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说苏格拉底
因为我们将要介绍的三位古希腊思想家都与苏格拉底（前469—前399）有着渊源——色诺芬（前430—前355）和柏拉图（前427—前347）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是苏格拉底的学生的学生，所以在具体介绍这三位的经济思想之前，可以说一说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一个有趣的人，但当时的人们认为他很恐怖，所以雅典公民大会判处他死刑；苏格拉底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之伟大以至于古希腊哲学分成了前苏格拉底哲学和后苏格拉底哲学；我很敬仰苏格拉底，我希望自己生活在他的那个时代，但我不愿意和他生活在一个城市里，我更不愿意跟他做同事。
一
古罗马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西塞罗（前106—前43）说，苏格拉底是第一位将哲学从天上引到人间的哲学家。我先将这句话引申一下。在苏格拉底之前，哲学家们似乎更关心世界的本源，宇宙的运行之类的问题。最典型可能是泰勒斯（前624—前546）。你们知道他曾经因为预测某一年的橄榄丰收而致富。之前，泰勒斯受到过某种挫折。他在夜间边走路边观测天象，过于痴迷了，不小心掉到沟里，于是他的仆人嘲笑他——一个人间的事情都搞不清楚的人还能搞清楚天上的事情？泰勒斯要证明一个哲学家既可以搞清楚天上的事情，也可以搞清楚地上的事情，或者说搞清楚天上的事情有助于搞清楚地上的事情。他相信，一个哲学家也可以赚钱的，只要他愿意。他根据自己对天象的观测，预测到某一年将风调雨顺，将会橄榄大丰收。他想，橄榄丰收之后人们将需要更多的榨油机来榨油，于是他事先将他所在地区的榨油机全部租下来，到时候再以更高的租金转租出去。挣了一大笔钱。泰勒斯俄因此成为预测学的先祖。
泰勒斯所在的那个地方叫做米利都，那是西亚靠近地中海的一个城市，是希腊的子城。希腊民族原先生活在爱琴海西部沿海的山地，主要生产橄榄和葡萄，同时从事对外贸易。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繁殖，希腊人逐步沿着地中海迁移，并在亚洲靠近地中海的一侧建立了一些城邦。这些城邦实施的是与希腊相同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叫做希腊的子城或者殖民地。米利都在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曾经有过一个哲学学派就叫做米利都学派，除了泰勒斯之外，还有他之后的阿纳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他们研究世界的本质问题，有的说世界由水构成，有的说世界由气构成，有的说世界既不是由水构成也不是由气构成更不是由火构成，而是由一种抽象的叫做“元质”的东西构成。
米利都在历史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它是希波战争的直接背景。前500年的时候，波斯人因为垂涎希腊人的财富，进攻米利都。米利都人向斯巴达求援，斯巴达不理会；米利都人转而求助于雅典，雅典出兵援助。波斯人进一步将战火烧向整个希腊。这段历史大家从电影《斯巴达300勇士》中获得了一些印象。斯巴达是一个集权的专制的军事国家，整个国家的主要产业就是军事，人们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军事训练以应付战争。整个国家有着统一的意识形态，有着强大的国家机器，全民有着强健的体魄，严密的纪律，旺盛的斗志以及为国捐躯的奉献精神。苏格拉底和他的弟子们都将斯巴达看成是一个理想的国度，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以斯巴达为原型构建的。也许是因为斯巴达有着这样的传奇个性，因此成为艺术作品颂扬的对象。实际上，虽然斯巴达参加了第二次希波战争并在战争中有着卓越的表现，比如那部电影所反映的温泉关战役，但抵抗波斯人的主力是雅典人，雅典的经济实力和战争动员能力更强大一些。最后经过几次海战，希腊人战胜了波斯人。
