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敏：而且，像温州等小城市的房价已经接近北京了，作为白领，他干嘛不在北京买房子呀？也难怪。
李佐军：第三，产业升级也是供给的动力。现在消费结构已经升级了，意味着市场需求发生了变化，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以后，低端产品已经没有市场了，产业结构自然也要跟着升级。再者，我们在全球分工中的角色也开始发生变化，越南、印度逐渐开始替代中国在部分低端产品市场的角色。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各种生产要素越来越昂贵，企业利润越来越微薄，只有将产业结构升级上去，才能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第四，制度创新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动力。其实以上所说的各种动力都来自于制度创新，只要抓住制度创新这个“纲”，就会纲举目张，就像撒网一样，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为什么制度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主体的任何一个行为，都要受制度影响。做一件事情值不值得，划不划得来，都是由制度决定的。制度可以告诉你，干这件事情要付出什么代价，取得什么成效。如企业为什么要搞技术进步？是因为它在一定制度条件下可以实现得大于失，而如果企业花了很大的成本搞技术创新，其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它就没有积极性推进技术创新。
朱敏：结构升级应该也是如此吧？原来的产业轻车熟路，为什么要升级呢？既有消费水平升级、消费者不买账了的因素，是不是也有制度设计的因素？
李佐军：的确如此。只要你升级，政府政策就支持，而如果你再发展“两高一低”的产业，政府就进行打击限制，结果就会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第五，新的增长点的形成。这是一种综合性的动力，或者叫做新的竞争优势的形成，这也包含着技术、结构、人力资本等因素。
中国要想走出危机、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态势，关键是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培育新增长点、建立新竞争优势的战略举措。同时，要提升改造制造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提高信息化水平，发展综合运输体系和现代能源产业，发展海洋经济，发展现代农业。需指出的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也是建立新竞争优势的重要举措。
朱敏：新兴产略产业是中国能不能在全球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中站稳脚跟的关键，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如新能源、节能环保、新一代IT领域要占领制高点。那么，作为经济长期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培育新兴产业具有什么特别的优势？
李佐军：要说优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优势是国内市场优势。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庞大市场，而且是一个滚动性的市场，因为中国各地发展不平衡，有些地方消费层次比较高，有些地方比较低，所以不同档次的产品都能在中国不同地区找到需求对象。比如彩电，高清智能的在北京、上海有消费需求，黑白的也能在部分农村和西部地区找到需求，其他国家没有这种需求多层次的优势。中国的企业在满足滚动性市场需求上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怎么利用好这一优势非常关键，因为中国市场规模大、潜力大、多层次性等特点，导致每个每种产品总能找到自己的需求空间。
补充2：短期和中长期相结合
根据研究，我的判断是：宏观经济走势呈现“短期乐观，中期震荡，长期乐观”。我们刚刚经历过一个快速的V型反弹，到2010年二季度开始步入U型阶段，实际上就是第二次探底。
朱敏：现在正值年末岁初，说到短期和中长期的结合，很多人都会关心2011年中国经济形势。对这种渴求预判的心态，您是怎么看的？
李佐军：我一直认为，短中长期是叠加的，做宏观形势分析，难的不是短期，而是中长期预测，大趋势判断准了，短期不必在意。当然，这里还有两种情况，在比较健康宏观调控下存在一种可能趋势，在不健康宏观调控下存在另一种可能趋势。当然，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宏观调控迟早会付出代价。
根据研究，我的判断是：宏观经济走势呈现“短期乐观，中期震荡，长期乐观”。短期就是2010年年底之前，中期是2011年初到2013年初，长期是2013年以后，大致这样划分。如果画一个曲线，就是“V＋U”型增长，就是说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个快速的V型反弹，到2010年二季度反弹结束，开始步入到U型增长阶段，实际上就是经济的第二次探底。尽管探底的幅度没有上次大，但总体还是往下走。
朱敏：怎么判断短期走势？
李佐军：短期如果是2010年，则可用三句话概括：总体乐观，前高后低，复杂。GDP增长可能在10%左右。短期如果是2011年，则也可用三句话概括：平稳较快增长，调整为主，进退两难。GDP增长可能在9%左右。
朱敏：中期呢？
李佐军：从2011年初开始，到了中期。还是三句话：不那么乐观，震荡徘徊，可能持续两三年时间。总体说来，中期是U型曲线的下降通道和底部通道。但是，这个U型阶段和刚刚经历的V型阶段是不同的，有三个不同：
第一，底部高低不同。在V型的底部，最低的是6.5%，就是2009年一季度；到了U型阶段也会有底部，估计在7.5%甚至更高一点，同样是探底，但是幅度不同。
第二，底部的持续时间长短不同。在V型的底部2008年的四季度和2009年的一季度，只有几月时间，到了2009年4月份汽车销量大增，房地产价格上涨，经济出现快速反弹，底部持续时间很短。但是到了U型阶段，它的底部是一个锅底，总体是要折腾、震荡、徘徊，那能不能采取“快、准、狠”的政策再次将经济刺激起来呢，使其成一个W型的反弹？我估计可能性不大，因为“强心针”不能老打，老打是要打死人的，现在通胀已经那么高了，你还敢打吗？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定调了，就是要以反通胀、调结构为主，也就是说未来两三年，经济增长将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必须按照“十二五”规划建议的要求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上。
