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社会形态以及治理机构与方式始终是各类研究机构关注点之一，是全球各类学人久议不休的话题。社会形态在世界近代史的变迁引发人们反思。本文是古巴学者从其本人角度对近期古巴社会形态的分析和反思。值得参考。
自由与交易——古巴学者的反思
费戴尔·卡斯特罗 (Fidel Castro) 的社会主义革命承诺使古巴百姓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但民众须付出的代价是放弃所应拥有的自由权利。古巴革命初期的非理性狂热使得个体公民所应有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及经济权利在瞬间消失。在古巴, 人们面临的不是光明的未来, 而是四处蔓延的痛苦和对公民个体的蔑视。
在原苏联的资助下, 古巴建立了家长独裁制国家政权, 这种政权体系剥夺了公民作为个体及其社区所应担负的责任, 同时建立了一种特权与自由之间的交易体系. 对顺从执政当局, 支持并认可政府做事方式, 包括参与政治集会或加入共产党, 或坚持无神论者, 作为回报或交易, 由政府施以工作机会, 家用电器, 住房, 假期, 其他物质商品, 官衔或社会地位。古巴的社会主义造就了一大批自相矛盾的理想主义者和机会主义分子, 他们支持国家的体制完全出自个人利益的得失。
自苏联解体之后, 政府为了渡过政权危机, 于90年代启动了一次短命的改革, 在委内瑞拉查韦斯政权的配合下潦草收场. 劳尔.卡斯特罗 (Raul Castro) 接替其哥哥费戴尔的总统位置, 其所启动的改革不过是敷衍了事。越来越多的古巴人对社会主义已失去信心, 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如今古巴人用来恢复其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工具之一是互联网, 虽然古巴政府增加民众使用网络的难度, 但其应用普及在瞬间造就了大批网络政治异见群体。如今的古巴政府囊空如洗, 人们用个人权利再也换不到实惠或利益, 于是对自由的需求日益高涨。
自由是如何被典当的
——“自由”何时成为不堪入耳的龌龊词汇?
“请铭记：无知、落后所需付出的代价是自由.” – 1970年费戴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大学对学生的一次讲话. (“Know this well: our ignorance, our underdevelopment, is paid for with freedom.”)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犹如思维杂技，它试图说服所有人, 只有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才能如恩格斯所言, “从（仅为）基础生活必需品（而劳作）的王国向自由王国跳跃” (the leap from kingdom of necessity to the kingdom of freedom)。1 截止20世纪末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 以满足其基本需求为公然宣称目的，从而强行中止一国之民的各项基本自由权利，其惟一后果只能是不尽的苦难和对公民个体的蔑视。 以自由作为一种换取某种物质利益的支付手段可使社会结构腐化，也是统治他人意志的心理手段的组成部分。就其程度和水平而言，失去自由的表现各有所异。极端实例包括：被劫持者绑架的人质，或被外来者入侵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相应反抗的程度同样极端。就非极端实例而言，我们可以观察到有些自由权利是人们为了尊重社会规范而主动放弃，例如：裸体散步的自由权利、以及在公共场所吸烟的自由权利。
从不同的层面或角度而言，对失去自由的认可也不同。首先是物理层面的表现；例如：一个人在受到压迫时抑制了自己的反抗情绪，束手就擒，或不再摇动监狱的铁栏杆、并高呼：“放我出去！”。此后，被剥夺自由的个体可能会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监狱的环境；更有甚者，在极个别状况下，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监狱环境舒适，并与狱友串成同谋。
