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所周知，“博导”和“终身教授”之类的称呼都是“中国特色”。前者指的是有资格招收博士研究生的那部分国内大学的教授和研究人员，而后者是近几年的时髦语，主要是部分在海外任教或曾经在海外任教、如今已就职国内大学的华人教授的自诩。不过，近些年欧美大学教授到中国大学访问，东道主一方面为了表示友好，一方面是为了吸引眼球，也称人家为“博导”。老外入乡随俗，乐得自我提升，结果给人印象便是“博导”一词也在中国文化输出中一并“国际化”了。但其实，在欧美大学只有终身教职（tenure），却没有“终身教授”。同样，在欧美大学里，教授也不太把“博导”当真。因为不仅教授、副教授可以招收博士生，讲师也可以招收。如此一来，当真了反而可能成为笑柄。

　　中国大学改革是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迄今已经三十年。按理说，早该从模仿走向创新了。但即使有五、六年前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学校出台的“博导”选聘制度改革，中国大学的研究生招生改革也仍然没有脱离模仿阶段，与社会整体发展相比，更是明显地滞后了。让笔者最为困惑的是，我们的大学管理者和领导者有那么多机会出国开会、考察、访问、参观、进修，有不少管理者本人的硕士或者博士学位就是在国外大学拿的，不要说是受到熏陶这种比较软性的东西，就是简单的模仿国外大学的一些行之有效的规范和制度，好像也总是让人感觉不“给力”。

　　事实上，这次清华大学改革“博导”选聘规则，使“有条件”的副教授招收博士生成为可能，也只是一种制度性的模仿。这种还原现代大学制度的愿望值得肯定，也符合大学发展方向，但政策制定者过度的雄心和过分的期望，以及媒体过热的推介，很可能遮蔽了政策本身的局限性。

　　客观地看，清华大学改革“博导”选聘制度只是一个补救性的政策，而非创新性的政策。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学的博士招生制度建立以来，“博导”的数量已经成几何数增长。不能说，数量上的增长是直接导致研究生质量下降的原因，但如此大规模地“跃进”过后，总体水平和质量的下降也是不争的事实。不仅是学生多，“博导”也不再稀有。数量多而质量参差不齐，甚至悬殊如霄壤，“博导”曾经的崇高形象自然被淡化了。而现如今，大学中越来越多的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讲座教授的出现，更是彻底地动摇了“博导”作为“教授的教授”的地位。此时再出台改革“博导”制度的政策，不是“稳妥”而是明显滞后了。如果以为滞后是出于可行性的考虑，更是不可取。因为滞后的政策不但不能保证可行，而且会影响政策的权威性。

　　现在常常出现的情况是，大学中许多看似“改革”的措施只是一个行政行为，仅仅表明行政部门仍然在运作，其政策措施要么没有实质性的效果，要么日益加剧大学的行政化。从实际操作过程看，这次清华“博导”改革的象征性也大于实践性。因为在原有的规定中，“博导”的任职资格和标准是高于正教授的任职资格和标准的，符合“博导”任职资格的副教授，即便是年限不够暂时屈就现职称，他也可以通过破格方式成为正教授，而无须等待以现职（副教授）来指导博士生。按照清华大学有关人士的说法，此次的改革是以“不降低任职标准”为前提的。这样看来，那些原来不符合“博导”任职资格的副教授也仍然不可能获得指导博士生的资格。他们还是必须先晋升正教授，然后才能考虑下一步的获得“博导”资格的问题。当然不排除清华随时都有出类拔萃的副教授出现的可能性，但无论在哪所大学，衡量优秀与否的标准均是相对的，所谓水涨船高，清华也不例外。她的“博导”任职资格也理应高于一般院校，也就是说，符合“优秀”标准者不可能是大多数。既然优秀者总是少数，哪怕是在清华这样的顶尖高校，副教授当“博导”也不可能是具有普遍性的措施，其经验更不可能被其它大学所复制。在“优秀”副教授仍居少数时，要扩大博士生导师的数量，唯一的办法只能是降低原来的评聘标准。

　　再从招生的角度看，一般来说，博士生报考的对象总是就高不就低的。这个“人之常情”在当下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工作难觅，学生对生存和前途的担心明显超过以往。向权威性的、有头衔的导师靠拢成为一大趋势。当然不排除出于自身兴趣所好或渴望得到导师更多地直接关怀的考生逆势从师于优秀的副教授，但此类情况只能是个别的、可遇不可求的。此时，具备招收博士生资格的副教授的处境与大医院门诊部的年轻医生非常相似。面对门庭冷落，他们唯有面向未来，等待时机。这里只是在说明现状，并没有对年轻有为者表示不敬。笔者最不同意那些自己享受权威医生照顾的人动员和鼓励他人去找年轻医生看病，以提高后者的医术的伪道德主义。

　　据清华有关人士说，此次改革后，导师人数将翻倍，学生与导师比例逆转为1：1.5左右。所谓“生少师多”可以增强竞争。但要知道，这种竞争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既无头衔，又无资源和经验的多数副教授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如果副教授们只有充当权威的助手，与权威合作，才有机会施展自己培养博士生的才华，不如老老实实地恢复过去的传统，让老教授做好“传帮代”。

　　笔者始终想不通为什么一些得到专家附和的评论会将清华“博导”制度的改革视作大学“去行政化”的“新举措”。过去的“博导”体制是行政化的产物，现在的改革“博导”体制也是行政化的产物，制定者和执行者都是行政部门，用行政政策来“去行政化”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当下“去行政化”越来越变得口号化。“去行政化”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有的大学领导甚至把教授评级也当成“去行政化”的措施。这样变相消解当务之急的大学“去行政化”，只能让大学更加行政化。

　　不过，清华的改革在扭转过去人们观念上的误区，仍有可取之处。过去总认为，在国外博士头衔是高于副教授，甚至教授的。这也是国内大学将“具有博士学位”作为评职称和招聘教师必要条件的依据之一。殊不知，国外大学经过几百、上千年的发展，其研究生培养体系畅快完善，各种规程也早已走入正轨，就是这样，他们大学的教授或副教授中也未必都“具有博士学位”。而相比之下，中国博士招生制度只有短短三十年的历史，尚处于摸索过程或者初级阶段，片面地要求“与国际接轨”，只能造成“研究生大跃进”和“博士大跃进”，其结果是必然鱼龙混杂，劣币驱良币，削弱学术的神圣性的同时，伤害的是更多的有真才实学者。其实，在许多国内大学中，“博士学位”只有表格上的意义，与对科研项目的片面要求一样，大学领导者并不真正清楚此类要求的原因究竟何在，只是出于行政需要、现实利益而盲目跟风。因此，类似的要求也沦落为典型的学术界的“面子工程”。清华的改革，至少让人们感觉到博士生首先是学生，而不是一个特殊的、天然具备准特权，超越教师教导的群体。博士文凭（包括任何证书）只能证明一时的水准，而不能成为永久的人生牌照。

　　我们常说，大学应该对社会起到引领作用。较之整个社会，大学的政策，不论是学术上的，还是行政上的，都应该以务实为先，并且有所超前和有所创新。只有这样，大学才可能重塑社会形象、文化形象，重建威望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