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由中国、澳大利亚和德国合拍的反映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电影《黄石的故事》于2007年底首映。电影讲述了英国青年乔治·霍格在抗战时期带领一批中国孤儿逃脱日军魔爪的一段传奇而真实的故事。把他的事迹搬上银幕花了22年时间。这个故事与山丹的关系，就是他们从陕西双石铺出发，跋涉700英里，到达甘肃山丹，完成培黎学校的迁移。电影主角就是培黎学校第一任校长乔治·何克（片中名为乔治·霍格）。下面转载英国《泰晤士报》2007年2月12日的文章和百度百科对乔治·霍格的介绍及部分当事人的回忆。

 

一位被遗忘的英国英雄

                                      作者：詹姆斯·麦克马纳斯

曲 折 离 奇

    在中国西北的偏远地区，正在拍摄一个英雄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1944年那个寒冷的冬天，一位英国青年带领一群中国孤儿翻山越岭，安全逃脱日本军队的魔爪。

    影片《黄石的孩子》源自报纸的一则简短报道，到上映时花了22年时间。即使用好莱坞的标准来衡量，这也将是酝酿时间最长的影片之一。例如，由达斯廷·霍夫曼和汤姆·克鲁斯主演的《雨人》，从剧本初稿完成到上演花了8年时间。

    这部影片的诞生的痛苦过程几乎跟故事本身一样曲折离奇：一位无辜的英国青年卷入上个世纪40年代在中国发生的那场战争，这是一场在毛泽东的共产党人、蒋介石的国民党人和侵华日本军队之间展开的战争。

    23岁的乔治·霍格在1938年到上海进行为期两天的旅行。当时他刚从牛津大学毕业，正在进行周游世界的旅行并准备在旅行结束后到银行系统任职。但是，他没能回到英国。7年后，他去世了，在他短暂的生命中编织了一个勇敢的冒险故事，至今仍被中国人怀念。

一 篇 报 道

    这位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牛津大学毕业生完全因为偶然的机会才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中的英雄。他的英勇业绩在自己的祖国无人知晓。我也是在北京一个酒吧中偶然听到这个故事的。

    1985年8月，我在英国大使馆俱乐部的酒吧中无意间听到一位年轻的外交官说，他要去中国西北参加一个雕塑的揭幕仪式，这座雕像是为了纪念在1945年死去的英国人乔治·霍格而建的。

    我当时是《每日电讯报》驻北京记者，几天前刚结束休假回到北京。我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我知道，中国人不会轻易给外国人建雕像。当时，我正好需要一篇报道，但苦于缺乏素材，一直没能完成。

    英国大使馆里没人知道乔治·霍格的故事。但第二天《人民日报》上有篇文章提到一个仍然活着的人，他曾同乔治·霍格一起工作过并且很了解他。这个人就是新西兰人雷维·阿利。

    我在北京郊区的一座老式楼房里找到他。他当时已是90岁高龄的老人，给我讲了几个小时有关霍格的故事，称他是“一位杰出的英国青年，爱上一位外国姑娘并为追求幸福生活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的所作所为获得人们深深的爱戴”。

    我写了一篇报道发回报社，当晚就收到报社回电，说“霍格已上头条”，意思是说很可能见报。一周后，我接到好莱坞著名制片人巴里·斯皮金斯的电话。《洛杉矶时报》转载了这篇报道。斯皮金斯跟其他制片人和导演一样都很喜欢霍格的故事，他想把它拍成电影。他让我跟著名剧作家琳达·塞佛特联系。

几 易 其 稿

    如果说乔治·霍格是这部影片的英雄，那么，琳达应当是促成这部影片的女英雄。她不相信一名记者会写电影剧本，但是她相信霍格的传奇故事一定能成为一部很卖座的影片。她给了我一大堆旧剧本和一本有关电影剧本写作的书。三周后，我交出第一部初稿。剧本题目借用中国的说法叫《苦海》。

    我在琳达的指导下一遍又一遍地进行改写，最后终于完成定稿。但是，当制片公司预付定金并要求按照他们的要求重新改写时，剧本不得不再次进行改写。

    经过四位剧作家之手和多家电影公司的改写，我原来的剧本除了基本情节外什么都没留下，甚至连题目都被改掉了。这部正在拍摄，由罗杰·斯波蒂伍德导演和乔纳森·里斯·迈耶斯主演的电影预计将耗资1700万美元。