虽然“自由”通常作为哲学范畴来讨论的议题，但事实上作为政治议题、“自由”二字所带来的震动或折射力最为强悍。在此范畴尺度上，向两端任何一方的偏颇或倾斜，都会给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命运带来变革，而且会影响几代人。建立在牢固、完善的法律基础之上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是使其它权利得以尊重和保护的根本支撑。如果人们不能以文明的方式自己组织起来，要求得到尊严；如果民众对执法的失败无从表达抗议情绪，那么，即使有一套可以确保公民工作权利、接受教育权利、享有医疗保险的权利或享受平等的法律，也毫无价值可言。
对自己不喜欢的事物可以抱怨或指手划脚是人类个体生存环境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人们不必以自由作为代价去换取特权或物质利益。
当上述这些权利得以充分行使时，独裁则无法生存。究其定义、的确如此：在上述权利得以行使时，谈论独裁则不合时宜。独裁政府可以通过述诸武力、警察镇压或迫害来消除、乃至废除上述基本自由权利；他们可以挑起国家安全事端、使之进入永久性紧急状态、同时通过对舆论传媒的控制将基本自由权利贬低成瘟疫和祸害。为掩盖其劣行，镇压者可能采用最为老道世故的手段，将其与被镇压者的关系粉饰成友爱联盟，从而使其降服对方的手段（通过痛苦折磨或恐吓而实现）呈现出令人尊敬的面孔，犹如出自友爱、宗教信仰、或某种政治事业的信念给对方施以慷慨待遇一样。
古巴的社会主义与自由
通过对政府开销实施严厉削减以及其它变通方式，真正的社会主义虽然在东欧已消失，但在古巴得以存续。在某些人看来，此前有人将一些新鲜空气引入这个令人窒息的斯大林模式，但可以肯定、那些曾经在遥远的盟国存在的独裁思维方式在加勒比岛国得以复制。相比之下，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最明显的区别是：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由强权大国强加于古巴的，而是正相反。古巴的社会主义总是试图披着主权外衣，并以此作为古巴摆脱美国影响、从而取得独立的唯一途径。
暂且不论所谓“解放”举动的外饰内容如何，古巴的确是一个如何将上述各项自由权利予以废除的现实案例。1959年1月，一支由年轻人组成的部队，全副武装、蓄着胡须走出山区；他们发动了一场游击战争，推翻了巴蒂斯塔2（Batista）独裁统治（1952 -1958）并宣布1959年为“解放年”。在首次演讲中他们举着“面包和自由”的大幅标语，当时所有迹象都表明：古巴终于将成为一个民主国家，1940年通过的现行宪法将得以尊重。至于这群无法无天的革命者是如何在其最后的口号——“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死亡”——之下，以建立一个老人统治政权而告终，此题留给史学家去研究。但是至少有必要对一个问题做出回答：“自由”去哪儿了？
在哪一点上古巴的解放进程异变为压迫过程？ 又在哪一点上古巴革命群体赖以生成的公民自由被肢解？何时、又是以何种方式“自由”开始被看作龌龊词汇，只能细声探讨或仅能在个体家庭中私下期盼？古巴公民放弃个人主权、允许自己置身于家长式统治、控制和独裁的牢笼内，得到的回馈是什么？回答上述这些问题将导致对上述牢笼的分解，而进一步接踵而至的问题是：用自由换来的面包屑是否充足，而且是否人人有份？
公民权被廉价出售
在古巴革命的起始阶段，非理性狂热情绪几乎席卷全国，因此废除各项自由权利的举动得以响应，导致全国人民把空白支票仅开给了一个人——费戴尔·卡斯特罗。这个信心投票被“至高无上的领导”以令人作呕的方式所利用；借此名义，在短时间内，各类政治团体及公民社会机构被一扫而光。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全归国家控制。剧院、艺术画廊、电影院、图书馆、书店及一切能够产生信息或表述意见看法的载体也遭遇同样命运。民众们在这个尚未宣布为共产主义的进程圣坛上，拱手奉献出他们通过推翻西班牙殖民统治而得以建立的公民机构，以及所获取的一定程度的自由。
