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江书院是以传扬儒家传统文化为宗旨，对四书五经的学修是天经地义的，而《大学》是四书之首，摆在《中庸》﹑《论语》﹑《孟子》之前，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儒家学说和体系是非常庞大的，怎样把握这个体系？怎样进入这个体系？这就需要有一个纲领性的指导，而《大学》恰恰就是这个对整个儒家文化和修养提供纲领性指导的文献。《大学》分为经和传两部分，经是纲要，传则是对经进行解释，孔子思想的精华就集中浓缩在《大学》的经里面，此外《大学》为我们提供了儒家学修的纲要，所以《大学》成为四书之首。
为什么称之为《大学》呢？它并非我们现在生活对大学的定义，其本义是造就大人君子的学问。中国古代重君子轻小人，这里的小人也非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小人，并非贬义词，而是泛指普通老百姓，用现在的阶级学说做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君子就是统治阶级，而小人则是被统治阶级，这样一来大人之学和小人之学就有所区别，大人之学开宗明义是圣贤之学问，是形而上，小人之学是百工技艺之学问，亦即形而下的学问。
大学，是古代圣贤所摘理出来的纲目，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作为大人的学问，君子的学问，圣贤的学问，其高度﹑广度和深度自然就可见一斑了，非百工技艺之学所能比。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所包含的道理以及其境界是什么呢？就是“在明明德”。德，有公德，私德，隐德，其范围还是比较广泛，这里则非常明确提出了“明德”这个概念，即光明正大之德。明德，对于儒家而言，就是三纲五常。三纲是指君臣﹑父子﹑夫妇，任何时期，任何社会不外乎都是由这三个最基本的关系组成。先秦时期，社会形态主要是宗族社会，天子是大家长，诸侯是二号家长，士大夫是三号家长，最后在落实到基础的普通老百姓，呈现出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儒家之道的明德，就离不开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纲和仁义礼智信这五常。
明德，通过三纲五常对社会，对家庭和对个人都要有相当的责任心，如果没有责任心，就没有明德的基础。德，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在儒家文化之中，本是一个比较大的道德范畴，加上一个“明”字，透出光明﹑光辉，并且还透出智慧。德和智是一个整体，德为体，智为用，如果没有智慧，德就是封闭的﹑狭隘的个人行为，加上明以后，才有真正的释放性﹑开放性和利它性。
这种行为并非是外界赋予我们的，儒家讲究的内心功夫有些类似与佛教的明心见性，真如佛性是内具的，并不是外界所给予的，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最本质的事物，但是很多人不能自知，所以要通过对《大学》的学修，来开启我们自身本具的智慧之门，是以明德。孔子曾说过“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是内在的，并不是外在的，也非外力强加于自身，孟子也曾说过“人皆可为尧舜”，《易经》有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里也有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从各个方面都阐述了“明德”是我们本自具足的，不需要如现代的什么基因移植或是嫁接，关键是在于自己能不能反生而成。
明德，是儒家的最高理念，其后说到的“在止于至善”，至善也就是明德，明德是内在的，至善是实践，只有有了明德这个因，才会有至善这个果，它们之间是一表一里﹑一因一果的关系。
“在亲民”，在《大学》的传中有很多关于明德的案例，但是对于“亲民”的案例往往都是落实在“新”字上，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所以宋代程颐和程颢说这个“亲”可能是误字，应为“在新民”，当我们通读完《大学》后也多半会有此同样的认识，然而明代的王阳明则认为这个“亲”是对的，并非误字，这也是宋明理学和道学之间的一个纷争，都有其道理，只是出发点不同而已，对此我们大可不必过多介入和理会，只需明白两种说法都可以
“在明明德”，是一个大关，借用佛教的语言，说释迦牟尼在雪山修炼，明心而见道的时候，其开口第一句便说到“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唯以妄想执著不能证得”，《易经》系辞下传中也有云“百姓日用不知”，也就是说明德是本自具足，但都为酒色财气等七情六欲所障，而难以见到自己内在思维中的这种至高辉煌伟大的明德，否则“人皆可为尧舜”又从何而言呢？
