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文学档案：1978-2008》中最后一章，标题就是：从读图时代到畅销时代。

　　这是我在书中对于“新世纪文学”的一个简单概括，当然，意不尽言，这十个字并非可以完全地纵观全貌，但是至少可以概括地说明一个问题，进入到新世纪以来，随着媒介传播的多样化、从文本、到作品再到商品的“文学生产合法化”，以及出版体制的改革，文学阅读开始呈现出“断裂”的表征——即从先前的“读图为王”发展为当下的“畅销为王”，须知这种“断裂”恰恰是入手探究这“十年阅读”的重要入手点。

　　本文即从这种“断裂”入手，细述“从读图时代到畅销时代”这一阅读发展主潮，主要针对于新世纪文学阅读中的诸多新现象进行评述，目的是对新世纪十年来的阅读状况做一个学理性的梳理与总结。笔者认为，这一主潮中实质上蕴含了三重变化，至于是哪三重变化，笔者下文中予以细述。

　　一． 媒介范式：从网络阅读到手机阅读

　　毫无疑问，在蔡智恒《第一次亲密接触》的推动下，作为网络文学的巅峰之年的2000年预示着一种全新的文学姿态将以一种令人高山仰止的形式呈现在中国的文坛与出版界。当时许多评论家都认为，网络文学将会为中国文学树立起了一座前所未有的丰碑，这将会打破多年来“纸质印刷”在阅读体系中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

　　事实上，强大的“纸质印刷”语境之下，网络阅读根本无力与之抗衡——当然其后的一切事实也证明了，网络阅读实际上完成了对于纸质阅读的补充、修正，使之更加适应于当下阅读的诉求，因此，它并非实现了纸质阅读的传递赓续，而是实现了纸质阅读与数码时代的“合谋”。

　　随着大量在网络上走红的作品被印成纸质图书出版，以及“两个文坛”逐渐变成了“一个文坛”，一大批网络文学作家逐渐成为了传统文学作家，一批网络文学的征文奖励亦变成了“点击率高的作品将获得出版的机会”，“网络阅读”作为一种“次文学场”很快地成为了传统文学即纸质阅读的“预备役”。从短时间看，网络文学进入到传统文学中，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降低了传统文学的评判标准，因为网络阅读的经典是“点击率高”的“群选经典”，这是批评家、编辑等专业读者并不参与的一个文学场，一旦这个场域进入到传统文学场中，在短时间内传统的文学场会受到影响，也就是当时批评家所忧思的“阅读审美品位”的下降。

　　事实上，当网络文学被融入到传统文学语境中时，从长期看，它不但不会使得传统文学语境呈现出“下滑”的趋势，相反，它还会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使其传统化、经典化——因为一旦网络文学作家期盼自己的作品获得出版的机会，那么他必须要遵照评论家、编辑的眼光与规则，而不能纯粹自由的随性写作了。

　　在这样的语境下，蔡智恒的《槲寄生》、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八月未央》、《彼岸花》，今何在的《悟空传》以及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不但是网络文学上点击率颇高的作品，更是新世纪传统文学中优秀的典范之作——尤其是《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堪称是继贾平凹《废都》之后新时期文学中另一种批判现实主义的惊鸿之笔，不但是网络阅读的里程碑式的文本，更是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显然，这些作品曾在2005年之前的中国文坛上掀起一阵又一阵的旋风， 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畅销书”。进而一批网络作家也相继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或地方作协——他们并不领工资，只是为了要一个头衔，目的是成为被传统文学体制认可的“作家”。

　　传播载体的变化，预示着阅读方式甚至阅读习惯的突变。当网络阅读自动接受“招安”，成为传统阅读的附庸时，新的阅读方式则必须要出来，取代先前网络阅读独立性的状态。昙花一现的“博客出版”折戟沉沙，新的“手机阅读”开始呈现出新的勃兴趋势。