随着公民权益和政治权利的消失，民众的经济权益也呼之离去。在其成功取得政权之后，革命政权将多数重点制造业、工商业、以及银行业罚没为己有。1968年3月所实施的一个所谓“革命攻势”横扫了私营领域，连一间书报亭、小作坊或杂货店都没有留下。甚至街边擦皮鞋孩子的擦鞋箱都被罚没；新政权似乎要重新定义这个国家，使之与其资本主义的过去之一切经济、商业活动断绝联系。
尽管听上去有些自相矛盾，但可以把这一切视作：古巴的民众同意以自身的权利作为支付来偿还他们欠其解放者的感情债。公民私有财产和权益为政府所有；作为回馈，政府承诺将给他们一个光明的未来， 即：应民众要求所做的预先支付。
鉴于财富的再分配比财富的创造容易，早期的革命政府在致力于提高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的过程中，不是采用提高生产力的方式，而是劫富济贫。就是在这些年代里，政府盘算着所获取的财富会相当可观，并唾手可得。公民们的天真幼稚，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极端无知的结果；指望在极端不负责任的前提下，通过制定一些法规或政令将“国家或民族的遗产归划给人民所有”。潜在的受益民众群体并没有如期得到立竿见影的好处，反倒是那些财产被罚没、被征用或被国有化的群体首先体验到即期效果。
频繁使用死刑，数次游击行动或入侵失败，以及对反叛者的长期监禁，这些都抑制了抗议群体；反叛者们被驱逐流放。此时许多古巴人选择沉默，其中包括一些知识界人士；即便在此过程中他们没有受到负面影响，但该群体后来意识到大错铸成。对现实的批判被视作不合时宜；任何社会地位的差异都可能被敌人利用。当时人们普遍使用这样一个隐喻：如同小大卫应战来自北方的歌利亚3，但是民众弹弓里的石子不可以射向国家这个巨人。
持不同政见群体确实存在，而且实力强大，毫不逊色于北美的帝国主义霸权；事实上，一些北美诸国的公民利益在国有化过程中也在惩治打击之列。由于这个“敌对势力”的存在，又曰：由于人为创造了这个“敌对势力”，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围城效应，用圣依纳爵．罗耀拉4的话说：非皈依国教（持异见者），就是叛国（就是背叛）。这种纷争的历史众所周知，且错综复杂。古巴政府指责美国对其进行外交施压、军事行动、间谍侦测、贸易禁运、经济战争和颠覆破坏；而古巴政府也被指责支持几乎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叛乱群体，导致区域性局势动荡。与古巴政府对立的因素给美国政府提供了借口，使之进而强化其冷战政策并干涉拉美社会事务。
为人视作古巴革命出人意料的最终实质成果是：在诸多胃口贪婪的邻国窥视之下取得了国家主权。但其强加于人的国家安全却是以放弃其公民主权为代价，而公民主权中恰好包含了公民在国家政权向独裁偏倚时所必须行使的基本权利。若对这两种“主权”概念（国家主权和公民主权-译注）之间的真实性或杜撰性的两难推理做探讨，则需要广泛、多元的公开辩论，但这实属不可能。
正如党政官员们所广泛使用的讲法：“在我们国家所经历的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人民需要紧密站在一起，不言差异。官员们建立的优先原则是：强调期待已久的民族解放，坚决鄙视个人自由。要求个人自由就是公然宣布自私自利，犹如一位被嘲弄的对象：一个人被吵杂的乐曲烦扰，而其他人，就外表上看来，都在乐曲中狂欢。
家长式国家专制主义的建立
由于长期得益于前苏联的补贴，家长式国家专制主义得以建立。政府通过食品和工业产品配给制向民众提供基本生活用品。这种体制，加之免费教育的普及、免费医疗保健、交通及通讯费用补贴，曾一度使古巴变成一个人们几乎不用工作就可以基本养活支撑一个家庭的国家。面包屑是有保障的，而牢笼的栏杆日渐坚固，不易冲破。
家长专制主义剥夺了国民的公民责任、家庭责任、工作责任以及每个人对自己的责任。正是在这一点上，自由与特权的易货交易机制得以建立。你所得到的超出正常标准的一切不是因为你的努力或才能，而是一种等级，一种对你惟命是听的奖励。有关家用电器分配规定的出台就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现实案例。这些家用电器须凭券购买，而购买者在获取购物券之前必须经相关的委员会对其工作表现和社会优点进行分析、评定，然后再站排领取购物券。工人们可以通过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持、“志愿”工作的小时数，以及参加政治活动的次数来积累（购物）所需的分数。更有甚者，购买风扇或电冰箱则须看购买者是否参加过安哥拉或埃塞俄比亚战争。在此体系之外，别想买到任何东西。在房屋分配和享受旅游设施方面，所采用的是相同的方法。任何物品均需要双重支付：先按补贴价格支付以真实的货币，再以“自由”，无论真心支付还是假意应酬。