对于雅典来说，希波战争的胜利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是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在那个时代，陆战中战士要自备武器装备，包括战马。因此陆战士兵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而希波战争最后是通过海战取胜的，海战士兵不需要自备武器装备，参战者主要是城市贫民。这样，战争的胜利提高了城市贫民的社会地位。二是雅典开始成为希腊城邦中最强大的国家。战争过后，希腊城邦订立了提洛同盟，建立一支海军舰队，共同防御希腊城邦。雅典成为提洛同盟的首领。希腊舰队实际上是由雅典人建立和组织，其他城邦要向希腊缴纳贡赋以维持其运行。自此，各城邦的贡赋成为雅典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后来将讲到的色诺芬的著作《雅典的收入》与雅典财政收入来源的变化有关。三是雅典工商业的繁荣及社会风气的变化。就后一方面来说，所谓“赢家的诅咒”是一个贴切的写照。由于雅典经济的日益强盛，工商业的发展，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日益盛行，政治也变得日益腐败，社会风气也日益恶化，城邦内部的矛盾和城邦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以致后来发生了伯罗奔尼撒战争。
二
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在最大的两个希腊城邦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战争的原因之一，与雅典的粮食供应有关。雅典的粮食供应，主要来源于西西里岛。从雅典到西西里岛要经过斯巴达附近的海域，而对雅典不友好的斯巴达经常骚扰运粮船队。雅典希望征服斯巴达以保证粮食运输的安全。更主要的原因可能还在于两个城邦政治制度的对立。雅典实施的是民主制度，而斯巴达实施的是专制制度。本来对方实施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与己无关的事情，可是，在斯巴达有着雅典民主义制度的拥护者，而在雅典也有着贵族专制的拥护者。由于对立城邦内部某些势力的怂恿，双方都有向对方“输出革命”的愿望。于是战争就爆发了。经过前431—前421和前415—前404年的两次战争，雅典最后失败了。自此，雅典国力渐趋衰弱。雅典战败后，斯巴达在雅典扶持了亲斯巴达的政权，这就是“三十僭主”的统治，这是一个贵族的寡头政权，其中有苏格拉底的学生，有柏拉图的亲戚。后来，民主派经过斗争，又夺回了政权，恢复了民主政体。
苏格拉底曾经带领色诺芬参加过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而且他在战争中表现很出色。他曾经救过色诺芬的命。色诺芬在他的《回忆苏格拉底》中，叙述了苏格拉底在战争中的卓越表现。他说，苏格拉底有着顽强的意志，坚韧的毅力，因此能够自如地应对艰苦的环境。某此战役中，天气极端寒冷，士兵们在帐篷里裹着厚厚的毯子还冻得的受不了，而苏格拉底主动要求到门外站岗，他只披着一块薄薄的毯子，还没有穿鞋袜。苏格拉底是斯巴达政治制度的拥护者，但他作为雅典人，还是参加抗击斯巴达的战争，在他看来，这是他作为雅典人的本分。所以，尽管他一直在批评雅典，批评雅典人，但他始终是爱他的祖国的。