这部影片无疑会勾起许多人的记忆。霍格救活的那些孤儿现在都已经80多岁了，霍格仍然活在他们心里。

到 解 放 区

    霍格在1937年到纽约，这是他周游世界的第一站。他免费搭车周游美国之后，跟他的姨妈缪丽尔·莱斯特——一位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一起乘船来到东京。缪丽尔姨妈决心要向日本人宣传她的和平主义观点。霍格不喜欢日本人，也不喜欢姨妈向日本人所作的宣传，于是决定到上海过周末。他在1938年1月到达上海，当时日本人刚刚占领和控制这座城市。

    他发现自己陷入一个黑暗和充满暴力的世界。日本人在占领和控制沿海地区和北京之后向内地扩张，对平民采取大屠杀政策。在欧洲绥靖政策的鼓励下，日本正在实现其征服中国的野心。

        

    激烈的冲突造成巨大伤亡。霍格卷入了这个大漩涡。他成为美联社驻上海特约记者，被日本人驱逐到东京，然后又取道朝鲜回到华北。

    在北京，他遇到了新西兰护士凯瑟琳·霍尔，她的诊所被日本人摧毁了。她从被占领的北京向农村的游击队偷运粮食和药品。霍格不时地参与这些冒险活动。1938年底，日本警察的检查变得越来越严，他们俩逃到了解放区。

 

    霍格得了伤寒，在凯瑟琳的精心照料下，几个月后恢复健康。霍格最后跟延安的八路军联系上了。在这个阶段，他学会了普通话并对正在形成的解放中国的运动产生浓厚的兴趣。

    霍格在给父母的信中描述了他奔波于华北帮助解放中国的运动时那种充满风险的艰苦生活，并说他已经成为一名“洋秘书”。

    霍格曾在聂荣臻将军的司令部呆过一个星期。他谈到过同聂将军和其他共产党高级将领一起讨论过在战争结束后在华北发展旅游业的前景。

    霍格多次潜入日本人占领区。无论是解放区还是占领区，条件都非常艰苦。从1939年起，日本人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霍格的女朋友蒋小姐曾跟他一起参加活动，但在一次伏击中受伤，后因血液中毒死亡。霍格非常后悔把蒋小姐从家中带出来过危险生活。但他自己坚持到处旅行，目睹“到处都是死伤者”的悲惨世界。

真 正 使 命

     最后，在陕西凤县北部一个叫双石铺的小村庄，霍格找到了他在中国的真正使命。

     1943年，他被任命为一所技工学校的校长。前八位校长都是外国人，都没能把这些没有文化的农村孩子和被日本侵略者从沿海地区赶出来的富裕家庭的孩子真正融合到一起。

    霍格采用英国公立学校的规则，成功地把这些孩子融合在一起。孩子们黎明起床，在冰河中游泳，然后用含硫的油膏擦身治疗疥疮和虱子。用他自己的话说，霍格“没有借助以前的学校的传统和精神就把这些来自不同背景的孩子们融合在一起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更大的挑战还在后头。日本人向西推进，霍格决定把全校师生安全转移到甘肃一个叫山丹的山顶小镇。

    这是一个危险的决定。山丹离双石铺有700英里，而且还要翻过海拔12000到16000英尺的高山。尽管大多数孩子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但也有一些孩子年纪还小。冬天已经来临。霍格找到一些马车，每辆车用5匹骡子拉，上面装了很重的东西——孩子们、书、机器和食物。他们在1944年元旦的早晨出发上路了。

    这是一次可怕的旅行。在这个20年来最寒冷的冬天里，他们有时步行，有时乘坐骡车，最后仅靠六辆老式卡车。几匹骡子和马车掉下悬崖，但在长达10周的长途跋涉中，只丢了两个孩子——一个死于心脏病，另一个后来自己找回来了。在地区首府兰州——古代丝绸之路向西进发的一个落脚点，霍格用骡车换成卡车，此时离目的地山丹还有一半路程。霍格最后在1945年3月带领已经精疲力竭、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孩子们到达这个小镇附近的一座古庙。