那些没有跳过这些呼啦圈的人们只能与亲戚同居一房，并不具备拥有电冰箱、彩电或洗衣机的权利。甚至那些从事卖淫业的年轻妇女们都愿意投怀送抱与部长或高级军事将领们以换取特权——绝不收现金。这些女性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专与高层官员往来的情妇，数年后随着可转换成货币之特权的积累变成传统意义上的妓女。
对人身自由的影响
对人身多项权利的侵害并没有在上述水准上休止。“真正的社会主义”对无神论有一种狂热追求；在求职、上大学或分配新房时，有无宗教信仰，信奉何种教义，如何做礼拜的都是需要回答的问题。这样提问不是形式，也不是出自统计目的的好奇，因为要得到对方认可和接纳、答案不问自明。
虽然憎恶同性恋不是共产主义的专有遗产，但有必要提示：同性恋者是必须从工作场所或任何一所学校中被驱除。70年代的古巴，许多同性恋者均被关押在在教育中心或被强制劳动改造。
放弃所笃信的宗教或性取向自由等同于放弃令人珍惜的自由。这就是所谓交易所需的“货币”；对那些同意交换的人们而言，他们认为，为了承诺给他们的未来，所做出的牺牲微不足道。他们用纯真、虔诚面孔和修道士的披肩换来令人难以置信、美轮美奂、如同天书里阐述的、却又在现实中令人怜悯的未来。
降低自尊是确认承受失去自由最低限度必要前提。就古巴的个案而言，本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一直在尽力塑造一种人物，其抱负或志向不会超越国家制定的极限；作为每个人的个体将具备这样一种自我意识：他们之间无需竞争，男人和女人们应该对微不足道的每人平均分配所得而感到满意，甚至感恩。平庸被视作谦虚，而自信被认为傲慢。由于物质的严重匮乏，真正的革命者奉行艰苦朴素的观念，对时装的丁点嗜好被视作奢侈；任何崇尚物质或追求新生事物的行为被认作不可饶恕之罪举。聆听外国音乐，阅读不是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作家所写的文学作品，蓄留某种发型——所有这些表现都被视作意识形态扭曲，并迟早会被审查剖析，或在公众面前通过自我批评进行悔悟。
推行强制性的朴素生活方式、试图使古巴社会标准化；在此过程中，艺术被赋以打造“新意识形态价值观”的任务，从而使其艺术家自我表现载体之原本功能受到损毁。埃内斯托·格瓦拉（Ernesto Guevara）5早就骄傲地公开宣布过知识分子的原罪，因为这个群体在参与推翻巴蒂斯塔政权的斗争中并不积极。他说这个群体从来就不是革命者。艺术家和作家们纠结于恐惧和自鸣得意的情感之间，但又接受了过去乃至现在始终制约这个国家政治文化的行为准则：“认同革命则拥有一切，反对革命则一无是处”；于是，获取一张革命“文凭”成了作家和艺术家们的热衷追求。
自由表述被视作“布尔乔亚式的新闻自由”，自由结社被视作企图推翻革命政权。公民社会只能局限于革命组织形态，作为官方见解的传声器。工会不代表工人利益与资方相争，而是作为国家权力的延伸来指导工人在社会主义计划指令下如何完成生产目标。学生联合会不再是年轻人用以面对校方管理当局的组织形态，而演变成国家教育部对学生实施纪律条例约束的工具。妇女组织也不是妇女们用来争取权益的平台，而是组织妇女参加工作的官僚机构。就其它类似机构而言均遭遇相同情形，其中包括：农民协会、记者协会、作家及艺术家协会、建筑师协会、甚至包括集邮俱乐部。
实际上，这些机构组织并不是非政府机构(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而是一种新型政府机构（Neo-Government Organizations）；加入这些机构则成为必须。即便如今，做任何事情，无论是注册加入语言学习班，申请出国，还是申请一份新的工作，均须回答同一个问题：你是否为上述任何组织团体的在册成员。这些组织团体的名称偶尔在表格中注明，填表人只需在表格中打勾即可；看上去似乎若有其它未标明的机构组织则属不正常，或根本就不存在。任何事情，但凡与殊荣沾一点边，你就必须带上有函头、并经签字盖章的公函，这样才能确保，“携函人是积极参加各项活动的革命同志”。但就更高级别的请求事项而言，仅这些还远远不够。就具有重要性的请求事项而言，申办人必须是党、团员；而就此而言，牺牲点个人的小自由远未达标。
