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国民营经济的结症，我们先从一个小故事说起：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一个村子里生活着一群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干部和小偷。在一个寒冷的冬季，有一天，突然有人说村子池塘里有很多鱼，于是大家都跑到池塘边……
农民们想：“不管有没有鱼，先跳下去再说，家里都没米下锅了，如果能抓到鱼那我的问题不是就解决了”？于是农民们纷纷跳下冰冷的池水里去抓鱼。
工人们在想“大冬天的池水里肯定很冷，等一下还要赶去上班，裤子弄湿还要回家换，也不知道能不能抓到鱼，等农民能抓到鱼再跳下去也不迟”。于是大部分工人纷纷赶去上班了，只有小部分工人还留在池塘旁观看。
知识分子们心想“反正有一份安稳的工作，收入也不错，这么冷的天气我才不跳呢，如果农民们真的抓到鱼，到时候我用低廉价格买不行吗？”
干部们也站在池塘旁想：“如果农民真的能抓到鱼，我可以要些过来，这个村不是我们管的吗？！”
小偷也蹲在池塘旁想：“只要农民抓到鱼，到时候我就去偷，天气这么冷就让这些傻瓜们去抓吧！”
最先行动的是农民，很多农民跳下水中去抓鱼。此消息不假，很多人抓到了鱼，也有少部分被淹死了。
听说农民抓到了鱼，于是很多人去看热闹。很多人来了以后，局势就开始转变了。
接下来行动的是小偷，小偷见抓鱼的人只顾着抓鱼，对放在岸上的鱼很少照看，所以就趁抓鱼的人不注意偷了不少鱼，有了这些鱼做生活急需，自己小日子也过得很安稳了。
知识分子们看到这么多鱼，抓鱼的人数也数不过来，所以就自告奋勇地去帮抓鱼的人统计，帮抓鱼的人记账。知识分子的作用也不容小觑，确实帮了很多忙。于是也从抓鱼的农民那里得到了报酬。
透过这个故事，我们能有什么感悟呢？其实道理很简单：
那些农民之所以去抓鱼是因为当初的不得已。当时他们的生存受到挑战，所以选择了孤注一掷。加上当初的一片蓝海，他们抓到了鱼，一夜暴富成了老板。
知识分子之所以没有去抓鱼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份安稳的工作，没必要在当时那种危险的环境中去冒险，于是成了农民老板的打工者。
一些小偷也会通过大偷大摸一夜暴富成了老板，一些则……！
工人在这种形式下也可以出卖体力挣一口饭吃。
某些干部开始想方设法剥夺农民的鱼——行贿受贿。
于是乎，一些民营企业老总经常说：你看我们这些当老板的，都没什么文化，都是当初拼命干，才有了今天。你看现在在这里给我打工的都是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所以书读得多也没什么用。我不需要你有什么思想，你只要给我拼命做事就行了。听到这句话，很多人选择了沉默。其实大家何尝不知道说这句话的那些老板就是当初那些抓鱼的农民的化身呢？一般人大都有这样的一种观点：企业家成功靠的是才华。 其实不然，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企业成功靠的是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理性科学精神、一种道德感、一种人文精神、一种对规则遵守和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在我国民营企业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存在着经营作风不端正的问题。他们不是依靠诚实的劳动和合法的手段来积累财富，而是采取投机行为，甚至是非法手段来牟取利益。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大部分创业者由于出身不好，或者穷困潦倒，凭着自身胆识，并且有好的机遇，他们创业成功了。但是，在底层经历过的种种困难，曾经受到的白眼和伤害使他们内心深处多少有些报复或者补偿心理，一旦自己掌握了一定的社会资源，做了老板，领主式的独裁意识就出来了。把自己的企业当作假想的政坛，实现自己的权力欲望。这个时候，在他们眼里，所有的企业员工，不是职员，而是手下。对于有些企业家来说，可能保持对企业的控制，比企业的发展更重要。做老板不光是财富的增长，更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无限扩张。
一夜暴富成了老板的农民、大偷，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于是目空一切、妄自尊大。认为自己理所当然成了企业家，盲目自信，刻意去树立自己的权威，导致整个企业管理水准下降，活力减弱，效率低下，上下沟通受阻，市场应变缓慢，员工凝聚力和归属感下降，内部腐败分化，企业迅速走向衰败。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某些老板把“中彩票式的暴富”理解为自己的行动使然，总认为是自己特别的方式的必然结果，意识不到自己所面临的危险。
虽然从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民营企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危机的冲击，在新形势下民营企业在其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如融资困难、信用不足、人才匮乏、民企基础薄弱，包括硬件基础、管理基础都很薄弱，单从产业准入方面观察，民企占据了国民经济最微利的行业，从整体规模上看，民企仍然表现为“弱、小、散”等。以浙江省为例，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温州为代表的原生态民企与杭州、绍兴、宁波为代表的转型性民企，在近年的不断演进与较量中，原生态民企渐渐丧失了其原有体制和产权的先发优势。转型性民企，顾名思义，是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转制而来，自身与温州原生态的作坊企业相比，具有较强的实力。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和推动下，转型性民企的基础和规模优势越来越明显，加上产权制度改革的成功，由大做强的态势几乎已成定局，但2008年金融危机，江龙控股破产、华联三鑫重组等事件，验证了转型性民企与原生态民企一样，同样受到了考验与挑战。（作者：曾水良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