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研究产业组织理论的人来说，竞争和合作之间的互动作用仍然是一个谜。几个世纪以来，他们认为企业间合作无疑会导致竞争的弱化。亚当·斯密曾说：“即使在娱乐中，同一行业的从业者也很少碰面，而他们一旦碰面就意味着策划针对大众的阴谋，或是抬高价格的诡计。”他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拓展、延伸，以至今天经济学的主导观点认为，企业间合作就等同于是增强市场占有率的一种共谋。然而，现实的情况却与此相左：根据传统理论预计会上升的价格反而在不断下降。而传统理论所推定的因卡特尔和商业勾结引发的公众性吵闹——或是反托拉斯权威的叫嚣——也没有出现。在大多数合作日益盛行的行业中，现在竞争者似乎没有变少，相反还在不断增多。开发新产品的竞赛没有受到所谓卡特尔的压制，相反竞争呈现出更加活跃的势头。结果广泛的合作并未减轻商业管理者的工作压力——现在除了应付加剧的竞争外，还得面对汹涌的商业联盟的合作浪潮。这似乎给我们带来了一丝困惑。如何理解企业之间愈来愈密切的相互合作、同时又展开激烈竞争的现象，对于经济学家和产业组织理论研究者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困惑。这一困惑的根源在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对此不能给出很好的解释。

　　的确，在现实中我们发现，随着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组织的环境变得异常的动荡与复杂，巨变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企业组织环境的基本特征。与此同时，企业组织可资利用的技术手段也今非昔比，一些潜力巨大、与往日完全不同的技术——信息技术和专业知识技术正迅速成为企业组织运作的基础，它们使得企业组织应付环境不确定性的能力大大提高。这一切的直接结果是企业组织形态日益动荡，各种企业组织新形态纷纷涌现，如团队型组织（team organization）、学习型组织（learning organization）、虚拟型组织（virtual organization）、民主型组织（democratic organization）、智能型组织（intelligent organization）、战略联盟型组织（alliance organization）、边界模糊型组织（boundaryless organization）等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些纷繁复杂的企业组织新形态可以用一个外延更加宽泛的统一概念——企业网络——来加以涵盖。

　　从分工的角度来讲，分工在过去主要是靠市场来完成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也是市场机制应当具有的形式。市场的竞争过程中完成了组织分工的深入和细化过程，起着积极或消极的作用。但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不仅通过市场，更多地还可以通过管理手段来实现，这一点是以前古典经济学所没有的。回到分工的观点上，可以表述为现代企业是逐渐从传统的企业内部分工协作管理到跨企业分工管理的转变，跨企业分工管理实现了从“看不见的手”到“看得见的手”，再到“相互间握手”所引导的分工效率上升的逻辑，这一方面消除或减弱了市场协调企业组织之间分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科斯意义上的其他交易成本。同时，还可以充分发挥和利用企业组织之间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潜在收益。与钱德勒意义上的“现代企业”的概念相比，企业网络是向更高层次分工的进化。在企业内部分工管理的基础上实现企业之间分工的效率，从而增进社会的福利，这是现代企业组织走向网络化的核心意义之所在（李新春，2000）。

　　非市场的组织安排不应只限于层级组织这一种类型，资源配置的复杂多样性要求不用的制度安排，在市场和层级这两种配置资源的形式之间，还存在着其他的组织形式，即存在着其他提高交易专用性资源利用效率的组织安排，威廉姆森将之称为混合组织。混合组织强调了企业间非正式关系网络的重要性。信息革命加快了企业网络的诞生，并在今天被赋予了组织变革的时代使命。