理想主义者的直白放弃
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众多理想派坚信：解决国家问题的最佳途径和方法，弥合裂痕或瑕疵的恰当平台只能产生于共产党内。 当然，加入共产党是一个自愿行为，但是法律规定不可以建立任何其他政治组织机构，事实上，除古巴共产党之外，加入任何其他党派均属违法。所有那些关心政治的人群、或仅是具有公民责任感、有心促进改善本国生活质量的人士，只能在党内才能得到实现其夙愿的空间。
在任何一个审核者看来，被接纳加入此种特定兄弟会行列即证明：其审核对象诚实可靠，其加入组织不以批评组织为目的，而是做出贡献。如果如实自我表述，你不可以入党；如果你不入党你不可以如实自我表述。对那些想通过自己的观察和见解来推动制度完善的人群而言，这的确令人感到纠葛。一旦加入党内，他们发现他们加入的层次较低，而基层的呼吁不被重视；反之，为了能够施展其影响则必须逐步向上爬，但期间必须忍气吞声，不得有任何批评建议。长此以往，要么被制度机制所驯化，要么被视作累赘驱除。
以暂时失去自由来换取某种平台，并期望借此可以收复失去的自由；（对那些相信这个冒险手段的人群而言）这种方式多半均以精打细算的骗局而告终。为了赢得一个将来可以说话的平台而保持长期沉默， 理想主义者们均使用面具，呈现一种令人揣摩不透的面孔，给人以假象。如同变色龙一样拍卖了的自由无法赎回，而这种情形使理想主义者们陷于沮丧与机会主义之中。
机会主义分子的囤积
另些人认为，党员证是开启各类门户的钥匙，不仅可以提供通往高层权力的通道，从而可以施展自身对决策的影响力，而且还能接触到更具有诱惑力的东西：权利附属品。若在任何其他社会制度里，该群体一定由成功企业家构成，但在（古巴）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必须先是这个制度过程中的领导人。为了通过筛选，他们必须调整个人简历内容，包括按照预定简历内容履行个人生活过程——过筛先决条件。
为戴上正确的面具，他们为其所忽视的自由权利标以极高的价码；标价毫无道理可言，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有这种自由能做什么。于是他们以此作为交易，用来换取地位、一栋房产、一辆小汽车或一次附带物质好处的海外旅行，买一些国内见不到的电器或名牌服装。这种海外旅行，最终可使这群人完全屈服于这种诱其奔往沙漠之诱惑。
到头来，他们的最终目标不再是改变这个国家的某些现状，而是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而且为达此目的，他们必须向上爬。为了爬到一定高度从而掌控自身命运，他们必须具备不得有任何闪失的自我约束力和对党的忠诚。对自上而下的建议他们均一成不变地投赞成票，丝毫不偏离上级指示方向，使理想主义者们毫无生存空间。他们指责个别为人诚实的党员悲观、虚伪；嘲笑他们缺乏坚定信念、骄傲自大；对他们不屑一顾。
等待机会施展自己影响力的理想主义者以及坐等蝇头小利出现的机会主义分子，两者均以不同的方式放弃了他们的自由权利；他们的放弃所得到的回馈为零。等来的不外乎是：无期等待的机遇，或能带来蝇头小利的闲职。
微不足道的面包屑
即使对其支持者而言，革命的计划充满憧憬，但是进程缓慢。每进展一步，每个人都需做出莫大牺牲，而对每个人来说，所得甚微。就所谓充当制度演进领导者的观点而言，群众是众多个体人的集合体，而这些个体并无崇高理想或任何抱负。如果他们不打算提出什么政治计划或开办企业，那么这些人要自由何用？他们需要面包而得以生存，需要引导而释放出生产力，需要医疗服务而保持健康。
在一个独裁式社会主义制度里，最常见的为人们反复争论的说法是：所谓自由可以使大众所享有的各类社会进步置于风险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的确是事实。如果每个人均可表述其所希望的需求， 那一定是引入市场机制以及与所有制相关联的权利。此外，如果他们能有机会自行组织起来，他们就会有资金进行促销活动，同时还会告诉多数人社会主义对繁荣是一种制约。
