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终结之前俄罗斯完成了长达18年的谈判，正式成为WTO成员国。俄罗斯的加入使WTO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97%，至此全球所有重要国家都成为WTO成员国。20年前苏联崩溃解体，冷战结束启动了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至此WTO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家庭。回过头来看，冷战结束后贸易全球化并没有使世界变得更太平，世界现在的问题一点都不比原来少，至少人们更没有方向感了。日前与一位法国政治学者谈及当前的世界政治格局，她的判断是“世界正处于革命的前夜”。我问：“革命的方向？”回答：“不知道”。

　　在贸易全球化的大格局下，全球的能源格局不像政治格局那么不清晰，需求增加、油价上升、技术进步、减排压力增加、日本福岛核事故促成了天然气黄金时代的来临；走向深水、走向页岩油气、提高采收率和投资增加使石油峰值来临的时间不断推后；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在政府大力补贴下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新技术和低碳消费理念提升了能源使用效率。能源资源并不稀缺，只要各方充分合作，注重技术创新和保持足够的投资，世界能源的供给是可持续的。这就是从2011年12月8日结束的多哈第20届世界石油大会上传递出来的关键信息。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能源领域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是能源消费的重心由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IEA（国际能源署）预计，从2008年至2035年，能源消费增量的80%来自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将占增量的一半，仅中国就占了增量的30%。

　　历史上看，任何重大的变革都不会是轻松的，能源领域的重大变革必将导致社会格局的重大调整，从而导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 能源消费重心的转移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但相关各方对这个转变并没有准备好。

　　首先，多边能源对话机制没有准备好。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传统化石能源领域，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消费增量上远高于 OECD国家，在未来的20-30年内都将如此。生产消费的权力在转移，而在传统的对话机制里面并没有他们的地位，新的机制又还没有建立起来，由此造成的诸多矛盾说明现今的世界还没有准备好应对这个突然而来的转变。IEA意识到这个问题，2007年就任署长的田中伸男先生在就任之初就试图让中国加入IEA，但直到2011年9月他任期届满也没有解决中国进入IEA的问题。

　　中东地区拥有世界石油三分之二的探明储量和近40%的石油产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油区和石油出口地。为了避免中东地区动荡造成国内石油供给的波动，小布什在2005年宣布，到2020年美国将减少从该地区进口石油的75%，这几年美国以平均每年1%的速率减少中东石油的进口量，2010年美国只有15%的石油进口来自于中东。现在从中东进口石油份额最多的是亚洲国家，其中中国超过50%的进口石油都来自于中东。而亚洲国家在中东的政治影响力、话语权都很低，进口了大量石油天然气还要支付额外的“亚洲溢价”，每桶油比美国和欧洲买家贵1-3美元。亚洲的消费国与中东并没有像IEA那样的机构与GCC（海湾合作委员会）或OPEC（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开展对话的机构或机制。

　　我们必须积极应对这种缺失。在全球化的时代，这些政府间的多边组织和其他许多NGO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构建了连接政府、行业内外、行业与政府间对话沟通的平台。参与它们我们才能成为大家庭里的一员，才能与其他成员有一个平等对话的基础。现有的世界秩序需要调整和改革，我们参与其中才能发挥作用并参与对它的改造。政府应该起主导作用，大国要承担大国的责任，这也是国家软实力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次，能源消费和排放控制的机制没有准备好。

　　眼下已完成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过去超量的排放大大压缩了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发展的空间。发展中国家大多仍处于工业化过程，但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因为技术、资金和话语权大多还掌握在发达国家的手里。尽管有“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但由于各自的利益，谈判进展极为艰难。

　　当前来看，风能、太阳能、生物燃料等最为普遍的可再生能源尚无可能完全替代传统能源。目前也只有美国、加拿大具备大规模商业化生产页岩气和煤层气的条件。

　　下一个能源革命很可能是在以下两个方向之一出现突破：一是像蒸汽机内燃机那样全新的原动力发动机的发明，二是为现有的原动力发动机发现新的燃料或大规模可支付的能量储蓄装置、可控热核聚变装置和大容量低成本可靠的蓄电装置都是很值得期待的。而这些都需要全新的技术和巨大的投资。

　　中国已经是第一排放大国了，我们对能源的需求还在快速上升，而一次能源的结构很难在短时间内调整到位，我们必然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这里我们也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从“十二五”规划上看，政府是有决心的，措施也是强硬的，但应该看到，中国减排最大的潜力是在改变煤炭在一次能源中过高的比例而大幅度提高天然气的比例。资金在哪？技术在哪？替代资源在哪？任务极其艰巨。

　　最后，国有石油公司参与国际竞争的模式还在探索，能力还需不断提高。

　　中国的能源工业，尤其是石油天然气工业60年的历程，走过了一条非常独特的道路，建立了独特的石油工业体系。中国的几大石油公司都在努力“走出去”，通过数百亿美元的投资获得6000万吨/年的份额油，成绩斐然。但今天我们不可能把过去在国内成功的模式搬到国际上去。

　　实际上，中国石油公司“走出去”最重要的是增加了全球对石油天然气的投资，增加了全球能源的供给。中国公司投资获得的产量绝大多数份额都在当地或国际市场上卖掉了，只有很少一部分（10%左右）能运回国内来。中国进口石油的绝大部分是通过国际市场买来的，是“贸易”的结果，而不是“生产”的结果。但在国外多数专家和媒体看来，中国的石油工业管理体系还没有融入到世界石油体系中去，依然还很有“孤家寡人”的味道。这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自己的认识没有调整过来，自然更没有向世界解释清楚；二是中国的石油公司积极参与世界各国众多的石油天然气项目竞争，而对国内的项目设立了严格的准入门槛，维持了寡头垄断的不变格局。这也是我们没有准备好参与国际竞争融入世界的结果，这种形象是需要尽快改变的。

　　实践出真知，十几年“走出去”的实践，中国公司要想做得好还需要更多的人才积累和观念文化的进一步改变，国际化、本地化也还需要国内企业改革和用人机制的进一步深化，干部队伍需要大幅度地市场化和国际化。

　　有石油前辈讲过：石油百分之九十是政治，只有百分之十是经济。作为第二大经济实体、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的能源问题就是世界的能源问题。中国人不仅要立足于解决自身发展的能源需求问题，更要有一种大国责任意识，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为解决全球能源问题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