面对孩子，只要能给予一定的条件，都能够健康发展，都能够取得很大的成绩，其未来成就是不可限量的，也是不可估计的，但怎样才能使他们走上康庄大道？使他们能充分发挥自身的潜能，就必须通过“在明明德”才能实现。作为我们平常人，被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琐事所缠绕，极少有人能回头审视自己的生命，反观自己的精神，不知道其中到底蕴藏了多么巨大的力量。毛泽东曾说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世间万物中，人是最为宝贵的，只要有人，一切人间奇迹都可创造出来。想想一万年前地球上有什么？五千年前有什么？一千年前又有什么？几百年又有什么呢？现在世界上有如此多的事物，还不都是人心变出来的吗？通过人心魔术般的调控，就可以创造出无限的人间奇迹，过去如是，现在如是，未来还是如是。但是为什么我们中的大多数都不能释放出这种能量呢？就在于不能明明德。因此，我们要将“明明德”作为自己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和需求，以提醒自己，警示自己，从而使自己在这方面能有所建树，反之，就不能明白自己所拥有的这种无穷的无价宝藏，这种精神上的原子弹，就无法发挥自己所蕴藏的巨大能量。
“在明明德”是内，“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外，内外是不可分割的，理论和实践是有机的整体，“在明明德”，不管是亲民还是新民，最终要落实在“至善”上，而且要落实在“在止于至善”之上。那什么是至善呢？儒家有五帝三王之说，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他们这些圣贤所建立的功业和教化，其具体的表现在《礼记》·礼运中的大同篇中有相应的记载，这就是儒家所说的“至善”，是社会实践和人身实践的指标，奠定了中华民族生养繁衍﹑创造和发展的基础。所谓“至善”，具体就是落实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明德和至善一样，都必须贯穿于这个过程之中
为什么文中要强调“在止于至善”的这个“止”字呢？止，一种说法是要依之于至善，要达到这种至善，不能离开它，另一种说法是不要超越这种至善，但是不去实践也不行，要有度，画蛇不能添足，多走一步即成谬误。所以说这个“止”是非常重要的，其后文中就说到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这一段文字起始就是“止”，如果我们不能理解什么是“知止而后有定”，那么对于什么是“在止于至善”也就无法解释清楚。我在讲解《通书》蒙艮第四十章中就讲到过“止”，在《易经》六十四卦中艮卦也是讲“止”，其大象辞有云“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其思维的角度和半径不能超出你所在的位置，其彖辞有云“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所以说知止，是古代对圣贤智慧的一个重要的考核标准，很多人不知止，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大的能力，不明白自己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如果不知位，就多凶，如果能知位，知止，其事业等诸多方面都会顺利一些。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定位，每一个人也都有每一个人的命，“天命之谓性”，人一出生，由于种种原因就已经决定了很多东西，都有一个先天命定的社会关系，如出身于富贵之家或是贫贱之家等，但是通过婴幼儿﹑少年﹑青年，以至于成年后进入社会，或能有所突破和上升，都有很多变数存在于其中，既有稳定性的一面，也有不稳定性的一面，对立和统一共存，但是在这种种关系之中，如何知止？
在“知止”中蕴藏着非常大的智慧，自己的能耐半径有多大，自己的活动空间有多大，自己具体运作的对象的实际情况如何，是否值得自己去运作，对这一切都要好生掂量一番。曾有几位朋友来找本人，说我与佛教有很深的渊源，要我和他们一起对某寺庙进行包装，为他们做个策划，我则问他们准备投资多少，他们说不需要我考虑此事，那我又问他们如果做起来了，那是他们当家还是和尚当家呢？作为罗汉寺没有和尚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他们出了资金，却让和尚当家，恐怕他们心里也无法了然吧，于是最后此事也不了了之了。其实这也就是不知止，正所谓隔行休谈利，不是身处某一圈子的千万不要随便轻易进入个圈子，否则轻失其财，重则可能害命。
在我们的为人处事中，“知止”是非常重要的原则，用通俗的说法就是人要有自知之明，并且还要知彼知己，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并贯穿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才能称得上“知止”。