非常令人不解的是：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兜售者所认可的支付只有“自由”；更甚者，这些人对人类生存条件毫无信念。显而易见，一个没有社会阶层的社会，人们工作不是出自于需求，或令人憎恶的利润追求，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充满尊贵高尚、专为他人着想的、天使般的人群；否则就是其反面——这种理论难以自圆其说。在古巴，这类人被称作“新人”(El Hombre Nuevo)。这类人基本上丧失了要求自由的能力，而仅满足于从天而降的温和专制主义制度的面包屑。
为了打造此类“新人”——对不公平经济交换和市场诱惑一无所知的外星人——教育、艺术、宣传机器全部用来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其最终结果，要么无关紧要， 要么令人不满。生活在所谓社会、经济以及政治自由框架之外人群没有变成“新人”。他们仍渴望其所不拥有的自由。
就乌托邦市场而言，没有交换与回报，您的自由作为您一路奔往天堂的费用支出，没有退款。公民几乎没有选择；自由受到压抑，制度强压与人；结果当公民们沮丧至极、开始考虑变革时，他们觉得只有大力神般的回天之力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购买时间
当社会主义阵营崩溃时，古巴政府陷入进退维谷：一方面，试图在没有苏联补贴的情况系维系社会主义制度，一方面考虑引入市场经济规律。前者将使这个国家的命运与柬埔寨骇人听闻的波尔布特政权相似。当局甚至企图尝试所谓“零选择”项目的可行性，将大批城镇居民移至农村。
但是相对的理智占了优势，同时也出自于维系政权之欲望，政府颁布了所谓“特殊时期”法令，其中政府做出一些让步以“保全革命取得的成果”。政府允许私营餐厅，允许公民持有美元——在此之前，仅此就可治罪入狱数年——并欢迎居住海外的古巴居民给家人汇款。政府允许自谋职业，同时，作为日益重要的旅游业的边带效应，娼妓业如同复仇一样的再次出现，并显然得到了当局的容忍。数年前召开的第四次共产党代表大会做出了一个令人难以预料的让步：有宗教信仰的人可以成为党员，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开放、倾听改革派的各类建议。
另一种货币出现了（最初是美元，然后是可自由兑换的古巴比索），一种公民们不必出卖自身的自由或表示支持政府就可以换取物质商品的货币。双重货币体制使这个数十年来依靠配给制或主观好恶制分配商品和服务的国家改变了面貌。如同父亲般过分护卫和独裁的古巴国家政权不会慈祥地正视自己的子女在其保护圈外打拼的能力，但至少不会阻止他们打拼。立法和执法机制得以建立，从而确保被误导的企业家不至于积累过多的财富而导致其独立。
作为这种警惕的“宽松”政策的间接结果，反政府活动徒增。全国120余个对立派机构曾协议联手庆祝一个称作“古巴议会”或“古巴集会”（Concilio Cubano）的活动。1996年临近2月24日前数小时，事件相关主办人员被捕入狱；当局毫不含糊地发出信号，其忍耐有限。更糟糕的是，当天由流亡古巴公民驾驶从弗罗里达州飞到哈瓦那上空撒传单的两架小型飞机被古巴军方击落。作为回应、同时也是迫于美籍古巴人游说团体的压力，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签署了《赫尔姆斯-伯顿法》6，加强贸易禁运措施。结果，“宫廷改良派”失去了他们所赢得的仅存空间。委内瑞拉查韦斯政权的崛起，以及他给古巴政府提供的财政和能源资源加速了反改革回潮的速度。鉴于无人能够阻止回潮的发生，仅存的改革空间也开始被缩小。政府不再颁发自谋职业的新执照，大批稽核人员对私营餐厅进行检查，迫使大部分私营餐饮业关闭。
菲德尔·卡斯特罗因健康原因而退休的消息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他的兄弟劳尔·卡斯特罗宣布了结构性改革的需求，甚至向美国抛出橄榄枝。然而，在其出任国务委员会主席一年之后，他的改革措施功效如同化妆品，例如：允许古巴公民拥有手提电话，可以入住旅游酒店，可以买DVD播放机和个人电脑。这种开放形式的确令人啼笑皆非，但这着实可以向全世界昭示古巴公民在自己的国度里所面对的限制是如此令人匪夷所思。