　　企业网络突破了长期以来进行组织创新时只注重组织内部结构调整的思维定式，它将企业的经济活动放到更加现实和更为广阔的背景下来探讨企业间相互联结的网络安排模式及其运作机制。其分析的重点从原先的注重对企业活动边界的界定、企业与市场相互之间的最佳组合以及对企业层级制的选择等，转向了对企业内部或外部能够诱导和实际存在的各种各样交互作用的网络关系上来。企业之间的合作性决定着自身的增长性，它们间的互动作用的一个基本驱动力量就是能够实现显著的网络协同效应，符合网络发展的要求。进入网络的成员之间充分信任、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同舟共济，以网络整体的优势联合对外展开竞争。可以说，未来的竞争不再是独立企业之间的单打独斗，而是企业网络之间的群体竞争，未来的市场份额的分割将在企业网络之间定格，网络将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它不仅着眼于如何削减交易费用，而且正视现实中跨组织边界运作的技术条件与经营实践，它突破传统的市场原则与组织原则，把市场和企业从相互对立转向相互联合与相互渗透，从而弥合传统的抽象理论研究与现实世界的鸿沟。

　　资源依附理论、新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以及其他占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在解释经济现象时虽然各有优势，但是都忽略了对经济现象所嵌入其中的社会、文化、理性以及经济主体间关系的重视和深入研究，往往对这些重要问题采取存而不论或者简单化界定的态度，把它们看作是研究框架中的外生变量，或者置于分析框架之外。实际上，这些以前被视为既定的、当然的因素通常是经济、社会变化和革新力量发挥作用的中介。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更新和复杂化，这些既有范式的解释弱点逐渐暴露出来，企业网络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它们的缺点，使研究的范式更具有包容性和实践性，同时也与社会的整体系统原形更加契合，这无疑推动了探寻新的解释范式的努力和尝试的出现。

　　企业网络的核心思想是基于企业的相互依存性所带来的对网络中个体的效率放大效应，即通过相互依存和合作来提高企业网络中个体的价值和效率。然而，这种价值和效率的实现有赖于整个网络的协调运作。传统的经济理论要适应现代经济的运行要求，就必须进行根本的范式创新。企业网络是复杂的适应性组织，成员组织及其加入网络的动机各不相同，因此研究企业网络就需要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

　　企业网络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一种新解释范式。其一，从组织的演进角度来讲，组织范式的发展变革先后经历了由U型、M型到H型……一直到目前的网络型的一系列转换，因此，对于企业网络来讲，它本身就是一种新的组织范式。其二，基于网络性特征，企业网络研究将要应用经济社会学的思想和相关概念——社会嵌入性、关系、社会资本等等——进行系统研究，这对于企业间的合作理论来讲本身就是一个全新的解释。

　　企业网络是产业组织理论的新发展，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中国的社会状况与企业网络的经济社会学研究范式有诸多相似之处。儒家文化强调社会的优先状态，社会关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现状使企业网络分析范式能够容易找到理论的原形和证明的依据。第二，理性选择范式和新古典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的渗透过深，这妨碍了人们对所谓的非理性行为的研究，特别是难以在一个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内，把信任、道德等非正式制度规则给予充分的解释。经济社会学则把价值判断和文化纳入了对企业间合作网络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认为对人的社会需求的重视有助于在中国研究和恢复人本主义精神，有助于学者们全面深入理解社会行动者的动因，而且对于描述和分析宏观层次上的集体行为和长期性选择也有很强的说服力。第三，在社会运行分析上，社会资本是沟通个人和制度的中间物。个人行为能否实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以及制度能否解决集体行为的困境，不仅取决于个人和制度本身，还取决于双方联系的中间媒体——社会资本，因为个人不仅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而且还有寻求共同体生活和被认同的需要。制度的设计应该回应这两种需要。企业网络理论告诉我们，当交易关系密切而稳定时，它所包含的不确定性很小。因为人们在这种关系中积累了足够多的知识来确知合作者的意图；这种关系中存在着很多抵押品，包括相互之间的感情依恋、专用资产等等，这些抵押品可以防止单方面的背叛；由于这种关系稳定而持续，人们可以对背叛行为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社会资本通过网络这种长期的非正式的协作关系来达到对诚实信用的激励和对背叛规则的惩罚，从而产生普遍的信任。这在中国当前的制度转轨时期，社会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个体之间缺乏直接的、密切的、稳定的和长期持续的关系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