“知止而后有定”。我们只有根据自己能力半径的大小，还要结合被操作对象的具体情况，以及其它诸多因素的影响，要知彼知己，才能对自己进行定位，才能确定自己的运作方向﹑自己的投资方向和投资规模等等，非佛家的参禅入定。知止才能目标明确，它是一个运筹的过程，定则是一个判断过程，通过知止，经过一系列的运算分析，才能确定判断，即有定。
“定而后能静”，定下位后而不会去胡思乱想，不会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去妄想，从而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然后才能静。“静而后能安”，不会被别人的蛊惑之言所动摇，不会因为张三或李四的怂恿而迷失自己的方向，不会受各种各样的因素干扰，才能得安。“安而后能虑”，将自己的目标和运作的对象策划进行具体化并落实，才能真正地进入操作的过程。“虑而后能得”，在做到前面的基础上，才能使自己有所获得。
前面的这一套逻辑是非常明确的，其中的因果关系也是很清晰的，如果没有一个这样的过程，那么“知止”到“能得”的这么一个因果链就将不能实现，如果我们在日常思维活动之中，按照上述所说去运转就不容易犯错误，我们平常所见到的领导或是老板出现失误，基本上都是因为背离了这个因果链，首先不能“知止”，然后不能“定”，从而不能“静”，再而不能“安”，进而不能“虑”，因此不能有所“得”，往往处于一个忙乱的﹑无目标的或不断变动自己既定的目标，受外部环境的左右，缺乏“以一贯之”的能动性，以至于在自己面对的事情上就经常会半途而废，或麻烦缠身，徒耗大量的精力和物力。
《大学》毕竟是入世的学问，就必须谈入世的方略，如果离开了这个方略，那么“知止”到“有得”的这么一个过程就说不通。《大学》这一套儒家的学问，与佛家的出世之道不同，虽然两者之间也有着很多类似的地方，但是从入世﹑用世，并且从现代人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就应该积极熟悉《大学》中所给予的这么一套程序，驾驭这一套程序，从而使自己有所提升。有的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将目标确定，便持之以恒地去追求，从而在一定的时间过后就有一番不错的景象，而有的人三心二意，总是在诸多目标之间徘徊不定，虽燃烧了自己的生命，燃烧了自己的智慧，然而终究是一无所得，蹉跎道路最可痛矣。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全世界的一群有识之士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对当今世界的意义。认为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生活方式的一体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的一体化，是不是应该在意识形态上也要一体化。各种传统的文化或宗教大都已经存在了上千年，肯定有其存在合理性和必然性。作为宗教主要是出世，而比较特殊的就是儒学，在个人修养上似乎是出世，讲究反省﹑自我觉知等，但是在“用”上，则主要讲究如何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所谓入世。从传统上这一套称之为王术，现在则称之为领导学或领导艺术，在内修的基础之上学以致用，使领导不犯错误，能够有所成就。当时在座的有识之士对此深感兴趣并有所体会。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里为我们描述了什么是“明明德”，即上述文中所提出的这么一整套程序。“明明德”实际上是果，即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什么样的过程呢？先要治国，而如何治国呢？需要齐家，那如何齐家呢？就需要修身，又怎样修身呢？则需要正心，而正心就先要诚意，而诚意的前提是致知，而致知的前提是格物，这里从“明明德”的结论上一步一步向前推到“致知格物”或“正心诚意”上。“明明德”是内外不二的，对内而言，有些类似于宗教的出世修行程序，对外而言，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致用，即一方面对内是宗教性的精神修养，另一方面对外是兼济天下的济世情怀，两者之间要达到相互协调和统一的局面是很不容易的。
印度佛教传承了几千年，至今出世和入世之间都还不能很好地解决，而佛学传入中国后，也都只有通过儒学的途径才能部分实现两者之间的协调和统一，尽管如禅宗在宗教学上极其光辉灿烂，但是从严格意义出发，在入世上仍然只有而且必须通过儒家这个载体来实现。本人与佛教之间有着很深的渊源，且受寺庙恩惠也颇多，这也就成为本人创办龙江书院的初衷之一。
