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经济运行一直被消费低迷问题困扰。国内消费持续低迷，致使过剩储蓄转化为外向型企业投资，这些外向型企业生产的产品大量出口换回大量外汇并到商业银行结汇。央行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不得不大量购进商业银行所持有的外汇，从而使国家外汇储备快速积累。而为了避免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央行又不得不加大人民币汇率弹性，通过不断提高准备金率等方式来对冲因为购买外汇储备而投放的流动性。很显然，这种通过压缩国内信贷换来外汇储备增长的经济运行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而要破解这种恶性循环只有等到消费率切实提高。

　　在封闭的经济条件下，企业部门是生产部门，企业储蓄全部转换为企业投资并不消费，只有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承担消费责任。考虑到政府部门收入在GDP中占比越来越大，政府消费对国民经济整体消费率的影响也越来越大。2010年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只有35%左右，不仅低于70%左右的发达国家水平，甚至大大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水平。但是，用传统儒家文化以及人口结构等因素来解释中国消费率偏低是靠不住的。收入分配明显向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倾斜，以及政府部门消费性支出的低迷不振可能才是整体消费持续低迷的最为重要原因。

　　由于国民收入向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倾斜，相对于企业部门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速来说，居民部门收入增速显然太慢。数据表明，2003年至2010年，居民收入增速为12%，而同期GDP名义平均增速为16%，政府财政收入平均增速则接近20%，企业部门利润增速更是高达30%以上。由于国民收入明显倾向于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使得受到收入预算约束的居民很难平滑消费，进而使得当前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过低。

　　当然，居民部门受到的收入预算约束可以通过借贷来缓解。如果居民对未来收入增长充满信心，居民完全可以通过借贷来缓解当期收入预算约束。然而当前居民部门没有通过借贷来平滑消费的金融机制。信贷资源也像国民收入一样，倾向流入“只储蓄不消费”的企业部门，以及消费倾向偏低的政府部门。

　　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2007年1月至2011年6月，居民部门贷款平均每月新增1606亿元，而同期企业部门贷款平均每月新增3994亿元，居民部门比企业部门平均每月少增2388亿元贷款。居民部门新增贷款相对较低增长，无疑使得居民部门所获得的信贷资源占比越来越低。这种消费信贷相对缓慢增长，一方面是因为当前信贷结构偏向于企业部门和政府投资项目；另一方面因为央行为了对冲消费率过低造成的外汇资金大量涌入而不断提高准备金率，从而导致信贷总量低位增长。这样一来，受到收入预算约束和信贷约束，居民消费率持续低迷且屡振不兴就不难理解了。

　　由于收入向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倾斜，企业部门不消费，向企业部门倾斜就完全挤占了消费。而向政府部门倾斜，政府可以通过削减建设性支出和增加居民部门支出的方式，来填补国民收入向政府部门集中所挤占的居民消费。然而尽管政府通过家电下乡、农业补贴、失业救助等方式增加政府消费性支出，但政府消费性支出的增长速度显然要比政府投资性支出的增长速度慢太多。这就使得国民收入被政府部门获得之后，并未有效回补随着居民部门收入减少而缩减的居民消费。

　　事实上，根据2010年的财政收支数据，尽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体育方面的政府消费性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提高到32.6%，但依然有高达33.8%的财政资金用于农林水利、交通运输等方面的投资性支出，还有33.4%的财政资金用于行政管理费、国债利息等方面的支出。毫无疑问，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增加投资性支出对于保障民生和促进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但这些投资性支出并不会形成当期的最终消费，所以就使得当前国民消费率偏低。

　　可见，当前中国消费率之所以偏低，并不是因为传统儒家文化和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居民所造成的消费倾向过低，而是由于国民收入没有向居民部门倾斜，使得居民受到收入预算约束，无法进一步增加当前消费。再加上受到信贷约束，居民部门又无法有效通过借贷来平滑一生消费。国民收入向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倾斜之后，企业部门不消费，而政府部门的消费倾向大大低于居民部门的消费倾向，这就使得国民消费率偏低。

　　进一步来看，收入和信贷资源之所以流向只储蓄不消费的企业部门，以及消费倾向偏低的政府部门，其根源在于消费所带来的效用回报可能要远远低于储蓄所带来的投资回报。较高的贴现率会使得居民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在决策的时候，宁愿选择用未来消费来代替当期消费，也就是更多地储蓄，更少地消费。

　　在当前中国投资回报率偏高的阶段，消费率偏低是正常现象，并且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短期内还看不到消费率的有效提升。等到中国经济发展到高等收入国家水平，经济增长中枢就会回落，投资回报率就会降低，政府部门就会积极降低税收、削减投资性支出和增加消费性支出。企业部门也会加大分红力度。金融部门因为贷款给企业获得的投资回报较低，也会积极增加对居民部门信贷。居民部门所面临的收入预算约束和信贷约束就会慢慢化解，国民消费率自然就会不断提高。

　　尽管采取强制企业分红、降低居民部门税收负担、增加对居民部门的转移性财政支出、促进消费信贷等措施，可以在短期之内提高消费率，但在投资回报率依然相对较高的背景之下，这些政策措施并不能够持久地提高消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