西塞罗说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引到人间，指的是苏格拉底在哲学史上第一个关注人的生活。苏格拉底关注人的生活，主要是关注人的灵魂或精神，关注与人的精神生活有关的价值、信念、伦理、德行等等。苏格拉底生活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后，在他看来，他所处时代的雅典，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已经腐化和堕落，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自身利益，追求物质享受；日常生活中，人们精神空虚，行为乖张；政治领域中，到处充斥的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腐败堕落。他说他就是一只牛虻，他要不断叮咬雅典这匹因为生活安逸而昏昏欲睡的肥马，使其保持清醒，焕发斗志。
苏格拉底的父亲是一位石雕工，母亲是一位接生婆。这种身世对苏格拉底的人生似乎是某种隐喻。苏格拉底一方面将自己看成是人生的雕刻师，同时也将自己看成是思想的接生婆。他一生没有从事过任何与日常营生有关的正式工作，除了曾经的参战及从政之外，他的工作似乎就是闲逛和闲聊。每天早早地，在市场开始营业之前，他就回来到广场；看到有年轻人到来，管别人愿意不愿意，管别人有事还是没事，拦住别人就开始絮絮叨叨起德行、智慧、正义、信念、价值、善和恶、美和丑、灵魂和肉体、形式和实质、人生和死亡等等。他对物质生活没有什么要求，似乎一辈子就只穿过一件衣服，那还是只是一块薄薄的毯子。可是，就算这样，他还是有家庭，有妻子和孩子。由此可以理解他那著名的悍妻对他的不理解和不客气。据说，苏格拉底在广场正在兴致勃勃地自吹自擂之际，她的妻子找到了他并将一盆污水泼到他头上，他只得自嘲——“我知道雷电之乎必有暴雨。”后来还有人说，成为一个杰出的哲学家的条件，或者是没有妻子，或者是有一位悍妻。不过，容忍不了他的不是他的悍妻，而是雅典那些智慧的“精英”。
三
前399年，三位雅典公民对苏格拉底提起诉讼，说苏格拉底不虔敬，还败坏青年。当时雅典的民主制度，原告需要进行自我申辩，然后由五百人组成的陪审团进行裁决。苏格拉底在申辩中说，对他的起诉实际上很早以前就有了，那就是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在这部剧作中，苏格拉底被描绘成一个既懂天文又懂地理，擅长于强词夺理，热衷于测量跳蚤跳跃高度，时常端坐在云端胡说八道的“智者”。所谓的智者，后来也叫做诡辩学者或者修辞学家，是专门收费传授修辞之学，诡辩之术的学者。由于当时雅典的自辩制度，口才或者辩才关乎财产甚至生命，于是修辞或者诡辩具有很大的市场。苏格拉底当然不是这样的“智者”，尽管特也向年轻人传授知识，但他所传授的并不是“智者”们传授的那种实用技巧，而且，他从不收费。自辩过程中，苏格拉底其实没有必要将阿里斯托芬拖出来的，这样做只会树立更多的对立面。但是，苏格拉底其实不是在为那两项“罪状”申辩，因为那些罪状其实是莫须有的，他的申辩只是为了要宣扬自己的哲学观念和人生信念。他其实是在宣讲而不是申辩。雅典公民大会的成员们当然也不是傻子，他们听得出他的口气和意图，于是不断地纷纷扰扰，不断的起哄喧闹。这样，苏格拉底如同在市场和广场上一样，为了将自己的宣扬进行下去，得不断提醒听众要安静，要有秩序。
关于苏格拉底的“罪行”，美国人斯东写过一本书叫做《苏格拉底的审判》，从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在民主政体恢复之初，贵族集团还有相当大的力量，而民主力量还比较弱小。苏格拉底作为民主制度的反对者和贵族专制的拥护者，他的言论和他在知识阶层中的地位和威望对民主政权是一个威胁。于是，审判并处死苏格拉底成为民主政权的一个无奈选择。斯东列举很多材料证明苏格拉底对民主及民主政权的仇视，其中很大部分讲到苏格拉底主张对荷马史诗进行删减，主张删除其中与民主信念有关的所有痕迹。说苏格拉底因为反民主倾向而受到政府的排斥或者批判可以理解，但因此而被起诉和判刑，似乎将意识形态对立的影响描述得过于重大，这更多的是一种现代的观念。从苏格拉底的言论中，实际上也看不出他对民主制度有着多么不共戴天的仇视，而且，苏格拉底还在民主政权期间参政过，他所在乎似乎不是民主还是专制，而是正义还是非正义。还有，斯东列举的苏格拉底主张删减荷马史诗的说法，来自柏拉图的《理想国》。《理想国》虽然假托苏格拉底之名对话，但柏拉图写此书的时候苏格拉底已经去世了三十几年。通常认为，《理想国》是柏拉图最伟大的著作，所反映的是柏拉图而不是苏格拉底的想法。