愿耕作者可以享有其田是“劳尔改革”的作秀之举。在实践中，耕作者没有地契，而只是给一张为期十年的使用权。由于大型国有企业的无能，而且有不愿意将土地出让给个体农民耕作，农业开发是一个永远没有尽头的话题。如此宣称归还某些被剥夺的自由对自己公民毫无益处可言，反倒强化了一个事实：狡猾的国家政权很少能做到将其所获物归原主。
在政治自由领域，最具有意义的举措是《经济、社会及文化国际公约》7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8 的签署，这是得到多数民主制政府支持的联合国的工具文件。但是这两个国际公约并未批准生效，也没有对任何一条法律条款作修订从而使古巴的法律体系反应出相关的承诺。迄今，尚有200余人因政治原因在监狱服刑；虽然官方并没有此类罪行种类但这些囚犯被视作“帝国主义的雇佣”而被关押。
由于物质匮乏，公民们无法资助自己的政治项目使许多人转向以来其他形式的支撑。鉴于通过法律手段也不能得到其所需的分配资源，所有与国家政权平行的公民行动，其不正规的水平与黑市相同。那些满怀激情策划项目、在法律条例限制边缘创建各类组织的人士被视作异见罪犯和其个人观点的非法兜售者。
逃脱的羊
对一只想逃脱的羊，其所面临的惟一威胁不外乎是被送回羊圈。虽然羊圈有围栏、栅栏门和物理界限，但这只羊不再是羊群中的一员，因为羊群仅是一个抽象数学概念，当每只羊都想按各自意愿各行其是时，其所构成的羊群总数则不复存在。只要公民们停止付出自身的自由来换取其他应受到尊重的权利时，其主权的罚没方则必须改变其战术；不能再偷取对方的自由，而须用钱去购买。必须承诺给对方更好的食物、更好的、屋顶不会被飓风吹飞的住房，或更具有吸引力的补贴。但是，若果囊中羞涩、又没有学会如何创造财富以便去换取这些自由，说多少也无济于事。
在古巴，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不再抱幻想，或认为其名称本身就是个骗局。相反，社会也没有出现向另一个方向转变，而且，迄今还戴着那个面具——逐渐变成一个糟糕的选择。即使那些嗅觉敏感的机会主义分子也在试着提出实质性批评，与那些改革派为伍，呼吁改革。人们开始对上当受骗十分小心；由此还引发各类不满迹象出现；可悲的是，越来越多的国民移民海外使这个国家的鲜血外流。甚至许多人认为，只要登上飞机，他们就会找回被割让或偷窃的自由；但在国内却极少有人够胆去触摸所规定的极限。
人们发现互联网是能够帮助其有机会发表不同意见的工具之一。虽然一般的公民不能在家中上网，而且在公共场所上网一个小时的费用相当于两周工资，但网络的出现可以使这个岛国上的居民通过这个仅有的手段让世界其它地方知道他们的见解。今天，这个虚拟空间如同一个训练营，通过它，古巴人重新体验被遗忘的自由。结社自由可以通过“脸谱”（face-book），推特（twitter）或其它社交网站得以实现，这的确是对古巴刑法中规定的“非法结社”罪的一种补救。
在报纸杂志之类的印刷媒体上，或在广播及电视中发表偏离官方脚本陈词滥调的见解在今天仍属不可能；但是一旦接入互联网许多可能性则豁然展现在眼前。如今被人们使用最多的是刚问世的独立博客。多数博客直接读者均来自海外，通过这个平台他们与在古巴的家人及朋友通过电子邮件互传或转帖他们所喜爱的文章，然后又通过拷贝复制进行传播。对博客撰写人而言，他们将其著作刻录成CD，甚至存入U盘然后进行分发。通过非法卫星天线可接收到有关博客内容的报道以及采访博主的信息，可以看到博主的面孔。由此一来，不到一年，网络异见群体社区得以创建，又曰：博客改革派（Blogostroika）。诸如“古巴之声”（Voces Cubanas）“来自古巴”（Desde Cuba）以及数码杂志“共存”(Convivencia)就是充满活力的实例。这些虚拟空间不需要谁批准才能生存；相反，就这些自由包裹而言，是它们创造了这个虚拟空间。
放高利贷者宣布破产
在过去五十年里，政府用来绑架古巴公民自由的手段至少由三个部分组成：执法、意识形态、以及经济手段。这三个手段并不是按时间周期排序而是相互交错、同时共存。就古巴的情况而言，在其革命成功的第一年里这三种手段便得以显现，虽然彼此关联并被交错使用。
其中用经济手段来抑制自由的周期最为强盛。由于有来自克林姆林宫的支持，政府可以为那些无条件支持政府者提供物质利益以换取对方的忠诚。这种买卖交易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崩离析而直线下降，显示出古巴经济的依赖性和脆弱性。当货币再次具备交换媒介价值特征时，用物质利益让公民割让其自由权利的交易则不能复苏；可自由兑换比索的出现使那种凭借政治优势或工作表现来获取物质利益的制度土崩瓦解。人们购买那些再次出现在商店橱窗里的家用电器时只需要货币，而不再需要先做什么志愿工作或为什么政治演讲鼓掌。但是人们赚钱的方式总是与那些在政治讲台上的高谈阔论背道而驰。
