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文章作者认为：解决南海问题，时不我待，越拖越被动，越拖解决的难度越大。在新形势下，如果不希望发展成一场战争，我们的大略方针是否从“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向“主权在我、消除争议、互利双赢”延伸和转折，目标放到“防止得寸进尺”和“长治久安”上，值得研究。建议是：一方面，将某些对南海自由通行权视为他们的“关切”或“重要利益”的区域外国家作为另类争议方进行一对一的“双边对谈”，消除他们所谓的“担忧”；另一方面，对领海主权争议方以“让利不让界”、“以让利换取划界协议”展开目的为消除争议的谈判，争取为子孙后代留下海上疆界双边认可的法律硬依据，以保长治久安。
近一年来，南海部分岛礁及领海主权争议日益升级，特别是某些超级大国公开表示介入争端的意图，使局势日趋复杂化，发生军事冲突的潜在危险增大，“暗流泛起、波涛汹涌、跌宕起伏、刀光剑影”是当前南海局势的特点，令国人不安。
我国政府目前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是：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双边对谈、和平解决。到目前为止，对南海有领海主权要求的几个国家对中国政府这一明确立场并不认同和响应，而是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个别条款以“先占为王”的态度抢先蚕食中国南海岛礁和周围海域，擎出“实际管辖权”的旗子，对中国政府的立场不理不睬，而且得寸进尺的态势日益明显。这些国家认为踩准了两个“点儿”：一个“点儿”是某个超级大国在未来数年内遏制中国崛起的基本立场不会改变，中国的海军力量还不足以同这个超级大国相抗衡，不会冒着有极大可能与这个超级大国甚至整个西方社会产生严重对立的后果而动用军事力量加以解决；另一个“点儿”是中国在南海疆界问题上始终没有与周边国家签订双边划界协议，有很大的争议空间可以利用。这两个“点儿”集中体现在各方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实力的较量上。他们认为，一旦中国的战略力量壮大到可以与这个超级大国相抗衡的地步，他们很难保住和扩大在南海的巨大利益。因此，他们抱着“先占先得、占了不走、赖着就是胜利”的侥幸心理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应当承认，这些国家抓住了我们的软肋。我国当前的经济和民生严重依托于经济的全球化，任何有可能造成中国与全球化关系失衡或遭到破坏的举动都要慎之又慎。同时，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好坏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我们与大国之间“务实合作”外交政策的成败。这是不是说我们在南海问题上束手无策、无可作为？
曾经担任过邓小平翻译的张唯为访谈录中有这样一段话：“邓小平是一个大战略家和军事家，具有超长的战略眼光。西方政客一般谈的是‘一百天内，要怎样怎样’，邓小平是‘一百年内，要怎样怎样’，……。中国这么一个大国，长远的战略定下了，近期的问题就比较好解决。”笔者引用这段话的目的是想说明，对于南海争端这么一个及其复杂的问题，确实需要从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吸取营养和胆略，从“一百年会怎样”的战略高度审视问题，想清楚了，再从“一百天会怎样”的策略角度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换句话说，如果小平同志今天还健在的话，看到国内外环境巨大的变化，他会做何种思考？让我们就此问题做一些想象和探讨。
一、中国人要有大骨气
在南海问题上，“一百年会怎样”对中国意味着什么？罗援将军说的好，南海“主权”问题实质是一个“祖权”问题，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基业是否会丧失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我们是否会背上“李鸿章之类”历史骂名的问题。这就是说，不丢失或是说维护住我们的“主权”是一个基本原则，这是一个上对先祖、下对子孙的问题。这一基本原则就体现在邓小平始终强调的“主权在我”四个字上，而且，谆谆告诫“主权问题，丝毫不能含糊”。但是，“主权在我”四个字仅仅以我们单方面的声明就可以做到“无可争辩”、“毋庸置疑”，这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当相关各方都以同样的口吻说话时，争议就是不可避免的，争夺领土的斗争就没有平息之日，除非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夺回和保卫我们的领土。问题恰恰出在这里——我们目前的能力不足。
