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称《金融危机疫苗》或《经济危机疫苗》。是为了防止经济体被裂变而创立的管理款式。由中国首先提出、实施，并被世界普遍效法。讲的是具有核心地位经济体的整合与携起手应对各种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管理程序与方法。大家知道，为反制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对香港金融系统实施“裂变”，中国政府与香港联手，首先实施了聚变管理，之后被欧盟各国和世界各地普遍效法。其标志性事件有二，一是欧洲统一货币的实行，一是至今仍风靡于世界的企业购并。当初在采取这种方式时或许人们并未认识到它将成为一种具有全新意义、重大意义的经济管理方式，但事实证明，这种经济、管理方式不仅很快在世界各地兴起，且带来特别巨大的生命力、创造力、生产力！

　　1、防止裂变，中港聚变

　　聚变是从核物理学那里引进。大家知道，在核物理学那里有“核裂变”和“核聚变”范畴，它们分别在描述原子核一分为二或一分为多，两个或两个以上原子核合二为一或合多为一的过程。现在把它们拿来解释经济现象，才发现竟是那么的形象且逼真，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上述文章中已经部分阐述了经济事物是怎么被人“裂变”的，下面我再来具体阐述一下经济事物是如何“聚变”。经济如何“聚变”？诚然，须从“裂变”讲起。

　　（1）量子基金，人工裂变

　　首先需要了解，金融危机、能源危机、次债危机、金融海啸和经济大爆炸等经济现象，与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传统经济危机有本质不同，表现为不是因世界大战，自然灾害引起而是由一些机构投资者实施的“经济裂变”。虽然，我们一时还不能把它们称为“人工核经济裂变”，但不能不说的是，它们已经具备了明显的“人工核经济裂变”痕迹。至少，它们是由人工制造。

　　大家知道，发生于东南亚的那场金融危机就是由包括索罗斯在内的一些机构投资者通过不断地向东南亚一些国家注入资金然后再迅速撤出的方法给制造的。这不禁使我想起核物理学家实施的“人工核裂变”。学过核物理的人知道，在人类科学史上就曾经进行过“人工核裂变”。所谓“人工核裂变”，就是用一定的粒子流来对原子进行“轰击”，以达到将原子核裂变之目的。

　　要想成功实施核裂变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而非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第一，这个原子核应该是一种能量过剩的物质形式，表现为具有放射性。第二，用于“轰击”原子核的“炮弹”最好具有“中性特征”，因为具有“中性特征”的“炮弹”便于进入原子核。大家知道，由于电子携带正电荷，所以电子存在着巨大的“库伦斥力”，这就导致具有负电性的粒子不容易进入原子内，实现核裂变。所以核物理学家一般采用中子或质子作为“炮弹”。

　　所以用中子作“炮弹”就是因为中子呈现“中性特征”，而“质子”携带的又是“正电荷”。大家亦知道，索罗斯“轰击”东南亚金融系统所用的“炮弹”是美元，而美元是世界货币，具有“中性特征”。哪个国家不想拥有更多的美元？因而索罗斯很容易得手。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就是这样被索罗斯给实施了“经济裂变”，造成的损失是不言而喻的。

　　（2）中港联手，率先聚变

　　如果在索罗斯未手前，东南亚各国政府的经济管理者就能认识到，那也就自然有对包括索罗斯在内的机构投资者加以反制必要，即联起手对进入的“量子基金”实施“反经济裂变”的话，可以想见，索罗斯的阴谋不仅实现不了，而且有“偷鸡不成蚀把米”的可能。事实上是，东南亚各国金融系统未认识到有上述危险存在，结果爆发了金融危机。或许，现在说这样的话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但是，不能不说，即使是现在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亦有“亡羊补牢，犹未晚也”的经济学、管理学意义。

　　大家知道，在索罗斯等人对东南亚实施了“人工经济裂变”之后，他们又把罪恶的双手伸向刚刚回归祖国不久的香港。作为“炮弹”，索罗斯虽然没有将200亿美元一下子投入香港期货、股市，但给香港股市、期货、汇市造成的冲击还是相当有破坏力的。好在，中国政府和特区政府认识到了这一点，联手对香港金融市场及时地进行了干预才化解了危机。或许大家还记得，在当时有人主张中国效仿日本和韩国实行让人民币贬值策略。而中国政府不但没有采用他们的建议，而且还采取了让人民币坚挺的政策。事实证明，让人民币坚挺确实使中国经济受到了一定的损失，尤其是对中国出口企业的打击不可为不大。但是，它却抑制住了危机的蔓延，使整个亚洲、欧洲、世界的经济都能够从中受益。

