“求 卿相辅佐，则独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亲比己者之用也，岂不过甚矣哉！”（《君道》）针对这种偏差，荀子指出，要区分“公”和“私”。在私域，可以有对便 嬖亲近的恩惠偏向，而在公域，必须一视同仁。即所谓“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无私人以官职事业”。而且荀子论证道，官职任用不公，归根到底会伤害私利。如 果君主误认无能者为有能，属于主闇；臣下无能而显示出有能，属于臣诈。“主闇于上，臣诈于下，灭亡无日，俱害之道也。”荀子还以周初政治为例，说明私人恩 惠和公正用人的区别，周文王重用姜尚是使贤任能，而周武王得到天下后大封姬姓则是爱及子孙。所以，国家给统治者带来的利益是私，而如何使国家能够给统治者 带来利益则是公。如果任人唯亲，德浅才疏，能位不副，最终会害了那些所爱之人。“唯明主为能爱其所爱，闇主则必危其所爱。”（《君道》）这也正是触讋说赵 太后的道理。不过，触讋强调的是君主亲近者的责任，而荀子强调的是人才选拔上怎样防范偏私。

　　问题是，君主的信息是有限的，对人的了解是有限的，因此，单靠君主自己的识别力，无法看到那些视野以外的贤能君子，更不可能了解山泽草野的智者，很有可能偏 私。所以，君主必须靠卿相辅佐，靠左右协助。“人主不可以独也。卿相辅佐，人主之基（綦）杖也，不可不早具也。”荀子指出，君主眼界看不到宫墙之外，耳朵 听不到社会下层言论，所以必须有合适的人提供信息。没有消息灵通的监听者为“暗”，没有头脑卓越的咨询者为“独”，没有出使四方的干练者为“孤”，孤独暗 叠加就是“危”。荀子把这些辅佐人员统称为“国具”。这里对“独”和“孤”的否定，不是要求君主与他人分享权力，而是要求君主有自己的耳目。荀子的逻辑 是：只有优秀的卿相，才能使用干练的出使办事人才；只有值得信任的耳目，才能发现出色的卿相。用人的关键，是身边传递信息的左右便嬖。秘书和侍从的重要性 由此彰显，而这正是君主专制的特色。

　　由此，君主如何才能不被身边人员蒙蔽，就需 要自己对人才的评判有恰当的把握。荀子给出的要略是把人才分为三种：一是“愿悫拘录，计数纤啬而无敢遗丧”的具体办事人才，二是“修饬端正，尊法敬分而无 倾侧之心，守职修业，不敢损益”的士大夫官师人才，三是“知隆礼义之为尊君也，知好士之为美名也，知爱民之为安国也，知有常法之为一俗也，知尚贤使能之为 长功也，知务本禁末之为多材也，知无与下争小利之为便于事也，知明制度、权物称用之为不泥也”的卿相辅佐人才。这三种人才的划分，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基层班 组、部门中层、公司高管。准确区分并恰当使用这三种人才，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能区分这三种人才，而陷于具体的事务处理，甚至与臣下“争小察而綦偏 能”，就会把国家带入混乱。

　　为了做到选人得当，荀子专门论证了“衡听、显幽、重 明、退奸、进良之术”。不过，在术的运用上，荀子只是开了个头，远远还达不到韩非式的“精细化管理”水平。荀子的所谓术，仅仅是“朋党比周之誉，君子不 听；残贼加累之谮，君子不用；隐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货财禽犊之请，君子不许”（《致士》）。所谓衡听，就是不偏听偏信；只有衡听才能显幽（解除壅 蔽），只有显幽才能重明（明而又明），只有重明才能退奸，只有退奸才能进良。荀子说了很多，无非是对兼听而明的强调而已。在荀子的逻辑中，君主的左右亲信 至关重要，然而如何保证这些左右亲信不致于误导君主，荀子并未形成开创性深入研究。究其根本，是这一思路会引发权术与道义的冲突，以正人君子自居的荀子回 避了这种思考，然而这也为后代儒家管理理论的“两张皮”做了铺垫。正是这种回避，在操作层面给法家的权术思想留足了地盘。汉代以后的治国思想外儒内法，是 由荀子这里起步的。

　　作为一名出色的学者，荀子不可能看不到君主在任用贤能中的偏 差，所以，他指出君主在口头上和行为上有可能出现的不一致：“人主之害，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乎不诚必用贤。夫言用贤者，口也；却贤者，行也，口行相反， 而欲贤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难乎！”（《致士》）这一点，涉及到经营中普遍存在的言行背离问题。当代学者阿基里斯以“行动科学”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 析，提出了“名义”与“行动”之间的下意识不符，并由此提出了组织学习理论。荀子的时代不可能进行这样的研究，但他敏锐地看到了其中的矛盾。当一个人宣称 的价值观与他行动展示的价值观不一致时，人们只能以其行动为依据。由此，荀子弘扬了儒家思想的基本内涵——学习的本质是修身，无意识的习惯养成是关键。在 这里，荀子触及到了礼治内化为行为准则的问题。

　　君主是否需要日理万机，宵衣旰 食？荀子很明确地回答不需要。他说：“主道治近不治远，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则远者理，主能治明则幽者化，主能当一则百事正。”“既能当一， 又务正百，是过者也，过犹不及也。”“不能治近，又务治远；不能察明，又务见幽；不能当一，又务正百，是悖者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详；主好要则百 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王霸》）这就基本确定了君主无为而臣下有为的治国基调。

　　除修身和用人外，荀子对君道的其他方面论证较少。在总体上，荀子是主张“身佚而国治”的，而不像韩非那样，抡起赏罚二柄尽显权威。但是，荀子对赏罚有一处论 述极为可取。他说：“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而过，宁僭勿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能做到赏罚得当固然好，如果做 不到，宁可误赏，不可误罚。这种观点包含了朴素的有限理性思想，而且其宁可纵恶也不害善的倾向，守住了儒家底线，也使荀子的思想与法家划清了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