　　近两年来，“手机阅读”成为了继网络阅读之后的又一新兴阅读形式，当然，从目前的调研结果来看，手机阅读尚且不能与当年的网络阅读相提并论。从宏观上，手机阅读并未遇到全球化、赛博村的大好时代，要想有所作为，还须静待时日；从微观上看，手机阅读本身有着辐射大、字体小、耗电多等现实缺陷，如何从技术上予以改革，这是摆在手机阅读生产者面前的共同问题。

　　笔者相信，假以时日，手机阅读或许会突破自身属于“过渡品”的瓶颈，使其上升到主流阅读的语境当中，这无疑是充满着挑战性与可能性的。

　　二， 文本范式：从年龄为王到内容为王

　　前文所述乃是近十年来因为文本传播的变化呈现出阅读习惯变化的特质，但是作为阅读的本质而言，其主体为读者，客体为文本内涵，传播则只是介质。要想对此有所了解，必须深入到文本的内涵中去探索。

　　诚如前文所言，传播的介质改变，使得两个文学场逐渐合二为一，这是不争的事实。除却“网络化写作”之外，“低龄化写作”也成为了新世纪阅读文本的一个新特征——早在上个世纪末，“新概念作文大赛”就作为第一次全民造星运动呈现在中国的日常生活舞台上，直至2000年，“新概念一等奖”得主韩寒凭借“退学风”及其处女作《三重门》在全国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阅读风潮”，一批“新概念一等奖”风起云涌地占据了国内畅销书的市场。

　　在韩寒之后，郭敬明、张悦然等因“新概念大赛”获奖而蜚声国内文坛的“萌芽系”作家成为了2005年前后中国图书界的领军人物，《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樱桃之远》、《十爱》等作品连续长时间位居各大书城畅销书排行榜，在他们之后，另一批“非萌芽系”青春作家如春树、李傻傻等亦迅速崛起，风头一时与“萌芽系”不分伯仲，在郭敬明、张悦然之后，“第二代萌芽系”作家如李海洋、那多等亦推出了自己的新作，这一批作家平均年龄为1980年之后出生，遂被读者、批评界称为“低龄写作”群体——时称“八零后”作家。

　　就在“萌芽系”风起云涌时，《萌芽》杂志推出的另一位“七零后”作家蔡骏则不经意地改变了2005年之后中国大陆文艺类畅销书的走向。曾经做过多种职业的悬疑小说家蔡骏，本身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与精妙的构思技巧，其代表作《荒村公寓》、《猫眼》与《玛格丽特的秘密》等在2005年之后开始迅速地抢夺了“八零后”的市场——实际上，这预示了2005年作为一个分水岭，凭借年龄而不是文字内涵吸引眼球的“八零后”逐渐式微，带有强烈情节的悬疑、奇幻小说开始逐渐成为国内阅读的主潮。

　　在蔡骏之后，以萧鼎的《诛仙》、江南的《九州》为代表的奇幻文学，以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天下霸唱的《鬼吹灯》、何马的《藏地密码》为代表的悬疑文学，以孔二狗的《黑道风云二十年》、何顿的《黑道》为代表的的警匪文学，以及以麦家的《暗算》、《潜伏》与《风声》三部曲为代表的谍战文学成为了国内阅读界的主潮。这些作品无一例外极其刻意追求悬念，以细节推动情节，总体看来，这些作品之所以有着如此高的阅读率，不外乎有三个特征——在结构上连环缜密，在表述上精雕细琢，在语言上引人入胜。

　　在2005年之后，这些作品已经开始大面积占领国内的图书市场，让几乎走向穷途末路的青春文学根本无还手之力。以至于不得不向这类作品妥协，为了博销量，郭敬明开始动笔写《爵迹》，其余部分有着小说创作天赋的“八零后”青春作家不得已开始将观照视野对准了目前风头正健、一时无二的奇幻悬疑文学。