当然，苏格拉底清楚，他的所谓“罪状”，也不是什么不虔敬或者败坏青年，而是因为他在掀起一场白色恐怖运动。有一天，苏格拉底的一位叫做凯勒封的朋友到德尔菲神庙敬神并询问谁是天下最有智慧的人，祭司说是苏格拉底。凯勒封将这个信息传递给苏格拉底的时候，他很惶惑。在苏格拉底看来，智慧只应该属于神，而人只能领会神的意志或者智慧，人是不配拥有智慧的。神说他是最有智慧的人，肯定别有所指。苏格拉底想到，通过验证他是否比别的人有智慧，也许可以找到答案。于是，苏格拉底开始去找人验证。他先找到一个据说是雅典最有智慧的政治家，通过辩论，苏格拉底发现，这位政治家其实也没有什么智慧，他总以为自己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而自己其实是不知道的。再找到一位有名的诗人，通过辩论，苏格拉底发现，诗人靠灵感写作，对自己的写作出来的东西其实并不了解多少。但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无知。只要找到一个人比自己有智慧就可以罢手，但苏格拉底没有找到，他还要继续找下去。
读过一些柏拉图写的苏格拉底对话的人都知道，苏格拉底找人对话或者讨论问题的时候，总是采取“提问——回答——否定”的句式。比如有这样一段对话：
什么是正义？
——借人东西要归还就是正义。
那么按照正义的要求，借了朋友的刀子要归还。
——当然。
如果你的朋友疯了。还要归还他的刀子吗？
——那就不要归还了，因为那样对他不利。
那么，按照正义的要求，借了别人的东西可以不归还了？
——是的，可以不归还。
……
提问当然比回答要简单，否定当然比肯定要容易。这样，作为提问者和否定者的苏格拉底，加上他丰富的知识，敏捷的思维，总是在论辩交锋中处于上风。论辩的结尾，往往是对方陷入尴尬、绝望、无地自容的境地，而苏格拉底则得意洋洋地收获自己的成功，进一步，他作为智慧者的形象更加鲜明。法国人居古拉.格里马尔迪写过一本书叫做《巫师苏格拉底》，说到苏格拉底似乎有着某种巫术，能使论辩者不自觉地进入自己的套路，最后丧失立场。当然，作为巫师的苏格拉底也是在用语言来治疗有着某种精神或者心理疾病的患者。苏格拉底的辩护术，似乎是某种辩证法；不过，在论辩的过程中，他经常在改变论题或者范畴的适应范围，逐渐逐渐地将对方引到自己的立场上来。他在论辩过程中，经常有意混淆特殊和一般，实然和应然，现象和实质。这种论辩的方式，当然是一种知识探索的过程；在其论辩过程中经常采用的归纳的方法，对认识事物获取知识是有效和必要的过程。可以理解，由于人类的知识探索在他所处时代还处于一个简单和低级的阶段，他之擅长提问而很少问答，擅长否定而很少肯定，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这种论辩的方式和风格，确实让人不舒服。
苏格拉底将他的智慧验证看成是神赋予他的一项使命，但对于雅典公民尤其是那些精英来说，他其实在掀起一场白色恐怖。可以想象，每一个面对他的质询的人，最终都会陷入尴尬、无奈之中；与苏格拉底的对话，往往就是一场羞辱；谁愿意平白无故接受别人的羞辱？所以，如果我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也不愿意和苏格拉底住在一个城市里，我也会害怕遇到苏格拉底。还有更可怕的，苏格拉底周围总是围着一群年轻人，他们可能也在与苏格拉底的论辩中接受过羞辱，但当他们掌握了苏格拉底的论辩术之后，也渴望以苏格拉底的方式获得虚荣，于是，参与制造白色恐怖的大军力量壮大了。在火势蔓延开来之前，解除威胁的方式自然就是扑灭火种。这才是苏格拉底被带上审判席的原因。