南海幅员辽阔，位居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上交通要冲，其战略地位不亚于中东苏伊士运河和中美洲的巴拿马运河。这种战略地位向来是霸权主义国家十分看重的，特别是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世界格局新的变化，使一些超级大国更将其视为全球战略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随着南海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探查和发掘，使本来不敢在南海问题上玩火的周边国家耐不住这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而舞刀弄枪、明火执仗地抢占岛礁。这两股势力互相利用，其合力造成了南海问题今天的复杂而险恶的形势。但是，类似情况在我国维护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当代史上已经不止一次了，60年前的抗美援朝和42年前的中苏珍宝岛之战，当时大形势之复杂和险恶不亚于今天的南海局势，皆因中国表现出不畏强权、誓死捍卫领土的意志和决心赢得了胜利。这种意志和决心来源于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骨气”。
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南海问题上可以蛮干。但是，如果我们在强权、欺辱面前表现出懦弱，采取绥靖政策，就会使对方得寸进尺、气焰更加嚣张，反而促使战争更快地来临，这在中华民族乃至世界的战争史上屡见不鲜。因此，在外交场合，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表明“主权属我”和“不惜一战保卫固有领土” 的决心，而且，明确表明这一决心与《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的“不以武力相威胁”条款内容有本质的区别，应据理力争，毫不含糊。同时，以此基本原则为核心迅速形成南海军事大战略，增强海军力量和部署，立足于打一场大战、恶战，并且让周边国家感知到我们的决心，不怕他们说三道四，敢于同他们打嘴巴官司。至于打还是不打，按钮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害怕的不是我们，而是那些一心想要挑战中国的人。
二、中国人要有大智慧
毕竟一场战争所带来的牺牲和破坏是巨大的，后果也是难以预料的。我们中国人民向来希望和平，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就会百分之百地争取。孙子兵法说：“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向来是我们奉为上上策的思维。但是，在当今南海局势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如果拿不出大智慧，要么战争，要么国土沦失，这种两难的境地始终会像噩梦一般缠着我们，使我们几代人不得安宁。
中国曾经在“友好协商、互利互让”原则基础上通过多年努力同一些陆地接壤国家成功解决了领土划界难题，通过 “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精神解决诸如钓鱼岛、西沙、南沙诸岛及周边海域主权争议问题至今尚未取得一个成功的解决范例。笔者认为，这不等于说这一原则精神本身有问题，也不能够说这一原则精神只是中国“一厢情愿”的良好愿望而在实际当中是行不通的，问题在于我们对这一原则精神的认识是否有足够的深度以及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否有创造性的思维、应用和发展。
就认识的深度来讲，首先应看到 “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主张是邓小平同志在我国刚刚走出文革阴影急需营建周边和平与稳定环境以发展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大背景下提出的，是一个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创造性思维，而且，一再强调这是在“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不具备彻底解决争议的条件下”的权宜之计。从“权宜之计”为我国改革开放赢得了三十年的和平环境和技术进步这一点来看，客观效果是可圈可点的，将钓鱼岛和南海争端问题的产生归罪于这一“权宜之计”是有失偏颇的。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中国的崛起。在这一大背景下，不仅西方国家感到不安，周边国家也都感到不安，尤其是中国海军实力的迅速提升，使东海和南海问题浮出水面。这正是邓小平同志所预想到的需要我们拿出智慧创造“彻底解决争议条件”的时候了。