　　从“年龄为王”到“内容为王”其实反映了当代中国读者逐步正走向成熟，一个符合市场规律的阅读图书市场正在稳步地前进、发展，在这个新兴的市场中，读者开始关注文本而不是作家本身，这迫使作家不得不“生产”出作者喜闻乐见的好作品。从长远来看，“文本”的意义与张力在这里获得了重新认可与彰显，无疑这是值得期许、肯定的一面。

　　三． 目的范式：从商业倾向到影视倾向

　　当然，新世纪十年阅读状况的变迁并非用如上两点便可概括全貌。媒介、文本与受众只是阅读体系的一部分，关键的范式还在于作者的“生产意识”——即文学生产者的“目的范式”，十年来作者“目的范式”的嬗变，恰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阅读状况的变化。

　　新世纪伊始，国内出版界开始出现了“事转企”的改革趋势，这是对停滞于1988年的出版改革的一次“再启航”，但是直至2003年国家才正式出台相关出版改革的规章制度。在之前的三年里，部分出版社已经开始准备向“经济效益优先”逐渐过渡，“畅销书”成为了一些出版社决定斥资投入的品牌项目。

　　作为大趋势的出版商业化不可逆转，这是大势所趋。但是纵观2003年之前的畅销书，基本上为两大块，一块是以余秋雨的《行者无疆》、《千年一叹》为代表的散文，在“散文热”之下，刘墉、林清玄与张小娴等人的散文亦一再畅销，周作人、梁实秋甚至胡兰成等“消失作家”的散文又被重新发掘、包装再出版；另一块则是网络文学，譬如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以及部分青春作家（从广义上讲他们也属于网络作家）作品的出版。这两块共同构成了2000年至2003年的阅读主潮。

　　但是在2003年之后，随着全国各大出版社的“事转企”的明文化，以及一些民营书商的“浮出水面”，追逐市场效应成为了书商与出版社的共同选择。就在2003年，海岩的小说《玉观音》全国热播，影视剧与文学作品的联姻使得一批优秀影视剧与一批优秀文学作品获得了共同成长的机会——当然，这些作品的基本内容都是城市生活、婚恋家庭等“微观现实”，从阅读代际关系上看，我们既可以将其看作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渴望》、《过把瘾》与《外来妹》为代表的都市题材影视剧的文化传承，亦可以认为是与方方、池莉、王朔等“新写实主义文学”的断代赓续。不管怎么说，这一“文学加影视剧”的模式亦构成了新世纪十年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阅读潮流。

　　譬如王海鸰的《牵手》、《新结婚时代》与《中国式离婚》，六六的《蜗居》、《王贵与安娜》与《双面胶》，王宛平的《幸福像花儿一样》、《甜蜜蜜》、《金婚》与《金婚风雨情》等等，当然也包括麦家的《暗算》、《风声》与《潜伏》，不但红了作家，更让高希希、郑晓龙等成名于八十年代的电视剧导演重新进入公共生活视线的机会。

　　电视剧的海量生产，导致了长篇小说产量的陡然增加，两者几乎是成正比例递增。这在之前亦是没有过的。一批优秀作家变成了剧作家，剧作家不再是魏明伦先生在2007年所说的“弱势群体”，阅读进入了“视听时代”，于是之前的“商业性”遂很合理地被当下的“影视价值”所具体、规范化了。

　　“怎样让我的小说变成影视剧？”这成了大多数作家尤其是小说家的目的，于是，很多不谙戏剧创作、编剧理论的剧作家开始将目光投射到影视理论。一旦电视剧更精彩，读者就会自然而然地变成了电视剧的观众，不再愿意捧着书进行阅读，这是网络文学之后的一次突变——读图时代变成了读屏时代。而“读屏”的目的就是“畅销”，不再关注于“是否读图”的书商与出版社，开始考虑如何与影视剧制作公司“合谋”的问题了。

