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愚公移山”出自《列子·汤问》（作者为战国列御寇），叙述了愚公不畏艰难，挖山不止，最终感动天帝而将大山移走的故事。
伟人毛泽东有名篇《愚公移山》家喻户晓，画家徐悲鸿有名画《愚公移山》有口皆碑；另外，还有同名纪录片和电视连续剧。
近日再读《愚公移山》，感慨系之：愚公堪称励志大师、管理专家；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愚公搞的是一种“面子工程”。
一、愚公“成功学”
第一步：提出宏伟目标和愿景。
愚公的目标很清晰：挖平家门口险峻的大山，使道路直通豫州南部、汉水南岸。
目标本身不仅宏伟，而且以年近90高龄的身份提出自然更加感人。另外，他很巧妙地提出“我等合力”，凸显公关、动员技巧。
愚公提出的使命就是挖平大山，愿景就是天堑变通途。
对企业而言，愿景概括了宗旨目标、使命与核心价值观，它可以团结人、激励人，并把企业凝聚成一个共同体，以支撑长远发展。
愿景往往带有理想化的色彩，也正因明知其难而孜孜以求才得以感人、得以伟大。要注意，达到这一理想状态的主体绝非组织/个人，而是你服务的客户或奉献的社会！也就是说所谓Share Vision，理想的图景（Vision）是你与客户或社会共同分享（Share）、后者得到或享有的，绝非企业自个找乐的。
最初，汽车只是极少数富有者的奢侈品。亨利•福特立志：我要为大众生产一种汽车，其价格如此之低，不会有人因为薪水不高而无法拥有它，人们可以和家人一起在上帝赐予的广阔无垠的大自然里徜徉陶醉。
为此，福特发明并大力推广流水线革命，使单车生产周期从1908年的12个小时，降低到1913年的93分钟，1925年再压缩到15秒！1914年，美国熟练工人日工资为2.5美元，福特却付给工人5美元。
老福特没有高喊“振兴民族汽车产业”，也没有在营销策划、商业模式创新方面下功夫，而公司汽车销量却从1909年的5.8万辆，迅速攀升到1916年的73万辆；T型车的售价由1909年的900美元，降低到1914年的440美元、1924年的290美元！
由此观之，愚公提出的愿景最多是站在家人及后代的角度，并没有将其提升到邻里乡亲之全体福祉的高度。
第二步：发动群众、全面宣贯。
愚公的发动群众就是召集全家人商量（“聚室而谋”），得到大家的纷纷赞同（“杂然相许”）。
但老伴有所质疑：你连魁父这座小山丘都不能削平，能奈太行、王屋何？另外，远远超过“三峡工程”的天量土石方如何处置？如果扔到附近，岂非又立一座高山？
不等愚公作答，被“洗了脑子”的众人抢着说：把土石方抛到渤海之滨、隐土之北就是了。
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邻居寡妇家正在换牙的孩子，也被忽悠来蹦蹦跳跳地凑热闹了。
第三，坚忍不拔、持之以恒。
动员会开过，愚公就率领儿孙中的三个壮劳力上了山，凿石、挖土，用箕畚运到渤海边上。而且，工程队冬夏换季才能往返一次，可以想见愚公的团队管理水平有何等之高。
当然，愚公之成功最终是感动了上帝，命令大力神夸娥氏的两个儿子背走了那两座山。从此，天堑变通途。
二、愚公移山经济吗？
从经济学来看，愚公移山在相当程度上可谓“面子工程”。
第一，解决交通不便有若干种方案，搬山是其中最笨拙、最不经济的。
最常规、最简单的办法是修路。以愚公的演讲动员能力之出众，如果发动邻里乡亲一起上阵，相信愚公在有生之年是可以看到劳动成果的。当然，也只有修路这种常规做法可以发动广大群众。说不定，连对立面智叟也肯出钱出力。
其次是挖隧道。没有机械设备和炸药雷管，古人是极少敢挖隧道的。但子子孙孙干下去，理论上愚公家族是可以办到的，因为这至少不需要海量的土石方物流运输。
最后是搬家移民。如果不是故土难离，这显然是最经济、最快速的方案（哪怕拿不到政府的移民补助），而且对其家人的就医、求学更有帮助。
令人奇怪的是，为何愚公一开始就选择了一种匪夷所思的解决途径呢？而且，这种方案能在家族内部很快获得一致支持呢？
推断下来，很可能愚公在村里性情古怪、人缘不好；但在家庭内部却非常霸道、一贯威权（只有老伴怯生生地问了一句）。当然，也可能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再进一步，即使愚公发动、组织的事业是高尚的，但子子孙孙挖山不止、长途运输，常人的幸福生活难免被透支和剥夺了。对于从未见过愚公老祖宗的后代而言，愚公及其当代子孙们有何权利决定他们的职业生涯和生活方式呢？
有一点读者们往往关注不到：握着蛇的山神听说了这件事，怕他没完没了地挖下去，就向天帝报告了。什么意思？愚公挖山严重毁坏了生态环境！灵蛇等动物的生存条件岌岌可危，山神迫不得已只能到“环保部门” 投诉了。
愚公移山的意义究竟何在呢？既无经济价值、社会意义，也不能代表子孙后代们的生活选择，最后还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当然，他实实在在地创造了天量GDP！
三、经济学新解