    四个月后，在重建学校之后，霍格在跟学生们打篮球时伤了腿并发展成破伤风。当人们赶往兰州寻找治疗破伤风的血清时，孩子们正尽一切努力抢救他们的校长。他们敲掉他的牙齿给他喂汤。

    剑桥大学已故教授布赖恩·哈兰是一名地质学家，在当地很有名。他在霍格逝世前几天去看过他。哈兰说“他强忍痛苦，在临终前表现得很平静，在孩子们的歌声中安详地去世。木工班的孩子们为他赶制一副木头棺材。”

    霍格于1945年7月22日——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天——安葬。他的遗愿很简单：“我的一切都交给学校。”

    霍格的半身像毁于文化大革命，后来修复的半身像耸立在山丹的培黎学校。山丹培黎学校的丝绸之路图书馆也是为了纪念霍格而建的。他的墓碑上刻着他所喜欢的英国从军诗人朱利安·格伦费尔写的一首诗。

生活是光，是热，是色彩

让人为之奋斗，不曾倦怠

死去的人已不再战斗

而会有更多的人为战斗献出生命

——朱利安 格伦费尔《深入战场》

 

 

百度百科《乔治·霍格》

 
      真实的霍格手抱孤儿

　　目前在甘肃永登鲁土司衙门取景拍摄的国际影片《黄石的孩子》，改编自日本侵华时期的一个真实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培黎学校的第一任校长乔治·何克（片中名为乔治·霍格）先生。

　　与艾黎在“工合”并肩战斗

　　乔治·何克是英国人，1937年，年仅23岁的他刚刚从牛津大学毕业，他来到中国，亲眼目睹被日本人占领的上海以及战乱中的悲惨景象，“我不能丢下这些人们”，何克决定在中国实地了解中国人民所面临的问题。于是他一面担任美国合众国际社自由撰稿的工作，一面开始学习中文。他来到中国的汉口，当时史沐特莱知道，路易·艾黎正为“工合”事业奔波，需要人手，便推荐了何克。艾黎感觉“他那样年轻、幼稚，不知他能否在中国一片混乱中安下身来，不过在他那欢快的举止后面，却也可以感觉到一种坚韧和刚毅”。几个月后，何克从北京路过宋家庄患了伤寒，他得到凯瑟琳·霍尔护士的照料，霍尔是新西兰教会派来的护士，她当时经常将急缺的药品冒险送到白求恩手里。

　　何克病愈后在八路军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南下到宝鸡“工合”办事处，被任命为视察员并将所见所闻向国外进行报道。中国工业合作会（“工合”）是由埃德加·斯诺和路易·艾黎发起的，得到了宋庆龄的支持，促使国民党继续抗战仍是“工合”的主要任务之一。安排难民，生产军需和民用品，筹集资金转送延安，“工合”有效地支援了中国抗日战争。乔治·何克以十二万分的热情开始了“工合”的工作。他给母亲写信说“现在是我为中国工作的时候了”！

　　而此时此刻，何克也已经领悟到他和艾黎肩负着同样的重担，进行着共同的战斗。何克到了宝鸡后，艾黎确信有了一个得力的助手，何克先后担任“工合”的秘书兼视察员。“哪里有‘工合’，哪里就有何克的足迹，他走遍了乡村、县城”。到1941年“工合”已发展到3000多个，成为抗日救援的一支重要力量。

　　他看到了新中国

 

　　在何克决定和艾黎干“工合”之前，他曾经去过延安，虽然仅有一周的光景，但对延安精神感受颇深，“在那里卖茶人不肯收我的茶钱，他们叫我朋友。不多久我就升入‘同志’一级了。延安的学生人数和牛津一般多，有四千男生，一千女生，分属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延安艺术学院。除本部学校外在整个地区还有分校，在分校学习的还有好几千人，我现在处在红色中国的心脏里，它现在红得不厉害，但无疑是这一抗日运动在全国最强有力的中心。”在延安他看到各个阶级的大批青年从全国各地涌来，“从新加坡、马尼拉、新西兰和夏威夷被吸引到这里是很令人惊讶的”。