苏格拉底继续宣讲着他的哲学，他的人生信念，台下不断喧哗、起哄，人们以这样的方式抵抗着苏格拉底的巫术，抵制着他的蛊惑。苏格拉底不得不停下来呼吁：“安静，先生们，请安静。记住我的请求，听我讲，不要打断我的话。”由于他的毫不妥协，由于他的坚韧不屈，最终，苏格拉底以280票对220票被判有罪。其实差距不是很大。如果苏格拉底表现得不是那么顽固，哪怕稍微有那么一点灵活性，争取到30票的支持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的不妥协不仅关乎他自己，还关乎他的哲学和人生信念。于是，他的坚持迎来了有罪判决。之后，苏格拉底还可以继续为自己声辩。有罪判决之后，还有着各种可能的处罚，从罚款到监禁到流放到死刑。只要苏格拉底表现得灵活一些，或者可怜一点，他可以争取最低的处罚。可是，对苏格拉底来说，放弃自尊就是放弃生命的价值，这是他无法容忍的，那样一种苟且的人生与他作为哲学家的身份，与他作为人的身份是不相称的。他提出缴纳一个明那（很小一笔钱）的罚款，只是在嘲弄这种罚款的制度——他岂能以金钱来衡量自己生命的价值。他不愿意接受监禁，因为没有自由的生命本来就是死的，而且比死还可悲还可怕；他也不愿意接受流放，因为他实际上是热爱雅典的。那么，唯一可以接受的就是死刑了。死亡是他可以接受的。他甚至说，哲学家的一生都在思考死亡，而最后需要的是体验死亡。况且，他不认为死亡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也许，死亡只是一个无梦的长夜，那应该是幸福的；再说，在另外一个世界，也许可以碰到一直想见而无法见到的那些先哲，到了那个世界，可以自由地同他们探讨和争辩，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最后，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他没有一丝恐惧，没有一点后悔。他还要做最后的宣讲：“使我被处死的不是缺乏证据，而是缺乏厚颜无耻和懦弱，事实上，我拒绝用讨你们喜欢的方式讲话。你们喜欢听到我痛哭流涕，摆出一副可怜的样子，把自己说的一文不值，你们习惯于从其他人那里听到这种话。我也不认为自己由于面临危险而必须放弃耿直，我对我的申辩方式并不后悔。作为这种申辩的结果，我宁可去死也不愿用别的方法来换得活命。在法庭上，就像在战场上一样，我和其他任何人都不应当把他的智慧用在设法逃避死亡上。在战场上，你们显然可以放下武器，跪地求饶，乞求敌人的怜悯，如果你们并不执着地追求什么，那么在各种危险中逃生的方法比比皆是。但是我提议，先生们，逃避死亡并不难，真正难的是逃避罪恶，这不是拔腿就跑能逃得掉的。以我的现状而言，年纪又大，跑得又慢，已经被二者中跑得较慢的死亡追上了，而我的原告虽然身手敏捷，但由于行不义之事而被跑得较快的罪恶追上了。我离开这个法庭的时候将去受死，因为你们已经判我死刑，而他们离开这个法庭的时候，事实本身判明他们是堕落的、邪恶的。他们接受他们的判决，就像我接受我的判决。事情必然如此，我认为这个结果相当公正。”（苏格拉底死后三年，对哲学犯下第一次严重罪行的雅典人似乎后悔了，他们判处了起诉苏格拉底的三个人死刑或者其他处罚）
利用最后一次面对公众演讲的机会，苏格拉底继续他的宣扬。最后，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但是无人知道谁的前程更美好，只有神知道。”
四
关于苏格拉底申辩的引述主要来自《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的第一篇《申辩篇》。这段文字我读过不下十遍了。我以为这是我读过的最美的文字。每个学期之初，为了能够进入与“象牙塔”相称的理想环境，我都需要读读《申辩篇》，我以为这是一篇可以净化灵魂的文字。有时候我想，每一个有知识有自尊的人都应该读读这段文字的。
接着说苏格拉底之死。《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的第二篇和第三篇接着讲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之后到行刑之前与他的弟子交谈的情况。
