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中国改革》2011年第8期，出版日期：2011年8月1日

http://magazine.caing.com/2011-07-28/100284869.html

http://news.qq.com/a/20110808/000751.htm

为什么不叫中国研究中心？中心的主任关信基教授回答得很巧妙：“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中国研究中心，只有一个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我1979年7月27日到香港，女儿刚九个月大。几个月后，我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是中国农村研究的著名学者，现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Jean Oi（戴慕珍）刊登的。她当时正做博士论文研究，设法访问了解大陆农村的人。我在云南农村教过三年书，就去应征。

几个晚间的访问之后，我成了Jean Oi的研究助理，她后来开玩笑说，我是她“发现”的。我与中心的缘分的确因她而起。她1980年回美国，我被另外的学者“接管”。到1982年，成为中心半个雇员，做图书馆助理，另外一半时间仍替学者做研究助理。

1983年，中心经费困难，听说中心要关门，我就开始找工作，到中文大学当代亚洲研究中心做了五年中国农村研究和法律研究。1988年，香港中大接管了服务中心，我去申请中心助理主任的时候，很没信心，我没有博士学位，又是从云南过来的。一直到面试的前一天晚上，我突然觉得，这个工作就是我的。其他人都希望来利用这里的资料，而我是要来建设它，也知道如何建设。

1993年，中心搬迁到现在的地方，田家炳楼八、九层。我和关教授共用一间很大的办公室，虽然他平时不怎么来，但他是主任，按中大的惯例，我替他挑了一张大大的办公桌，给自己一个小的。他走进来，立刻说，你用大的，小的给我。我将大桌子后的大班椅搬过去给他。来客人，我就说，坐大班椅的是领导，这叫“第一把交椅”。

我64岁退休。中心规定是60岁，我因为是在行政位置，延期两次，已经破例了。

2007年夏天退休后，我和林达一道做“民间历史”项目。她负责网站部分，我主要负责图书收集。

大陆学者访问计划一开始就很成功。第一位请的是秦晖，后来开玩笑说他是001号。这些学者当时还都声名不显，后来都在各自领域表现出色。最近去成都，发现我们当时请的学者，有当上川大副校长的，有成了社科院副院长的，都是“货真价实”的学者。我似乎可以自恋地说，自己很有眼光，但实际上冥冥之中自有主宰。

请何清涟，就因为看到她在《二十一世纪》上的一个小书评，想法很深刻。当时她在《深圳法制报》工作，就写信去邀请，她的成名作《现代化的陷阱》当时还没有面市。多年后请章诒和时，她的书也还未出版，否则，我们大概也请不到她了。请曹锦清，是看了他写的《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一本极为难得的“民俗史”。后来他写《黄河边的中国》有那么大反响，我有点吃惊。

到2000年后，内地学者出国的机会多了，我们希望邀请外出机会相对少的省一级学者。

我们做的很多事情是促进研究，而不是自己去研究什么。当然，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缺少的，就算没有服务中心，我相信中国研究也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只是因为这个中心，有一批人走得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