　　或许有人会问：中港联手和让人民币坚挺为什么会有抑制危机蔓延的作用，其中的道理何在。我以为有一下作用：第一，中港联手可以扩大货币规模，增加抵御抗风险的能力。第二，让人民币坚挺就等于向世界宣告，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具有不可战胜的性质。诚然，这也是“经济聚变”过程。

　　何谓经济聚变？诚然，它是从“核聚变”那里借鉴、衍生过来的一个经济学范畴。大家知道，核聚变发生在原子核之间，是两个以上的核子聚合成一个较大核子的过程。中国政府与特区政府联手干预市场，无疑具有“核经济聚变”的性质。

　　2、中国首创，聚变经济

　　任何新事物的产生都不是偶然，偶然中一定存在必然因素，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东南亚经济社会财富的消失和聚变经济模式的产生不例外。这些绝不是突发、偶然事件，亦非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坏处”自不必说，其“好处”在哪里？我以为，就在于它使全世界的人民从此认识到“经济聚变”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1）中国首创，聚变经济

　　经济聚变与聚变经济非同一范畴。经济聚变讲的是具有核心地位经济体的联合与联合抗击经济裂变的过程？具有应对和避免金融危机和防治经济裂变的功能，而聚变经济则是用上述机制克服裂变、反制裂变并能够从中获利的一种经济模式，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世界经济社会的大联合。

　　东南亚金融危机结束后，对中国政府出手救助香港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中国的救助有违自由贸易的原则，一种认为中国的作法对，决不能容忍像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大鳄为了一己之利肆无忌惮地破坏国际金融秩序。但不管这么说，由于中国政府与特区政府的联合，的的确确地避免了一场金融危机的蔓延，说明“人工核经济裂变”不仅可以防止、避免，亦可反其道而行之。正是从那时起，各国政府对一些热钱的入境开始警觉起来，并把对金融系统的监管，当做是一项日常工作给管理起来。

　　大家知道，从行政上说，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由于其实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经济上又有相对独立性，所以与香港的联手便有聚变经济性质。不联手，就为索罗斯等人伺机对香港经济实施核裂变创造了条件；联手，对索罗斯等人伺机核裂变，“轰击”具有核遏制力。当时，如果香港还没有“回归”，还是在英国政府的管辖下，我们就谈不到与之“联手”，因为他们还不能听我们的。

　　回归后的香港不同，在经济上虽然也独立，但其在实质已经投入到祖国的怀抱，这也就为两经济体在经济上进行核经济聚变奠定了基础——表现为不再有“库伦斥力”（库伦斥力是存在于两个原子电子之间的一种相互排斥的力量）——由于核聚变是核子与核子之间的聚合，而中国与香港之间又不存在“库伦斥力”，所以实施起经济聚变来，就容易得多。事实证明，中港经济聚变是成功的。

　　可以肯定，随着大陆和台湾两岸关系的逐步向好，如果再有类似于东南亚金融危机事件在台湾发生，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台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亦能实施经济聚变。当然，也有条件，那就是两岸必须得提前消除核物理学意义上的“库伦经济斥力”。或许有人会说了，两原子核通过核聚变就成为一个更大的原子核了，可我们却并未见中港成为一个更大的经济体。这个问题将陆续阐述。

　　（2）统一货币，欧盟先行

　　中港成功反制索罗斯的经济裂变，不仅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也引起了全世界各国经济学人、管理学人对这一经济行为、管理方式的经济学、管理学思考与研讨。不久，统一货币制度便在欧盟率先实行了起来。而谁又能说，欧洲统一货币的实行与中国政府联手香港特区政府反制索罗斯的经济裂变行为没有必然联系？至少，欧洲人应该承认，中港联合反制索罗斯，对他们是有所启迪的。

　　大家知道，作为“轰击”东南亚金融系统的货币是美元，而美元之所以能够作为“炮弹”，就是由于美元具有“世界货币”的性质与作用。关于这一点，可以说是毫无疑问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拥有“美元”这种“炮弹”的国家虽然比比皆是，但其数量均有限，惟有中国大陆、日本、香港例外。我不知当时的香港拥有多少美元，但不足以与索罗斯抗衡，这就为索罗斯“轰击”香港创造了条件。