第二篇叫做《克里托篇》。克里托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和朋友。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之后没有被立即执行。在审判的前一天，雅典派出一艘船到提洛岛上去朝圣。按照法律，在朝圣船来之前不能执行死刑，于是，苏格拉底在监狱里多呆了一个月。这一天克里托来探监，告诉苏格拉底，朝圣的船快回来了，要他准备逃走。克里托和他的朋友们已经做好了逃狱的一切准备，包括贿赂狱卒，安排船只及陪同，逃亡路线及目的地，以及苏格拉底家人的照顾等等。现在只等苏格拉底同意，就可以实施逃离计划了。
苏格拉底断然拒绝。他的观念里，即使对他的判决是不公正的，逃狱也是不公正的。一个正义的人不能以不公正对付不公正。他说，我们出生、成长在这样一个城市，就是和他订立了一个契约。我们从小接受这个城市的一切，就是接受这个契约，就是接受他的法律。而逃跑，就是在违背契约，因此是不正义的。在这里，我可以接受苏格拉底关于不能以不公正对付不公正的说法，关于个人与城邦的契约的说法却无法接受。我的问题是：第一，个体的生命是属于谁的？属于城邦还是个体？人的生命显然不属于城邦，而是属于个体。说城邦哺育了公民，这种说法是颠倒的。第二，是否存在苏格拉底所说的国家和法律的正义？如果说民主的政体和法律是正义的，那么，专制政体及其法律呢？如果拥护某些政体和法律是正义的，那么违背某些政体和法律呢？苏格拉底的这段对话虽然体现了视死如归的坦荡态度，同时又体现某种愚忠，这与他的智慧及他对正义的孜孜追求是不相称的。也许仅仅因为他就是想死。
第三篇叫做《裴多篇》。裴多也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和朋友，在苏格拉底将被执行死刑那一天，裴多和他的朋友去看望。在裴多到达的时候，苏格拉底的妻子和孩子已经在那里了。苏格拉底的妻子一直在哭泣，这让苏格拉底心烦意乱，于是他让他的一个朋友将她和孩子送回家。接着，在一帮崇拜者敬畏和不舍的眼神注视下，兴致勃勃的苏格拉底开始侃侃而谈。这一天主要讨论的是死亡，灵魂，生命循环等问题。这一段文字颇为冗长且乏味，相信他悲伤的朋友们没有怎么听进去。苏格拉底再次强调了他对死亡的乐观认识。他说，对于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思考。但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思考总是面临各种干扰。因为我们的心灵存在于肉体中，而肉体又总是有各种欲望。肉体的欲望运动总是干扰心灵的思考。死亡对于思考的意义就在于，肉体不再有欲望了，心灵的思考也就不再面临干扰了。唠唠叨叨说了一天的车轱辘话，就是这些云里雾里不着边际的东西。
不过，他对死亡的镇定还是让人感动。苏格拉底被判处饮毒芹汁而死。当狱卒将毒酒端来的时候，苏格拉底洒了几滴敬神，然后一饮而尽。他的朋友有的开始抽泣，有的嚎啕大哭，而他则显出安详快乐的样子。最后，他交代了克里托一件事：“克里托，我们必须向阿斯克勒庇俄斯祭献一只公鸡。注意，千万别忘了。”
阿斯克勒庇俄斯是雅典的医药之神，人们在病愈之后通常要向它敬献一只公鸡。苏格拉底交代克里托敬献公鸡，似乎是一个隐喻。他意味着苏格拉底将自己的死亡看成是生病之后被治愈；也就是说，在人世间的生命总是处于疾病的状态，而死亡则是结束病患，进入健康世界。
五
苏格拉底痛心于他那个时代的腐败和堕落，他想要拯救那个时代，最后却发现只能拯救自己。
我们生活在另一个道德沦丧，腐化堕落的时代。这个时代在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及人性的没落等方面不仅远远超越了苏格拉底的时代，而且可能达到了人类进化的极致。
苏格拉底当然是不现实的。不过，如果我们对未来还愿意抱有希望，那么这个对理想和信念，对精神和灵魂，对德行和真善有着执着追求的哲学家；这个坦然面对生死，秉持独立人格的半神的人或者巫师，他的节操和品格，可以成为我们时代的一副解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