第三，复杂性不同。在过去V型的阶段，我们的政策很单一，就是保增长、保八，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不是适度，而是明显的宽松。
到了U型的阶段，我们的政策目标就多元化了。总体上有五个目标：一是稳发展，二是防通胀，三是调结构，四是促改革，五是保民生。这五个目标是并存的，关系也是复杂的，你要防通胀，就要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经济增长就要下滑；你要调结构，就要淘汰落后产能，加大节能减排的力度，经济增长也要受影响。解决这个问题，浮出那个问题，就是两难啊！所有目标很难兼顾，但是都要去做。所以，现在比较复杂，下一步宏观政策的选择非常为难。
朱敏：由此而言，从V型到U型，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转折呢？是不是真的属于“二次探底”？
李佐军：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刺激政策的部分退出。2010年初，中央要求控制信贷投放，遏制部分城市房价上涨势头，加大节能减排的力度，淘汰落后产能，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等。这些刺激政策推出之后，两三个月之后就开始显现效果，中国经济就开始向下调整。
第二个因素是房价。这是一个必须独立出来的因素。过去几年房价保持高增长，成为快速走出危机的重要力量。但是，现在已经那么高了，再接着涨老百姓不答应了，政府也承诺必须要控制房价。但是，现在毕竟是房地产在绑架整个国民经济，不让房价涨，就是意味着相关联的许多行业发展乏力。
所以，以上两个因素使得我们走向“二次探底”，冠冕堂皇地说是：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前进！其实就是“二次探底”，只不过是底部高低不同，没有2008年急剧而已。
朱敏：前面我们分析了短期和中期，那么，怎么看待长期呢？
李佐军：所谓长期就是2013年之后，三句话：长期乐观，保持7%-8%左右的中速增长，保持中速增长约20年左右。但是，走向上述道路还不是必然的，存在三个前提：
第一，中期阶段不会出现房地产泡沫的急剧破灭，即30%以上的大跌，引发中国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意味着部分银行要破产，进而引发企业破产等。实际上，2008年的危机是西方的经济危机，只是导致我国出口下滑、经济增长下跌而已，我们自身的经济危机并没有爆发，正在累积当中。如果我们自身的经济危机爆发，那就意味着2013年经济还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二，中期，也就是未来两三年，确实按照“十二五”规划建议的要求去“治病”了，也就是说将主要精力转到转方式、调结构和促改革上了。反之，如果我们还像过去一样继续追求泡沫式的高速增长，不愿意承受经济下滑的局面，则2013年可能正是泡沫越来越大的时候，还不能走上健康持续发展的轨道。
第三，新的增长点确实开始逐步形成。未来两三年经过一个调结构的过程，发展新兴产业，拉动下一轮的经济动力开始形成了，经济的基本面开始复苏了，开始走上一个比较健康的轨道。如果到2013年还是没有形成新增长点，还需要依赖宏观调控，特别是通过印钞票来维持高增长，那还是不能走上健康持续发展的轨道。
朱敏：关于长期，你的判断是只能保持7-8%左右的中速增长，为什么不能维持以往10%左右的高速增长了？
李佐军：这里面也有几个深层次的原因：
其一，外需有一部分永久消失了。因为美国人也开始反思，调整原来的消费模式，超前消费、负债消费、高消费要有很大的收敛，所以中国有些出口需求就永久消失了。
其二，内需的扩大将取决于我们深层次的改革。扩大内需必须提高广大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而这要通过反垄断、反特权、反腐败等深层次制度改革来实现，真正的扩大内需绝不是通过家电下乡、建材下乡这些皮毛政策能完成的。真正的内需是老百姓身上要有钱，社会保障又比较好，有较强的消费意愿，要达到这个效果，显然要进行深层次的改革。而这类改革能不能适时推进，还有许多不确定性，不能期待过高。
其三，基础设施建设五年之后，在东部和中部地区部分地区将逐步饱和，通过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来拉动经济高增长的空间将相对缩小。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通过大规模的基建，拉动了中国经济10多年的超高速增长。但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这是是有限度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经历过一个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建设的高潮后，就开始相对稳定。而且，中西部基础设施也有一个经济性的问题，西部地广人稀，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经济不够，维持成本也偏高，不能无限制地发展。
其四，“土地财政”拉动经济高增长的空间，今后也要相对缩小。这些年来，地方经济高速发展与土地财政的支持有很大的关系，以后土地财政将受制于三个因素：一是，土地数量越来越少，没有那么多地可卖了；二是，房价地价上涨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如果泡沫破灭问题将更严重；三是，农民的土地权利今后要得到更多保障，新的《拆迁条例》出台之后，地方政府随意圈地的空间变小。
其五，资源环境的约束增强。许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越来越稀缺，环境污染的压力越来越大。今后不但要面临国内自身的环境问题，还要履行国际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承诺。这就为我们经济的高增长形成了约束，因为你增长得快就要消耗资源、破坏环境。
其六，人口红利、市场化红利、国际化红利三大红利减少。中国人口老龄化时代提前到来，导致人口红利在减少；原来30年通过市场化的改革，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效率，把生产力的束缚解除了，今后将主要是推进公平方面的改革，即公平地分蛋糕，没有以前那么多的市场化红利了；以前因为改革开放、加入WTO，世界总体是欢迎我们的，我们分享了全球分工协作的好处，但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后，许多国家逐渐开始防备中国崛起，国际化的红利也在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