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过去10年内经历了GDP两位数的增长，去年更是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自然值得庆贺。但是，国内却是一片忧心忡忡。除了一些通常的担忧因素，诸如收入分配、房价、环境恶化、食品安全危机、医疗卫生的安全性以及高昂的医疗费用、教育成本迅速上涨等等，还有备受关注的通胀问题。

　　过去10年内，中国的出口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从2490亿美元增加到1.579万亿美元。巨额的出口增长是维持投资热潮的主要因素。中国的家庭消费与GDP总量之比从两年前的55%下降到了现在的三分之一。其下降力度无法支持过去10年的消费热潮。因此，中国模式需要依赖对全球的出口需求。

　　实际上，近10年来，中央政府一直希望让经济转向以消费为导向，实现经济再平衡。今年两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也明确提出，要从出口型经济向国内消费型经济的发展模式转型。家庭消费在新兴经济体国家通常会占到GDP总量的50%。中国的情况太极端了，不可能轻松调整。中国必须制订目标，使消费占GDP的比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比。这关键在于增加家庭收入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降低大项目（如住房、教育、医疗等）的价格。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建议政府进行以下三项转变：

　　首先，政府应该把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45%削减到25%。较高的个人所得税通常是为实现财富从高收入人群转向低收入人群的再分配。但是，中国的高税收负担主要落在了中产阶级白领身上。中国高收入人群根本不怎么缴税。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企业，来负担其个人开销。他们的个人所得税率就等于企业所得税率，也就是25%。这就是中国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如此低的原因。过高的税率只会削减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不降低税率，促进国内消费只能是空谈。

　　并且，中国应将增值税率从17%下调到12%。在中国，增值税就是消费税。17%是世界最高的此类税率。高消费税与投资最大化模式是一致的，都把收入从家庭转移到了政府。如果政府真的希望改变发展模式，增值税要降到合理的水平才能鼓励消费。

　　其次，政府应当通过把储蓄利率提高两个百分点的方式，消除负实际利率。负实际利率将金钱从储户手里转移到了借贷人手中。跟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中产阶级都是储户，而国有行业和企业都是借贷者。负实际利率就是一种中产阶级税。这既对经济发展不利，而且极不公平。

　　在经济理论中，利率等于人均收入增长率。其他经济体在经历高增长率时（如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其利率接近人均收入增长率。这样可以防止泡沫的形成，让储户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过去8年，中国年名义人均收入增长率大约为19%。在高增长时期，中国存款利率几乎为零。中国家庭存款占到了GDP总量的大约80%。这样就少付了储户相当于超过GDP13%的利率，2010年约为5万亿元人民币，这是国有企业全部利润的2.5倍。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对待储户像中国的银行这么糟糕。

　　第三，中国应把房价调低到全球平均水平，也就是每平方米的价格不应该超过两个月的税后收入。我们已经进行了3年房产价格降温，却几乎没有什么效果。市场最终冷却下来，是因为通胀迫使货币从紧。但是，房产价格还是太高了。降温不足以使之成为中产阶级的消费产品。房地产最多只是有灰色收入的人以及投机者的产品罢了。

　　此外，经济适用房可以减少社会不满情绪。但即使这项策略成功了，也难以促进社会和谐。中产阶级应该能买得起商品房。如果买不起，中国中产阶级就不是真正的中产阶级。如果一个以各种标准评判都很成功的白领，在工作10年之后仍然买不起房子，那么这个市场和经济就真的出了问题。

　　很多人争论说房价是市场现象，政府干预无法起作用。这种论调是不正确的。政府拥有所有土地，在理论上代表全体人民。土地成本和税收占了全部售价的一半以上。很显然，中国房地产市场是政府的产物，而不是自由市场的产物。

　　控制房价的一种简单方法就是控制投机。当前的需求被投机冲动明显放大了。负实际利率就是房地产投机的推手。不过，房地产的高资本收益把投机需求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上。所以政府应该对症下药，征收50%以上的房产资本收益税，而不只是征收房产税来控制投机。因为这能够直接针对炒房者，而不会影响最终的房屋使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