在新形势下，我们再继续停留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显然是行不通的。道理很简单：“搁置争议”的核心问题是主权，即使双方都有搁置主权争议的愿望，进行“共同开发”实际上是办不到的。例如，谁管辖？谁征税？插谁的国旗？行政划界用谁家的地图？岛名、地名、海域名称用谁家的版本？出现犯罪、贩毒、海盗、恐怖袭击由谁负责安全保卫？发生争议适用谁家的法律法规？谈判任何“共同开发”的协议最后都会撞到“主权归属”这面墙上。因此，“搁置争议”仅仅是在没有找到问题彻底解决办法的情况下短期内避免尖锐对立的临时性方案。“共同开发”的前提必须是一方放弃主权要求。当然，我们是不会放弃主权要求的。这样，必须尽快找出让对方放弃主权要求的办法。这是其一。其二，必须将某些区域外国家挡在南海争端之外，使之与区域内国家任何合谋的企图变得既不合理也不合法，这是解决第一个问题的先决条件。这些国家唯一能够提上台面的介入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将南海自由通行权视为他们的“关切”或“重要利益”。作为“双边对谈”原则的延伸，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区域外国家的“另类争议方”，也可以纳入一对一“双边对谈”的范围。只要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就高调欢迎他们到北京来谈判，完全可以以双边协议的方式保证他们的自由航行权，消除他们所谓的“担忧”。有一个，欢迎他们来一个；不来，说明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说明我国从来没有对各国自由通行南海设置障碍，尽管我国对南海拥有主权。他们可能会以“与中国谈判或签订协议无疑是支持了中国对南海主权的主张”为由拒绝这样的谈判，或是参与了谈判也会层层设障，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其实他们参与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他们公开谈论所谓“关切”时我们向他发出邀请，不论对方以什么理由拒绝这样的谈判，也不管这种谈判实际上存在多么复杂的因素，起码可以作为应对他们的一个盾牌使我们站在外交战线的制高点上。一旦他们表示原意参与这样的谈判，这一策略就已经功成大半了。剩下的问题就是与区域内国家谈判划界问题，设法让他们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就“消除争议、互利双赢”展开谈判。要做到这一点，可供选择的办法有：
1.军事解决的准备。在“天时、地利、人和”诸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寻找一个军事解决的突破口，以绝对的军事优势夺回被侵占的岛礁，起到“杀鸡给猴看”、“杀一儆百”的作用。前提条件是：我们有足够的掌控全局的能力和把握，并且，开战的机会和理由要由对方提供，重点是打击对方“得寸进尺”的行为。
2.对带头向中国发起挑战的，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态势。其理由是“我的海域主权我保卫”，与《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的“不以武力相威胁”有本质的区别，感到有压力或受到威胁的是那些以不正当理由侵蚀他国主权又以武力威胁他国的人。不怕打嘴巴官司，不要将上述条款变成套在自己头上的紧箍咒。对那些得寸进尺的更有理由加大军事压力，而且，不仅对其海上行为加大军事压力，对其陆上边界也要加大军事压力，要让其感到“大战一触即发”之势。这就是邓小平同志认为的：我们应当理直气壮、据理力争，同时还要有所作为。
3.用和平和经济利益换取划界协议。谁想与我谈判签订海域划界协议并且尊重历史事实，一是在陆地沿岸大陆架划界问题上可以本着“合理合法、互利互让”的原则商谈，二是在岛礁问题上只要你放弃主权要求，我就让出最大的经济利益给你。这就是：我考虑到小国对发展经济的迫切愿望，你今天霸占的岛礁我给你法律意义上的“XX国经济开发区”的地位，还包括一定范围内的海域，在符合我规定的安全和自然保护法律法规范围内供你自主开发，由我保证你在该区域内以及海上通道的治安和其它安全需要，由我提供岛上服务系统便利你的开发和经营，你盈利后向我缴纳低税，优惠政策可以五十年或一百年不变。其中，允许你与国际上任何方面共同开发，但缴税不同。与中国共同开发，享受最低或象征性税率；与他国共同开发，照章纳税。这就是用避免战争和经济利益换取你放弃主权争议。如果我们从某个胃口不大的小国入手，例如文莱，给他们的实惠哪怕超出他们的想象，都值。有了无争议边界，我们就可以在南海的最南端取得“不容置疑”的地位，建起我们的管辖基地，钳制南端，影响北端，并开始实行“早谈早优惠大优惠、晚谈晚优惠小优惠、不谈死路一条”的政策。
4.对不想与我谈判签订海域划界协议的顽固派，采用“蘑菇战”。这就是长期采用军事、外交、经济的综合手段，让他们感到“头疼”，一直“头疼”到不得不选择与我谈判解决问题的程度。让他们自己去衡量利弊，让他们自己感到还是选择“不请自到、老老实实谈判”为好。
5.对于自己不想与中国解决划界又明里暗里阻挠他国与中国谈判划界问题的，除了采用“蘑菇战”之外，还要采取“敲打”政策。这样的国家往往是怀着 “得寸进尺”企图的国家。对待这些国家，一方面在外交场合揭露他们暗中破坏区域稳定的卑劣伎俩，一方面对他们任何“得寸进尺”的企图和行动给予“大兵压境”的待遇，一定要让他们清楚地懂得“中国不是软柿子”、“中国不是好惹的”这一道理。