其实从宋朝时期开始，佛学﹑儒家﹑道家三者之间就一直处于一种烂熟的时代，佛家的修身和道家的隐世情怀以及儒家的入世情怀可以说是水乳交融的连接在一起，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在宋明时期到日本的几位禅宗大师和儒家学者，他们对日本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其作用并不亚于日本著名的明治维新。北宋时期，虽然每年都要向辽国拿出大量的金钱上贡，对西夏也要给予相当的金钱予以安抚，但是就是这样，其当时的国家收入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唐朝开元盛世十倍之多，其所能真正控制的疆域比唐还小，可能是唐的三分之一，但是其经济力量却十倍于盛唐，其知识分子也十倍于盛唐，这主要在于汉唐重农轻商，而宋朝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则非常发达，支撑了国家的大半税收，就是到了南宋时期，其国土面积只有北宋的三分之二左右，但是通过三十年的养息，其国家收入也基本上能于北宋持平，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也多出于此段时期，可见其贸易网络是如何的发达。整个宋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为发达的一段时期，其后的明清都无法与之相比。我们常说近代中国受到了明清理学的毒害，但是很多人都没有看到理学对其发祥地——宋时期所带来的巨大贡献，可以说宋代是理学的全盛时期，其时社会文化氛围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为开放和自由，商业极其发达，海外贸易也非常先进，如果没有这些基础，也就不可能有什么以后的郑和下西洋的壮举。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如果我们要将儒家圣贤之道广布于天下，教化于世界，那么首先应该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上世纪中叶，社会主义国家大力宣传要把共产主义的旗帜插遍全世界，过于强调政治形态问题，如苏联的修正主义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反而忽略了自己国家整体的建设，导致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落后和不稳定，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中国政府痛定思痛，一方面继续强调精神文明的建设，另一方面开始注重强调物质文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认为还是要立足于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按照现在的理论说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基础若不厚实，那么政治也将会不稳定，若失去了经济基础，那么政治也将崩溃。
自己国家都不能治理好，那么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权利。清末，整个中华民族风雨飘摇，外祸不断，有识之士纷纷到国外寻找救国图存的良方，但是仍然未能使大清停止崩塌的步伐。目前中国由于坚决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整个中华民族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国力有所增强，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国家和先进发达的欧美国家之间在很多方面都还有着很大的距离，切忌好高鹜远，不要有了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要有强烈的危机感，要踏踏实实地做好我们自身的工作，只有实力提升了，才能使我们在全世界上有更大的发言权。如何提升国家的声誉，国家的气象，国家的实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但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所应该考虑的，要相信我们的领导和政府有着与之等同的智慧，肯定能将国家治理得越来越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有人会问，齐家和治国之间会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对于前面“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中所蕴藏的因果关系，一般人都还可以理解，但是很多人对于“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就无从谈起了，凭什么说能把家调理好，就能治理好国家呢？，头脑了对此不禁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里我们要注意到在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的一个家就是一个国，我们在前面就说过周天子是大家长，诸侯是二号家长，贵族士大夫是三号家长，下面就是众多的普通老百姓，成一个金字塔式的宗族结构，所以说一个家就是一个小国家了。从这而言，“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就是说要把自己所处的地方，也包括自己的家庭要管理好。