　　何克所到之处，看到人们虽然生活艰难，缺衣少食，但无一不投入抗战，这种精神使他肃然起敬，他对共产党开始钦佩起来。之后何克见到了红军聂荣臻，聂将军要何克参观整个地区，给他派了一个陪伴，四名警卫员……在另一个村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这位赫赫有名的的人物友好地接待了他。1945年他著的《我看到了新中国》一书在美国和英国出版了。

　　在此期间，他还陆续向国外发表了许多抗日见闻以支持中国抗日战争。    在创办培黎学校初期，何克作为双石铺培黎学校校长，他以延安的革命精神和八路军的思想作风来管理学校，教育学生。他还经常教学生唱抗日革命歌曲，由于他的辛勤工作和出色的才能，使学校迅速发展起来。

　　由三种国籍组成的家庭

　　在水深火热的抗日战争年代，何克深入百姓的疾苦当中，和中国人民结下了永久的亲情。何克在山西太行八路军根据地采访时，认识了一位姓聂的共产党员，辽宁人，有四个儿子。由于孩子的母亲病重，无奈只好把孩子送到孤儿院，何克和艾黎不仅亲自把她送往医院迸行救治，还把孩子们从孤儿院带回家。何克给孩子们洗澡，买了新衣服给孩子们换上。不久孩子的母亲病逝，艾黎带着孩子回到双石铺，长期和何克住在一起。那时聂家四兄弟的年龄是3至12岁，就这样三种不同国籍的人在中国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大家庭。解放后，老大聂广淳写了一本回忆录《我们四兄弟的两位异国父亲》，记录了那刻骨铭心的博大的父爱。

　　由于“工合”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于是，双石铺培黎学校决定迁移山丹，60个孩子几乎全靠吃馒头、小米粥和土豆，这个地方不种菜，但他们自己种了些菜，足以过冬了。何克认为在这个提倡“手脑并用”、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时代，学生的劳动观点和文化理论学习同等重要。学校不久有了毛纺厂、棉织厂、机械厂、电器组、汽车运输组、陶瓷组、化工组、造纸组、印刷组、玻璃组、采煤组、实验农场。何克给母亲信中说：“把自己的一生能和这些孩子联系在一起是很有意义的事。”

　　艾黎与何克陵园

　　1945年7月22日乔治·何克由于在建设校园中不幸患破伤风去世，享年30岁。他临终前要艾黎拿笔和纸来，写下了“把我的一切献给培黎学校”一行字。孩子们把书写有他们自己姓名的校旗放入棺木，乔治·何克的这“大家子人”围着坟墓唱起了校歌，行三鞠躬礼与他告别。艾黎和同学把何克埋在了南门外的一小块空地旁，希望何克每天能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他们把这一天定为了一个节日，每到祭日，学生们便带着好吃的饭菜坐在何克的墓前给他唱歌。这样的纪念日活动一直到1953年艾黎定居北京。

　　艾黎与何克陵园位于山丹县城南门外，仿西式建筑。正前面为大理石贴面的照壁，面外嵌有楚图南书写的“艾黎与何克陵园”园名，里面镶嵌了邓小平题写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13个镏金字。陵园最初是甘肃省人民政府为纪念培黎工艺学校的创办者乔治·何克而建，根据艾黎的遗愿，1988年4月，艾黎骨灰安放园内，更名为艾黎与何克陵园。艾黎与何克陵园已成为甘肃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享誉国内外的人文景点。

 

当事人讲述真实乔治·霍格

■“老四”原型聂广沛（69岁）

 

“他就是我的爸爸”

    电影《黄石的孩子》中，最可爱的一个孩子是孤儿“老四”，他是四个孤儿兄弟中最小的一个。这个在逃难途中失去双亲的幼儿被乔治·霍格收养，因为年纪太小，他连睡觉也舍不得离开这位“洋爸爸”，也是乔治·霍格最偏爱的孩子之一。

    现实生活中的“老四”聂广沛被乔治·霍格收养的过程更为曲折。他们兄弟四人的父亲是一名共产党员，因为敌人追捕而不得不转移到解放区，在和乔治·霍格的会面中托付他帮助照料留在家乡的几个孩子，于是，老四的两个大哥被送入了霍格的学校，他和老三因为年龄未满暂和妈妈生活在一起。一年之后，他们的母亲病逝，老三和当时只有3岁多的老四才破格入学。因为当时年纪太小，聂广沛表示很多细节都是从哥哥们那里知道的。

