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世界经济飘荡着两块乌云。一块是以发达国家特别是欧元区、美国等经济体面临的政策两难。经济增长乏力和高失业率要求实行宽松的经济政策，而主权债务危机几乎处于积重难返之境，决定了实行宽松经济政策的政治风险和道德风险巨大。

　　另一块乌云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受外部因素及各种复杂问题困扰，内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以及因美元贬值预期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高位徘徊对经济预期的影响，同时还有国内经济发展方式面临艰难转型问题。

　　就中国而言，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情况况可以用“外冷内热”来形容。所谓外冷，是指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步履维艰，传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面临严峻挑战，进而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拉动将会十分勉强。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必须要靠内需来拉动。然而，以何种方式拉动内需则是眼下必须深思的问题。

　　诚然，立足内需是大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中国有占世界20%的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00美元，已经进入到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如果能够通过加强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加快提高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将会实现巨大的国内需求。

　　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内热”。就中国所处于的发展阶段来说，“内热”的表现不是过度消费，而是最终体现为产能过剩的过度投资，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造成中国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而其深层次的原因则牵涉到政府对资源的直接控制以及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速背后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

　　从中国的国情看，尽管目前经济增速趋缓是我们主动调控的结果，但也很难保证这不成为明年之后又一轮由政府主导的投资大干快上的理由。实证研究显示，中国投资增速进而GDP增速和政府换届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

　　如果不能未雨绸缪，可能出现的后果将是，在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出现有效转变之时，大量的以土地财政和银行贷款为主要融资渠道的政府主导的过量投资，会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这一后果直接表现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重大发展战略的受挫，经济发展之不平衡、不和谐、不可持续现象将持续并严重累积，由此必将带来经济社会的矛盾的日益尖锐。

　　鉴于此，我们对这种“内热”必须严加防范。那么，在“外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激发自身活力来营造可持续发展的适度“内热”的环境呢？

　　有一条路可行而且必须要走。那就是，必须把扩大消费与保障改善民生有机结合起来。与此同时，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快发展服务业。

　　扩大消费，首先要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其次要增强居民消费力。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就是要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居民在住房、医疗、养老、入学等方面的支出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让老百姓心中有数，知道未来某一段时间会支出多少，居民的储蓄率就会逐步稳定并下降，消费率自然而然会上升。

　　现在，中国财政收入已经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将公共支出从“铁公机”逐渐转移到以保障民生为主要任务的医疗卫生、住房养老、就业入学等社会保障事业上来。这一支出转向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尽管公共支出转变了方向，但还是属于支出性质，属于公共花费，而且不会对私人支出产生挤出效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支出对于稳定和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增强居民消费能力，进而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做到了“一石三鸟”：促进了经济增长，提高了居民收入，和谐了经济社会。有此效果，何乐而不为呢？

　　如果居民消费能力有了提升，相应的伴随着城镇化而来的服务业的发展就一定要跟上。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也是当务之急。无论是从金融服务还是餐饮服务，安全性都是第一位的要求。如果我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再提高4个百分点，那么，最终需求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将指日可待。中国经济的“内热”将能够有效地抵御外部的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