战国时期有一句名言，“宰相必起于州县,猛将必发于卒伍”，一般宰相都要从做县官开始，其后做州官，再当府官，然后进部﹑进中书省，才能有机会当宰相，都要对整个国家从地方到中央的各个环节有所熟悉。真正能独当一面的大将，也必然都是要从当士兵开始，一步一步提升，才能够熟悉军队中的每一个环节，才不会被部下所蒙骗，。其实上面的人往往是骗不了下面的人，但是下面的人往往就能把上面的人欺骗了，比如说皇帝最容易被太监欺骗，领导则最容易被秘书欺骗，历来如此。
因此，“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对于基层一定要做得扎实仔细，若能治家，也就是说取得了对小国家管理的经验，才能治理好大国家，若能在小社会上游刃有余，才能在大社会中有活动的本钱。游泳池里都要被水淹，那还敢到大江大河里去游泳吗？这其中的必然性就不言而喻了。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要将其归于家庭，父子之间，夫妇之间，兄弟姐妹之间，邻里之间，亲朋好友之间，亲情和友情之间等等，我们应该要先处理好这些种种的基本社会关系，如果连这些基本的社会关系都处理不好，那还能处理好复杂万变的社会关系吗？家处理不好，那么国也就处理不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国家出现了问题，究其因往往都是因为家庭没处理好，进而影响了整个国家。
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后，虽北方有匈奴骚扰，整个国家仍然还是呈现出一副太平景象，但是其妻吕后大肆将其亲族安插于朝政，意欲夺取刘姓权利，以至于整个宫廷内非常紧张，刀光剑影，吕后一死，吕姓宗族为保其权利而作乱，幸好有陈平和周勃及时发现问题，迅速平定诸吕之乱，把代王刘恒接回长安，是为汉文帝。而汉文帝到汉景帝时，又因为刘姓家族内部的问题，发生了吴王刘濞为首的七王之乱。到了汉武帝时，实行推恩制，废除了各封王子孙对领国的长子继承制，各领国子孙平分其所继承的土地等，使其权利不断地缩小，无法与中央政权相抗衡，如我们所知的三国刘备，虽为中山靖王之后，却只能以买草鞋维持生计。
三国归晋时，整个中国经历了汉朝四百年不断地打击北方匈奴，使其几近于销声匿迹，已经不成其为外患，但是晋朝却未将“齐家”做好，晋武帝认为魏朝的灭亡，是因为没有给皇族子弟权力，使皇室孤立了，所以他便封了二十七个同姓王，哪里知道这一来，反而种下了祸根。晋武帝去世前，不顾大臣门的劝阻，强行将自己的痴呆长子立为太子，是为晋惠帝。晋惠帝即位以后，因其痴呆不理朝政，外戚杨骏专政。其后皇后贾氏利用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玮支持，将杨骏杀了。杨骏被杀之后，汝南王亮和楚王玮两个人之间相互争权，贾后遂假传晋惠帝的密令，分别将楚王玮和汝南王亮除掉。从此贾后专权，她骄横跋扈，胡作非为。后来，贾后又使鬼计将太子司马遹废了。众臣深为不满，这时赵王司马伦利用这个机会，派禁军校尉齐王司马冏率兵将贾后杀掉。 赵王伦掌握朝政一年后，干脆把晋惠帝软禁起来，自称皇帝。各地的诸侯王便纷纷起兵争夺王位。参加这场混战的有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加上前面已经被杀的汝南王亮、楚王玮，一共有八个诸侯王，历史上称为“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前后延续了十六年，只剩下东海王越，毒死了晋惠帝，另立惠帝的弟弟司马炽，是为晋怀帝。经历过这段纷乱时期后，整个国家各个方面都陷入困境之中，中原地区大为空虚，而此时北方游牧民族开始强盛起来，从而导致了五胡乱华，使西晋政权迅速崩溃，其后才有东晋，以及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出现，一直到大唐一统天下后，整个中国已经经历了四五百年的战乱，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段时期。
