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从榜样到警钟


俄罗斯民族同中华民族一样,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伟大民族,这里幅员辽阔,人才辈出。但是,带领这个民族走向世界巨人的却是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十月革命,在帝国主义最薄弱一环的沙皇俄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此,莫斯科成为中国等落后国家人民心目中的革命圣地。苏联人民在苏共的领导下,以资本主义国家望尘莫及的速度完成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建设,并且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二战结束后,苏联更是凭借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与美国展开长达半个世纪的争霸。可以说,没有苏联共产党,就不可能有苏联昔日的辉煌。

然而,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苏联这个庞然大物却在一场比较平和的政治演变中迅速解体为十几个资本主义国家,从此,立国69年的苏联彻底成为了历史。苏东剧变是二十世纪继两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它给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特别是苏俄人民带来了长达十多年噩梦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件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并且给中国改革开放提出了严峻的考验。苏联解体,最直接的诱因就是戈尔巴乔夫“公开化、民主化”的改革新思维,但对一个有着1500万党员的执政党,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经济、军事实力超强的大国,按说一次失败的改革不足以亡党亡国,但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切都那么平静的发生了,而且在解体前没有发生外敌入侵或者大规模的内部暴乱,解体后无论执政党还是各国民众,都没有过激的反应。这一切,同样是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然而此时的苏联共产党已远非十月革命时期以工农为基础的共产党,而蜕变为一个完全脱离了人民民众,腐败自私,疯狂攫取国家利益者者的同盟。可以说,没有权力的变质,就没有国家的变色。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主要原因可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苏联长期以来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模式,导致政治独断、经济衰退,;二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和对阿富汗用兵,拖垮了苏联;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苏联的和平演变阴谋;四是苏联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五是执政党的腐败和蜕变;六是苏联领导人的个人因素。以上几点都是苏联亡国的主要原因,只是角度不同而已。但最根本、最核心的原因应该是执政党的腐败和蜕变,其它因素只是这一因素的表现形式或者说其它因素的日积月累必将导致权力的变质。一个执政党在路线和政策上可以犯错误,但是决不能忘记自己手中权力是谁赋予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必将丧失执政资格,苏共在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运动”,中共在毛泽东时期的“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给两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造成了巨大破坏,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执政党及其最高领导人对形势进行错误估计而犯的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其本意并不是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

体制僵化是权力变质和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苏联建国初期,面临国内外敌人的疯狂反扑,为了保卫革命成果,苏共决定实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富农的利益,给人民的生活带来困难,但由于是在维护新生政权和国家利益的大前提下,因此,该政策得到了各阶层的拥护,也巩固了新生政权。但是,遗憾的是,在和平建设年代,很多战争时期的政策仍然延续了下来。比如,干部任命制度是苏联在战时这一特殊时期的非常手段,但战时状态解除后,这一制度却保留了下来。民主选举制度萎缩,任命制到处盛行,这种自上而下的任命制不仅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且由于被选拔的干部只对上负责,不用对下负责;只怕领导批评,不怕群众反对,这必然使党员脱离人民群众,导致了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盛行,同时也在党内形成了无数的小团体,增加了政治上的离心力,这种官员任命模式使干部失去锐意进取,造福一方的动力,代之以凡事中规中矩、机械教条的执行上级的命令,这必将导致经济的停滞和社会的沉闷。同时,因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苏联后期,党员人数迅速膨胀,但却是一盘散沙,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由革命年代、战争年代的鱼水之情蜕化为和平年代的奴仆关系,权力由为民谋利蜕化成掏空国家,中饱私囊的工具。

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千载不变的真理,背叛人民的党,不管他表面上有多么的强大,最终必然会被人民无情的抛弃。苏联解体之所以平静,一是曾经的苏共在人们心中早已死去,执政的苏共仅仅是沿用了同样的名字而已,但已经尽失民心。二是解体前的苏联执政党,已经不满足于通过贪污腐败的形式化公为私,解体只是他们不约而同的撕下最后一块遮羞布而已,可见,如果让一个已经彻底脱离人民的党执政,那只能是赤裸裸的监守自盗。

苏联解体,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沉重而又无法回避的话题,因为苏联和中国有太深的历史渊源和太多的相似之处。苏中两国都是文化发达,面积广阔,资源丰富,多民族并存的大国。历史上,两国在政治上都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国家,经济上都以小农经济为基础。沙皇俄国经过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迅速成为西方大国,而中国却因满清王朝的闭关锁国而衰败。近代史上,沙皇俄国是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但在十月革命后,苏联成为世界共产主义的中心,孙中山后期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革命失败后,苏联共产党给中国无私的援助,但也带来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方针,苏联成为中国人民的“老大哥”,但很快中苏交恶,此后直到苏联解体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成为美苏争霸这架天平中举足轻重的砝码。客观的说,苏联共产党犯过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很多也犯过,今天,共产党领导的苏联已成为历史,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依然健在,其根本原因不是中国共产党不犯错误,也不是共产党员没有个人利益,而是中共始终重视党的建设,始终以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执政的前提资格。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大背景下,又恰逢世界经济进入衰退期,国际形势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有所增加,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攻坚阶段,这一阶段,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必将会集中爆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个拥有7600万党员的执政党的建设显得尤为急迫。十年前,江泽民总书记有鉴于苏共因腐化变质脱离人民群众而亡党亡国的沉痛教训,提出了“三个代表”的建党思想,指出“三个代表”不仅是新时期下党建工作的方针,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格所在。十年过去了,党的队伍不断壮大,但新时期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等却面临更严峻的考验,只有体制改革、思想教育、作风整顿等多管齐下,才能使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本色永葆青春。苏俄,中国曾经的榜样和老师,今天却成为中国的镜子和警钟。最后,引用杜牧《阿旁宫赋》结尾“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来结束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