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8月5日刊登了房宁先生的文章《发现东亚模式：权利与权力对冲》，阐述自己经过实地考察后，对日本、印尼、韩国、新加坡、韩国等国政治发展规律的独到发现，这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十分值得肯定，但笔者认为，当我们要把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国家和地区人为地放到一起，且要从他们的历史经验中找到某种共同的东西时，就要小心：这些国家和地区，其实，差异性可能大于共同性。有时所谓共同性，不过是比较研究者想象出来的。实际上，比较政治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多数韩国人其实不怎么使用“东亚”一词，而倾向于“东北亚”。日本则高度偏爱“东亚”。印度尼西亚人、泰国人和新加坡人，并不一定认为他们是“东亚”的，而更喜欢“东南亚”的叫法，因为他们心目中的“东亚”，主要是和东南亚、南亚相对而言中国、日本所在的地区。

　　所以，“东亚五国”首先未必分享、认同着共同的“东亚”观念。

　　笔者前不久到韩国光州开一个关于“东北亚共同体”的会议，有机会以光州为例思考韩国的民主化道路。韩国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一穷二白，但经济起飞后的上世纪70年代，其旧有的政治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于是出现巨大的国内政治冲突。光州事件即为这种惨烈冲突的典型。在冲突过程中，韩国诞生了着名政治家金大中。冷战结束后，从“四小龙”中毕业并勉强进入“经合组织”的韩国，终于在世纪之交进入全面民主时代。

　　日本则比较特殊。美国强制占领并加以改造的国家包括德国、日本和今日的伊拉克、阿富汗。伊拉克和阿富汗是美国输出“国家建设”的失败模式，但美国对德国和日本的“国家建设”模式却相对成功。这是历史定论。所以，千万不能把日本的政治演变道路和其他“东亚”国家简单相提并论。日本的前世今生很不同于韩国和东盟国家。冷战结束后，与韩国和东盟国家的进一步民主化不同，日本表面上似乎更加趋向民主，实际上保守势力、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等却在回潮，所谓日本要做“正常国家”是一种翻案逆流。所幸的是，在经历了二战后的失败，加上最近几年多方面失败，日本才开始真正民主化。

　　至于印尼，笔者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在雅加达从事外交工作，亲自体验了早年阿拉伯人、后来是英国人和荷兰人统治的“东印度”民主化转型的起步时刻。如同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印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独立”（“非殖民化）诞生的新兴国家。此前，地球上并不存在印尼共和国。

　　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60后“国家。与印尼在非殖民化基础上立国不同，新加坡继承了英国留下的殖民地政治和治理体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类似于二战后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但保留着多党制和定期选举这些英国式样的民主形式。在西方，没有多少人把新加坡看做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新加坡最大的反对党新加坡工人党一直认为，新加坡”有第一世界的经济，却没有第一世界的国会“。

　　”东亚五国“当然有许多共同性，但他们是如此不同，想要得出一些”大胆假设“，比如”权利和权力的‘对冲’“，几乎不大可能从这五国的政治演变历史中达到”小心求证“。

　　此外，”东亚五国“不是孤立的，是生活在全球时代的。五国的命运与全球政治经济大气候更加息息相关。韩国、日本和东盟国家，都是以出口最终消费的货物到美欧而”贸易立国“的。”东亚五国“的政治演化，即使不说天生差别，也很难说形成了具有某种”地区“特色的政治发展模式———”东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