　　如果把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加在一起，恐怕十个“量子基金”也不是敌手，这又为索罗斯等人的最终失败做了心里暗示。也就是说，一个小小的“量子基金”是绝对不足以与中国大陆的巨量外汇抗衡的。在这一背景下，索罗斯等人只好知难而退。这就是中港经济聚变留给世界的宝贵经验与启示。当然，它必定会坚定欧盟走上同一货币制度的信心——虽然欧盟至今并未发挥出统一货币制度的作用。

　　“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无疑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欧盟至今没有认识到统一货币制度不只有统一货币的作用，它更有抵御各种金融风险的作用与能力。当然，作为一种经济模式、管理形式，聚变不只是一个将货币统一起来，抵御外来货币入侵的作用与意义，提前关闭一些“无小企业”和不同企业主动实施购并等也都有经济聚变与聚变管理的性质与作用，因为其作用与意义还能够表现在防止突然引爆经济裂变的革命性意义聚变经济的职能。

　　3、不同文化，制约聚变

　　在经济聚变的过程中人们发现有许多影响经济聚变的因素，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排斥。我们现在不妨试想一下，如果香港还没有回归祖国，还是在英国政府的管辖下，可以想见，中港联手反制索罗斯的经济裂变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而在欧亚大陆的另一边，土耳其的入盟之所以难，恐怕也与其存在的文化冲突有一定的原因。这又不禁使我想到存在于不同原子之间的“库伦斥力”来。莫非，不同民族文化、企业文化就如同是存在于不同原子间的“库伦斥力”？

　　（1）世界兴起，购并狂潮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作为一种全新意义上的经济模式，聚变经济在世界各地兴起，其中最具有标志意义的要说欧盟统一货币的实行和企业购并。大家知道，欧盟各国原来都有自己的货币，其货币一旦统一起来就意味着要放弃固有的货币形式。尤其像放弃像马克、法郎那样的货币，实在不是一件容易办的事情，因为其自身本来就具有一定的“世界货币”性质。可是，他们却选择了放弃。

　　在企业购并这种现象产生之前企业间只有“吞并”而压根就没有什么所谓“购并”一说。为什么不再称其为“吞并”而非要把它改称为“购并”？

　　首先，两者肯定不同，否则人们就没有区别的必要。那么，两者究竟有什么不同？经过分析与研究之后，我得出了下述结论：购并是购并双方自愿进行的，而吞并，有一方是被迫或是不得以而为之。

　　诚然，我也没有说在购并中一点被迫的成分也没有，而是说“主动性”代替了“被动性”。而从另一方面看，两企业所以会走“购并”之路，与曾经有过的市场竞争也有一定联系，但更多的还是迫于市场竞争给两个企业带来的压力，使之能清醒地认识到“购并”能带来更多、更大的经济学、管理学价值。当然，在我们中国，由于企业多为国家所有，所以“购并”起来就不像西方那么困难了。因为决定权、决策权不在公司而是在政府手中。

　　研究发现购并有以下好处：第一，购并后的企业其经济实力会大大增强，竞争力会大大提高。第二，可共享销售、信息在内的各种资源。第三，减少了生产、管理、市场开发和新产品开发成本。第四，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了。诚然，“第四”条社会主义国家的认识高得多，但西方认识还不够高。

　　（2）不同文化，制约聚变

　　关于购并的好处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优势互补，劣势相蚀”。但是，不能不说，如果是在不同资本所有者那里情况则有很大不同，表现为是否购并非由一个资本家说了算，因而经常会发生购并不成的事儿。那么，是什么影响了购并？分析来分析去，我得到如下结论：购并双方存在不同的企业文化冲突——简称为“企业文化斥力”或“企业文化矛盾”。何谓“企业文化矛盾”，而不是“企业文化差异”？因为“差异是相互吸引”的关系，而“矛盾是相互排斥”的关系。

　　我显然把国家、企业间的不同文化比喻为在原子核周遭旋转并具有相互排斥作用力的电子了。诚然，这不仅仅只是一种比喻，如果不存在，我也难以将两者撮合在一起。为什么有的企业很快就能实现购并而有的企业最终实现不了购并？为什么有的国家很容易就能加入欧盟而有的国家却步履艰难？如果不是由于存在“库伦文化斥力”或存在“企业文化矛盾”的话，相互之间也就不会有“非溶性”。