    年龄尚小的聂广沛，在学校里自然不用学习也不用劳动，整天缠着乔治·霍格的他，成了十足的小“拖油瓶”。聂广沛回忆说，因为他胆小，乔治·霍格破例带着他同床睡，而这个细节和电影里基本一致。在从双石铺转移到山丹的过程中，乔治·霍格一直把他抱在身上，或者让他享受坐车的待遇，可以说，他是“小长征”中最幸运的一个孩子。“他就像爸爸一样，把我当自己孩子那样带大。”聂广沛对那时的记忆虽然模糊，但因为有了乔治·霍格的照顾，让他不用挨饿受冻，战争并没有在他的心中留下太多的阴影。

    1945年，乔治·霍格感染破伤风去世的时候，聂广沛却没有见到“洋爸爸”的最后一面，因为霍格特别交待，不要聂广沛看到病重的自己，怕他年纪太小，看到这些会受到刺激。
    聂广沛说，他和几个哥哥几乎每年都会去乔治·霍格的墓前祭拜，他们早已经把乔治·霍格当作自家人，“现在回想起来，没有他就没有我们兄弟四个，没有他的照顾，我可能早就死了。”

 

■原型傅耀汉（80岁）

 

“他总有办法让大家吃饱穿暖”

    已经80高寿的傅耀汉老人，对于乔治·霍格的记忆显然更多一些，因为乔治·霍格去世的时候他已经17岁了。傅老告诉记者：“这个世界上不应该会有完美的人，但是在我看来，乔治·霍格就是一个完美的人。”

    对于影片中最重要的从双石铺到山丹的转移那段，傅耀汉记得那一年的冬天很冷，天下着雪，路上都是冰，后来的一段行程虽然坐上了车，可很多时候车根本没法走，“乔治·霍格就带着我们下来推车，虽然过程很艰难，但是他一直鼓励大家，所以大家心很齐。”这段真实经历和影片中设计的遭遇日本兵盘查的戏剧性情节相比要安全得多，“我们只是碰到了日军飞机的几次轰炸，困难主要都是自然障碍。”

　“上午学文化，下午搞劳动。”傅耀汉回忆说，当时学校人数最多的时候有几百人，乔治·霍格把学生们分成不同的劳动小组，有纺织组、木匠组、铁匠组等等，而他则是纺织组的一员。上午，大家学习文化知识，到了下午就理论联系实践去参加劳动，而学生的劳动又解决了学校的生存问题。

    当时学校的物质条件很差，但在傅耀汉的回忆中，乔治·霍格总有办法让大家吃饱穿暖。傅耀汉印象中的乔治·霍格是个非常亲切又非常乐观的人。那时候学校条件比较差，吃饭没有足够的桌椅，大部分人都是打了饭菜直接蹲在地上吃，“乔治·霍格因为事情多，到得比大家都要晚一些，很多时候他来了就只剩菜汤了，他也不说什么，和大家一样直接蹲在地上吃。”乔治·霍格还有着外国人特有的幽默，在校内走来走去嘴里总吹着口哨，他也喜欢和孩子们交流，教孩子们唱歌，有时候是英国的传统民谣，有时候也有他从解放区学来的革命歌曲。傅耀汉说，他就是跟着乔治·霍格学会的《黄河进行曲》。

    乔治·霍格去世后，他所在的那间房间后来被分成两间小的宿舍，当时身为仓库保管员的傅耀汉住了其中一间。傅耀汉说，虽然乔治·霍格在遗嘱中要把一切都献给学校，但事实上，他除了一些书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私人财产，“他个人是非常清贫的，我后来听说他写过一本书，叫做《我在山丹看到了新中国》。”

 

后记：

    2007年春天，在北京一家拥挤的餐馆内，一名75岁的中国男子哼唱他儿时学过的歌曲，在场的人静静地聆听着。“三只瞎老鼠，三只瞎老鼠，看看它们怎么跑，看看它们怎么跑，它们跟着农妇跑，农妇就用刀砍断它们的尾巴，三只瞎老鼠，三只瞎老鼠。”这些上了年纪的人时常聚在一起，追忆那个教会他们唱这些英文儿歌的人——他们的校长，他们的父亲。

    这名英国男子名叫乔治·霍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