英文Economics的希腊文原意是家庭、家族、财产权或相关法律，经济学被称为社会科学的“皇后”，其定义有以下常见几种：
一是财富说。经济学是系统探索财富的创造、消费、转化和传递等过程的科学，其核心就是经济规律。
二是博弈论。经济学是研究输赢和均衡的，包括个别决策人如何权衡两难困境，个人决策之间如何交互作用产生社会冲突，两难冲突又如何由某种制度设计来权衡折中。
三是资源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及如何将有限或稀缺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社会科学，涉及物品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等活动。
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进行选择，以使用稀缺资源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各社会成员以供消费的。实证经济学描述经济中的事实和关系，规范经济学则涉及伦理与价值判断。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所著《国富论》，全名即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他提出“看不见的手”的概念，即市场自动调节资源的分配，政府应无为而治。在《国富论》的思想指导下，早期西方政府为本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自由空间，并得到了新兴工业革命和航海技术进步的大力助推。
综上所述，既然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就必须突出人的地位和价值，必须提高到人的生存方式高度。因此，我们对经济学是否应该如此认识：它是一门研究人类生存和发展方式的社会科学，涉及社会分工协作如何组织，稀缺资源如何优化配置，社会财富如何合理生产与公平分配等等。
换言之，不管社会分工如何组织，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社会财富如何生产与分配，均须以最有利于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文明程度的进步为前提，均须以投入产出效率的提升、机会成本的优化为基础。说到底，经济学就是关于如何最有效地增加社会物质文明与人类财富和福祉的科学。
愚公移山的信心来自“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实际上，这一前提并不严谨：首先，“子孙无尽”是靠不住的，即使不搞计划生育，名门望族尚且难保香火千年；其次，“山不加高”是不科学的，山是有生命的，造山运动使得一般的山体都在不断增高（虽然是极微小的）。
就愚公移山事件来看，改善交通条件有利于生存发展，但改善的手法、方式过于不经济：“一拖三”的家族活动与社会生产相隔离，宝贵的人力资源被透支到无穷无尽的挖山工程之中，不仅严重毁坏了生态环境，最终也没有直接的社会财富增加。
说到底，这种“面子工程”只不过是创造了GDP！如果不是玉皇大帝出面，当不知如何收场。
近年来，中国高速铁路发展之迅猛令全球震惊，其现实基础就是中国人口众多，而机票价格高昂。我们忍不住要问一下，航空公司一定就是高价票的代名词呢？或者说，其投资和运营成本一定会高过铁路吗？
众所周知，美国西南航空被普遍定义为廉价航空的经典代表。如果我们把成功法宝归结为廉价，那就无法理解西南航空创立之初曾差点被自身挑起的价格战所压垮，也难以解释大陆航空等模仿者很快败下阵来的残酷事实。另外，用低成本来解释低价格，实际上是同义反复、循环论证。
西南航空CEO凯勒尔有句从未被大家真正理解的名言：我们不再与航空公司竞争，我们的新对手是公路交通，我们要与行驶在公路上的福特车、克莱斯勒车、丰田车和尼桑车展开价格战，我们要把高速公路上的客流搬到天上来。
这就是说，西南航空对所处行业的理解与众不同——它不过是一种大众化的客运服务业。航空不过是一种快捷、经济的交通工具，只有坚持短航程，才能做到高频率、点对点、不提供餐饮和转托运行李等服务，而且摆脱了机票代理的中介服务。
正是凭借着与众不同的产业理解（自身不属于航空业），并坚守区域性客运市场，西南航空得以从容不迫地将价格战进行到底，不仅颠覆了短途航线不赚钱的规律，而且其机票价格可以与大巴票价相当，甚至低过自驾车的油钱!
他们从没有为低成本而压缩成本，也从不与其它航空公司竞争，这正是模仿者们百思不得其解之处。
什么是科学发展观？这就是不仅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方式，甚至财富创造的动机，都应当以最有效、最经济、最有利于人类本质需求和社会文明进步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