　　我们必须关注到，盛大、晋江等一批文学网站对于优秀网络文学作品的悬赏，不再是“出版”，而是“改编”，当网络文学投靠为“影视剧工厂”的“预备车间”时，所有影视剧制作商都看好了中国数十亿的网民——这是一个远远比传统阅读读者要庞大多的市场，由此看来，影视剧是否会取代传统小说阅读的部分功能？现在看来，很难说。

　　文学生产者既依靠受众决定自己的写作目的，亦可以凭借自己的写作目的来影响读者，但是在一个纯粹的商业时代里，如果不是一位有着极大号召力的作家，一般的作家是没有能力实现后者这一理想化行为的，因此，目前国内的出版界仍是一个“读者为王”的买方市场，消费者毕竟是上帝，这无法取代。

　　四． 结语：十年畅销时代的反思

　　上个世纪末，“读图时代”竟然是如此的火热，甚至带动了“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学大众文化化”等美学命题，大量的漫画书、写真集与插图文学作品火爆市场，“多媒体”尚属一个时髦的语汇——时过境迁，随着笔记本电脑、3G手机、MiPad等多功能个人通讯终端的上市，使得“读图时代”不再流行，读屏时代、情节时代与手机阅读等等诸多形式，都指向了利润这个资本流动的趋势方向。

　　所以，我们可以将其总结为：畅销时代。

　　正如前文所述，与先前的“读图时代”不同，作为“畅销时代”的新世纪十年阅读，本身因其客体在媒介、内涵与目的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阅读本质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迁，这是毋庸置疑的。笔者认为，“畅销时代”在上述三个方面，同样有着值得反思的三点。

　　其一，“畅销时代”本身诉求于媒介的革新，即诉求于阅读习惯的革新，这是如涛之大趋势，无论是读者、出版者还是经营者，都必须要适应。

　　传统纸质阅读基石之厚重，并非可以被取代，但是却可以被补充、说明。由是可知，无论是网络阅读、手机阅读，还是影视剧与文学的“联姻”，说到底都是对于传统纸质文学阅读体系的补充、说明，但纵然是补充、说明，也有如“博客出版”这样“半路夭折”的现象。因此，出版商必须既要主动去了解、尝试新传播媒介对于新阅读习惯培养的重要意义，更要看准究竟哪种媒介更适合当下的阅读状况，这才是关键所在。

　　其次，所谓“畅销时代”，其实就是“内容为主”，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越来越苛求作品的可读性，这就必须促使出版商与作者少些噱头，多些实干。

　　豆瓣、人人与开心等网站的热捧，以及腾讯、新浪微博的广泛使用，使得一些作品很快进入到“一好百好，一坏百坏”的地步。前些年靠噱头、炒作，以及所谓“低龄写作”等手段炒作的作品，现在根本达不到销量。读者越来越理性、成熟。因此，如何在这种日趋稳定、成熟的语境下使得“内容为王”，进而拿出可读性强、言之有物的好作品，这是摆在每一个写作者、出版商面前的重大责任。

　　最后，与“影视剧”联姻，是新世纪十年阅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样，谁也也不能忽视“文本生产”在寻找“影视剧”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如何在这新兴的阅读语境中做到游刃有余，这才是重中之重。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个基本常识——叙事性文学与表演性戏剧是两种不同的文本传播，前者强调“案头之美”而后者则看重“场上之美”，好的小说不一定适合拍成好的剧本，而好的剧本未必就可以转换为优质的小说，但两者并非是平行线，如何寻找两者的交集，这亦是出版商与作者应该去关注的领域——“收视率”与“销量”往往就能在这种“交集”中获得统一。

　　综上所述，之于上个世纪，新世纪十年阅读为我们所有人展现了一个全新的阅读视野，这对于大多数出版商、作者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关键是如何认清这一错综复杂的形式，进而使得自身的利益、价值获得最大的收获与彰显，这才是真正的核心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