明朝朱元璋也是在“齐家”上做得相当糟糕，他也是在建国后大肆分封朱姓王，当其去世后，虽立长孙朱允炆为帝，是为明惠帝，即大家所熟知的建文皇帝，但朱元璋四子亦即朱允炆的叔父燕王朱棣，以“诛齐黄、清君侧”为名，用“恢复祖宗旧制”为旗号，挥师南下，争夺帝位。四年之后，燕王朱棣攻破京城，朱允炆于城破后不知所终，于是燕王朱棣登基，是为永乐皇帝，史称“靖难之役”。这一方面对民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另一方面也埋下了诸如宦官专权的祸根。并且整个明代从朱元璋开始就将儒学绝对化，使君权极度扩大化，使这段时间的中国士大夫大都失去了应有的节气，对其后的中国历史和文化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使现代许多国人对儒学有着非常偏激的成见，可以说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另外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
纵观历史，我们就应该看到“齐家”的重要性，尤其是作为上层人士，就更为重要了，其一举一动都会对自己也会对下面周围的人和事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对于“齐家”，不管是着眼于大的方面——治国，还是从小的方面出发——治家，都要有所注意。治国离不开仁义礼智信和三纲五常，齐家也同样离不开仁义礼智信和三纲五常，要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之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父慈子孝，夫爱妇敬，他们之间都是相呼相应的关系，这些关系都要小心处理，要恪守其中所应遵循的原则和基准点，如果不能将这些做好，意气用事，那么就会家不成家，国将不国。
作为国家和家庭，都必须纳入礼法的游戏规则之中，治国和齐家都是把礼法蕴含在其中，在《论语》﹑《孟子》﹑《礼记》﹑《春秋》﹑《左传》以及其它诸多经典都对此给予了非常多的记载，众多先贤如孔子﹑孟子等也都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文字阐述，都非常详细地说明了礼法的体系。
我们前面说了这么多，但是其最终的承担者是谁？那就必须要落实在具体的个人身上，所以才会有“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一语。修身，有着很多的意思，佛教有佛教的修身理论，道教有道教的修身方法，儒家则有儒家自己的解释。正所谓身心性命，身是基础，身体包括自己的行为举止，本人在《通书》讲座中，论述其第九章时谈到了《洪范》，在其洪范九畴中第二种是“敬用五事”，就是指貌﹑言﹑视﹑听﹑思，这是早在周武王克商时约三千年前就提出如何修身。貌，我们的形象仪态该如何运作；言，我们的语言该如何使用；视，我们的眼睛该如何看；听，我们的耳朵又该如何用；思，我们的心又该如何运转等等，它要求我们对自己进行全面的质量管理。
既然是修身，那么它就应该有一个主题，修身相对来说是物质性的，那么我们精神性的是什么呢？于是文中又接着说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我们的心是很大的，可以说知天知地，知前知后，知上知下，知左知右，能包容万事万物，一方面非常庞大，但是另一方面也非常庞杂。我们要将这庞杂的心摆正﹑摆顺，七清六欲不离其心，酒色财气也不离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心的内容很多，但是心的发动又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意”，现代心理学称之为动机，佛教的说法则称之为“着意”。前两天有两位朋友在讨论佛教的照见时说到喝茶，甲先请乙举杯喝口茶，然后问乙在喝茶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小拇指放在了什么地方，乙回答因没有注意而记不清楚了，这时甲又请乙闭上眼睛做深呼吸，然后再慢慢地举杯喝茶，并在茶水入口时要徐徐下咽，细心体会茶水入口﹑过舌﹑下咽﹑入胃的感觉，实际上这整个过程就称之为“着意”。“着意”就是注意力的专注，但是仅仅有专注是不够的，关键是专注的对象是什么？意，注意力所投放的地方，并还要“诚”。在《通书》中我们就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对“诚”作了非常详细的阐述，这里的“诚”是动词，但并非什么简单随意的动作，它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它是要规范地对我们自己的精神进行一番洗礼，做一个大扫除。“诚其意”，就是要将我们的七情六欲，酒色财气等进行整理，将比较可靠的﹑有用的﹑好的一面保留下来，否则我们经常会被各种不良情绪所左右，心还能正吗？又何以修心呢？就更谈不上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