　　正由于如此，我才说，要想实现共产主义，须具备“地球所有制”这个条件。为什么？就因为不同文化、不同所有制形式很难实现“大同”。诚然，前马克思主义在很早的时候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就提出了“武装夺取政权”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张，并把这种主张应用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事实证明，“武装夺取政权”是可以的，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张是不科学。为啥？就因为存在着“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大于政治”的这个事实。什么意思？就是说，当“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受到威胁时，“政治利益”就要退居到“二线”了。比如，当面对列强入侵的时候，国共两党就有过两次“合作”，而在时下，“胡连会”更是一个例证。如此，我又想说明什么？我想说明的是：民族矛盾、文化冲突比政治矛盾、冲突要大，而要想实现经济聚变和聚变经济，首先须克服掉文化矛盾与冲突。

　　4、和而不同，聚变管理

　　聚变管理是指对将要发生和已经发生的经济聚变事件所进行的管理。诚然，它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将要发生和已经发生。为什么要将“将要发生”放在前面，而把“已经发生”放在后面？因为我们可以把“已经发生”归纳到“一般管理”中去，而“尚未发生”不仅更需要“管理”，而且还是具有“经济预测”的性质。研究发现，随着各种危机的产生，聚变管理将会越来越受到经济界、管理界的关注与推崇。因为，聚变管理不仅有防止、避免经济危机的作用，还是一种新型的管理技术。

　　（1）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作为管理者，首先需要做到的是能够“分大小”。不要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而事实上是，能够“分”出“大小”的人不多。现在就有那么一些人就是不懂得“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道理，成天在那里叫嚣什么“资本主义民主”，而把比“民主政治”不知要高多少的“国家利益”和“民族文化”的兴衰给抛到九霄云外，而不管所谓“资本主义民主”，究竟、到底是在代表谁的利益，是“为什么人服务”的。

　　难道不知所谓“民主”只代表少数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的利益？是不同利益集团在那里角力？其“民主”连其国家利益都保证不了又这么能用它来解决13亿中国人民的利益？这简直就是在开国际玩笑！退一万步说，就算我们现在把共产党给推下了台，从此实行起了所谓“民主”，而谁又能保证新上台的那个政治集团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看谁也保证不了，也就不要说“民主政治”的本质是“谁拥有资本，谁就拥有主义”的问题。大家知道，竞选是需要花大把的钱的，难道那些接收了政治捐款的政党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简直就是痴心梦想。而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已经带领我们走上了国富民强的金光大道。这，难道还不够好的吗？诚然，我也没有说我们没有一点问题。

　　比如，一个食品安全问题始终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说明我们的政府构成确实有人浮于事的问题亟待解决。我相信，早晚能彻底解决的。如此，我又想说明什么？我想说的是，实行聚变管理的前提，需要首先“分大小”。如果连国家利益与政治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大小关系”都“分”不出来，就不要谈管理，更不要奢谈聚变管理。因为，聚变管理不是别的，而是“化干戈为玉帛，化腐朽为神奇”的学问。怎样才能实现“化干戈为玉帛，化腐朽为神奇”？

　　（2）和而不同，聚变管理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不仅能分出大小，也是一位能“化干戈为玉帛，化腐朽为神奇”的人。上个世纪，如果不是由他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先不要说香港和澳门不一定就能够顺利回归，恐怕也实现不了中港联手反制索罗斯“量子基金”，更不要说与曾经的“敌人”在台湾签署《两岸合作计划》。

　　我相信，海峡两岸人民总有唱《同一首歌》的那一天，而一旦到那一天，也就是“化干戈为玉帛，化腐朽为神奇”的时刻。当然，能发现不同经济体之间存在“聚变引力”而非“聚变斥力”是实行聚变管理的前提。诚然，不只中港、大陆和台湾能实施经济聚变，也包括 “十加三模式”和“上合组织”等等等。

　　诚然，即便是这样，我们亦然还不能把上述直接认定为“核经济聚变”，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核经济聚变”必须得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新兴核经济体”——表现为能唱《同一首歌》，举同一面旗。我相信，不仅中国，全世界人民总有唱《同一首歌》，举一面旗的时候。诚然，这也不是说一旦实行了聚变管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企业与企业、人与人之间就再无差异，仍然需要“和而不同”。

　　何谓和而不同？就是说即便实行聚变经济、聚变管理，对象也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因为聚变管理的对象停留在和而不同联合体的管理上，一旦完成聚变，就转入一般管理，而就不再属于聚变管理对象了。可以肯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管理的层次我们的聚变管理的层次高，比聚变管理的价值大，比聚变管理的科学性强。如此，那个叫彼得、德鲁克的人凭啥说“管理不是一门科学”而只是“一种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