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样的事情在发生。那些曾经孤注一掷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道路可以使他们实现富有或获取平等未来的人群中间，不信任情绪在蔓延。如今很难找到什么人会因为意识形态的需求而让出自己那份日趋减少的公民权利。于是，剩下的惟一有可能的交换方式是：强行征税。 人们可以交出自由，但不是为了重要的头衔或其所信仰的意识形态；而这种自由绝不会自愿地被交送给一个对民众施压的政府机构。
当高压政治成为唯一的途径使某人放弃其个人自由权利时，人们则容易识别出这种强加于人之交易的不公平之处。假设你是当事人，你一定会即刻做出强烈反应。虽然一个人的内在自由取之不竭，但您本人为某种殊荣待遇所付出的自由则无法赎回。当然，毁约或选择支付代价的机会始终存在。
与此同时，放高利贷者破产倒闭。也正是这个高利贷者，您将您的公民行为与之典当，其中包括：自由结社权利、用来养育后代的宗教信仰权利、自由出入自己国家的权利、买房租屋的自由权利；还是这个高利贷者，通过各类禁令将整个民族的经济发展潜力和创造力置于自己的猎物囊中。这就是今天的古巴所发生的一切；不必以牺牲权利作为交换的货币，也不必以此作为换取物质利益的买卖筹码。此刻正是落入另一位放债人手中的良时，也是一次了断，停止将自由等同于货币的时机。9
1 源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费德里奇·恩格斯著作《反杜林论》（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270页
2 Fulgencio Batista y Zaldívar 1901年1月16日-1973年8月6日曾任古巴总统，是与当时美国紧密结盟并受其支持的独裁者和军人领袖。在古巴革命推翻其政权之前，1933-1944 及1952-1959期间任古巴领导人。January 16, 1901 – August 6, 1973) was a Cuban President, dictator, and military leader closely aligned with and suppor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He served as the leader of Cuba from 1933–1944, and 1952–1959, before being overthrown as a result of the Cuban Revolution.
Source: http://en.wikipedia.org/wiki/Fulgencio_Batista
3 圣经故事；小大卫用弹弓射倒了身材高大的歌利亚。隐喻以弱胜强、以小胜大（David and Goliath）。
4 耶稣会会祖圣纳爵St．Ignatius?of?Loyola
5 http://baike.baidu.com/view/619121.htm
6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mgyj200103006.aspx
7 http://wenku.baidu.com/view/0591300af78a6529647d536e.html
8 http://www.66law.cn/channel/post/2010-05-05/18517.aspx
9 译注：本文由M.J Porter翻译自西班牙语原文。其原文刊载于：http:.//www.elcato.org/pdf_files/ens-2009-11-11.pdf. 本文在2009年TV Azteca主办的“自由之路”(Caminos de la Libertad) 获论文竞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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