上述种种方法必须组合起来使用，体现出中国功夫中“组合拳”的威力，分隔开来使用效果是不大的。这套“组合拳”意味着我们的方针大略将从“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向“主权在我、消除争议、互利双赢”延伸和转折，重点放到“防止得寸进尺”和“长治久安”上。首先，需要我们站在战略的、全局的、历史的高度审视问题；其次，需要我们组织专业人员对局部问题的解决同世界和东南亚局势相互关系以及后续长远影响进行科学的利弊权衡、分析、评估、精算并尽快拿出结论和方案；再其次，密切与有关大国协调关系，也与台湾保持联系，照顾到台湾的经济利益；最后，一旦方案出台，就要拿出行动的决心，要向各方发出明确的信号：要么要利，要么是战争，得寸进尺死路一条！
三、中国人要有大眼光、大气度、大手笔
我们的方针大略从“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向“主权在我、消除争议、互利双赢”延伸和转折，意味着我们在保住主权的同时也要做出一定经济利益上的牺牲，对于国人来说，这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因此，这个延伸和转折实际上对我们有否大眼光、大气度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所谓“大眼光”，是指我们能否站在历史和全球战略的高度对所要采取的对策进行利弊得失全面的评判和衡量。如果从根本上赢得世代和平的环境，牺牲一些经济利益无疑是值得的。我们曾经在朝鲜和越南两个战场上无偿投入数百亿美元和牺牲了数十万子弟兵的生命，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保住疆界、赢得和平环境吗？如果今天我们只是付出一些经济利益的代价而避免了无数人生命的牺牲，而且，从根本上消除了与周边国家的隔阂，大家世世代代友好相处，牺牲一些经济利益难道不值得吗？
所谓“大气度”，是指在保证不丢失主权的情况下做事要大气和大方。我们是大国，虽然人口多、资源有限，但也应体恤小国的难处。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有许多困难需要大国的帮助，你不帮助，自有人会帮助，你岂不被动？周边小国与你离心离德，拉着一些大国成年累月同你做对，你能安心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吗？反之，周边小国真正将你视为“朋友加兄弟”，在经济上互通有无、互相帮助、互为市场，在国际大局中与你站在一起、互相撑腰，任何苍蝇在你周围找不到下蛆的地方，你的环境既安稳又干净，何乐而不为？
上述问题想通了，还有一个人家接受不接受你的好意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目前不好说，要看我们的实践。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下换位思考。站在他们的角度看问题，笔者认为接受的可能性大于不接受的可能性，越小的国家接受的可能性就越大。一是这些岛礁自古至今世人公认的版图都是中国的领土，他们占据的底气不是很足；二是冒着与中国这个近在眼前的庞然大物对抗的风险需要很好的掂量，冒冒失失地办事迟早有一天是要倒霉的；三是中国给你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未来数年和平发展的机遇，相对于费一些口舌做好国内舆论的引导工作是太值得了，如果敬酒不吃吃罚酒，天天在大国之间受“夹板气”，谁在台上日子都不会好过。尽管小国会算这笔账，但要迅速遏制局势恶化并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还需要我们的手笔做的大一些，小鼻子小眼、小里小气是办不成大事的。
综上所述，南海问题，时不我待，越拖越被动，越拖解决的难度越大。不论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和方案，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我们的任务就是降低风险、力夺成功。这需要集成我们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法律等各界精英人士的专业能力，也需要集成民间有识之士的意见和建议，最后形成一个既有远见卓识又有现实操作意义的大战略，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四大杠杆撬开南海僵局，用中华民族的大智慧战胜艰难险阻，赢得南海疆域的长治久安。我们成功地解决了与俄罗斯陆地划界的难题，成功地解决了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的问题，相信我们的党和政府最终会拿出解决南海问题的办法来。南海问题解决了，中日、中印的领土争端也会找出解决的办法。
笔者日常工作较为繁忙，没有更多的时间对这样一个大题目进行详细的探讨和推敲，加之认识粗浅，难免有失偏颇，只是出于一个公民的责任，谈一点看法，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不胜心慰。【201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