这里通过一个环节接一个环节的推理，使我们能追本溯源，使我们能找到精神最初发动的点，可就是这样都还不行，文中又接着说“诚其意者，先致其知”，再一次谈到了“自知”，正所谓因果循环，如同面对一个圆，根本无法确定哪一处是起点，哪一处是终点。我们凭什么“诚其意”呢？就是要“自知”，首先在知识上﹑在价值观念上等有所熏陶，有所取舍。如故在价值观念上没有熏陶和取舍，那么又如何“诚其意”呢？就算去眼观鼻鼻观心的打坐入定，也只能是无用功，这样的“正心诚意”已没有任何意义了。“致其知”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表象的，在知识上通过圣贤的言教和理论系统对我们的心进行教化，从而确立我们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才能对任何事都能提得起放得下，才能做到真正的“诚其意
另一方面是内在的，在诚了意后还要致其知，在诚意之前还有一个“知”性，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明王阳明先生对此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偈语，也是王阳明先生在晚年时对自己思想的全面总结，称为“王门四句教法“，其内容是“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者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我们心体本来是无善无恶的，而当我们思维的阀门一打开，那也许是善或是恶了，是为意动。但是当我们面对自己有善有恶的思维时，若能清楚的认识和分辨出谁善谁恶，明白哪些是利人利己，哪些是损人利己，在此基础上，时时对自己进行反省，这就是“致良知”，这也是王阳明心学的重要理念，即致力于良知，致力于发现和发挥自身的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也就是《大学》文中的“致知在格物”。什么是格物呢？格和物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都知道古罗马的竞技场，是一处进行格斗的地方，那这里的格是什么意思呢？格物，就是发生关系，你和事物之间发生关系。如果我们不知道苹果的味道，可以咬上一口，就可以品尝出来，称之为格苹果；想学游泳，就必须要到有水地方如游泳池去；不会骑自行车，肯定还是需要在自行车上进行锻炼才能学会；如果能玩熟了，玩懂了，这其间的过程就称之为格物。但是这些都还只是在物质层面上的格物，在古代圣贤面前，格物主要是指格心，自己和自己的心里内容打交道，即格心之物，格自己心中念头上的善善恶恶。
我们现在常说的正心诚意和致知格物大都流于宗教性体验，从宋明理学开始，整个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基本上都是比较正统的，当然也有一些假道学﹑伪道学，所以那时能看到很多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仁人志士，敢于行一死以谢君王社稷之事，有很浓厚宗教的味道。但是自从儒学过于偏向宗教化以后，就削弱了儒学外向的济世之道，如王阳明﹑曾国藩这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的，大多数儒学的信奉者在没有明师指点的情况下，再加上还有一些歪老师或是如孔已己一类的迂腐之士在其中误人子弟，因此大都缺乏必要的能力，要让他们定下心来老老实实地去“致良知，灭心中贼”是不太可能的，就更谈不上什么精邦济世﹑富国强民﹑抵御外侮了。
教育者必先受教育而成，如何对经典进行诠释，如何把握住出世和入世的平衡点和切入点，儒家毕竟还是讲究仁义礼智信，智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脊梁骨，离开了智其它仁义礼信都将陷入僵化进而一无是用。智慧不是死物，而是灵动的，如何能将其盘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把控住也是非常难的，稍不留意可能就过于入世，也许有的人为人行事可歌可泣，另人赞叹，但往往大多数人都很迂腐，对整个社会和民族都无什么贡献，这是多么可悲，也是多么可怕，想想这些精英都致力于用，极端的功利主义，以至于无奸不商，坑蒙拐骗，政治上不讲道德，贪官污吏横行，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那国家和民族岂不陷入黑暗之中，那还有长期存在的可能性吗？这都是不讲修身所带来的弊病。
出世和入世是如此难以调和，那么基于我们龙江书院又该如何呢？一方面要有自己的道德底线，我们要恪守仁义礼智信，知廉知耻，另一方面也要有相对的功利行为，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在两者之间关键的是“智”，要开智慧之门。因此在书院的章程里面，第一个是立志，第二个是炼性，第三个是开眼，第四个是致用，其目的就是要使我们能将智慧盘活，才能将先贤遗留下来的宝贵知识盘活，不至于成为伪道学或迂腐之流。
格物是开启智慧的一个方面，是我们纯净灵魂的一个方面，如果自己的心灵经常被无用的物欲所累，就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真正做大事的人，能做到真正的提得起放得下，能舍才能得，他们能舍弃许多别人不愿意舍弃的东西。作为大的政治家或军事家，经常都会陷入取舍之间，如我们经常会看到他们会舍弃诸如爱情﹑亲情﹑友情等个人的欲望。本人曾对一禅师感慨说当一个庙里的大和尚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要当一个入理入法的大和尚也不容易，每天有很多事情都需要办理，该起床就要起床，该烧香就要烧香，该上殿就要上颠，该入定就要入定，该接待就要接待，而且天天如此，几乎没有一点自我，完全是为法所累，他们对此作出了取舍，能够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当然他们之中也有很多因此而得大智慧，大自在。因此我们一定要注意对自己的精神程序加以修炼，加以提升，进而能使之圆满。
我们要明白前面所说的这一切并不是独立分割的，而是一个整体，不能有所偏离，要全面发展。只看内不见外不行，只见外不见内也不行，内外要一体并且运用自如。这种功夫和火候是需要长期的修炼才可能实现，这个修炼一方面是心性上的修炼，另一方面是在事物上的锤炼。这是要想得到真正成功的人所必须经历的道路，没有这些过程就不会有圆满的人格，也不可能有圆满的事功。因此文中才接着说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从皇帝开始，甚至到最底层的普通老百姓，修身是普遍的原则，是人人适用的。要想做好一个人，做一个成功的人，就必须首先以修身为第一要务，这是没有条件可讲的。这里用“壹”不用“一”也是为了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所以以后的儒家学说不论如何发展，如《中庸》﹑《论语》﹑《孟子》﹑宋明理学等，都不能离开此点去谈，因此《大学》要立在“四书”之首，它可以说是圣贤之学的总纲。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中医讲究治本，政治也讲究治本，修身也讲究治本，治本就是正心诚意，只要能将正心诚意做好了，那么修身就可以过关了，其后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有可能。本人在这里向大家推荐晋代李康的《运命论》，其中说到“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所谓这一生是穷是达，是贵是贱，有一个时和命的机缘存在于其中，但是只要能把“本”守住，那么是穷是达﹑是贵是贱就只有待时而动，机缘一到，自然能由穷到达，由贱到贵，由小到大，有弱到强，如果连“本”都没有，修为不到位，就是把机会放在你手上也抓不住或不能长久，甚至还可能惹来祸害。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如果有“厚”因，那就不可能有“薄”果，如果只有“薄”因，那“厚”果也就不可能得到，大家可能都应该能明白其中的因果关系了，这里也就不再加以过多的论述了
前面我们已经对《大学》做了一些阐述，这里我们再对此重温一遍，这也是非常必要的。古人读《四书》，从小读到老，非常讲究反反复复地对其进行体会和发挥。《大学》是四书的总纲，也可以说是儒学的总纲，“内圣外王”的全部修为都浓缩在我们前面所讲的《大学》中的这么几句文字之中。因此我们一定要充分清楚地认识到《大学》的重要性
《大学》开篇虽然只有短短数十字，但是如果将其背后的深意展开起来，那将是无穷无尽的。比如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其后都是对“在明明德”的具体修为和次第，且缺一不可。另外，我们都应该知道《大学》是大人之学，是君子之道，君子或小人是每个人可以选择的两种价值观取向，当然每一个人肯定都愿意做大人，不愿意做小人，都愿意为君子圣贤之人。但是往往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很多人总是脱不开一个“小”字，德行浅薄，心胸狭窄，各种各样的毛病层出不穷。其实每一个人可以在百忙之中抽出一小段时间，定下心来对自己审视一番，就会发现自己身上有着很多的漏洞，真可谓是百孔千疮。儒家学说，尤其在《荀子》中“人之初，性本恶”，都对人性的弱点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纵观人类历史，更是让人触目惊心，而在这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能够真正成为圣君贤相或是贤明之士，并在德行上能够让后人为此讴歌的人并不多，相反的是，更多的人都相对污浊。
在中国，似乎只有各朝各代的开国君主好象相对要贤明一些，而其后的君王确实让人不敢恭维，以至于整个官场腐败横行，全国上下各个方面都堕落不堪。最近看到一部关于中国史话的电视连续剧，其中就探考了秦国的兴亡。历史上的大秦帝国是非常强大的，灭六国而一统天下，但是却在短短的十五年就土崩瓦解了，很多人都对秦国强大的军队不知何处而敢到迷惑不解，涿鹿一战，大秦帝国竟然无兵可调，而只是将修郦山的数十万囚徒聚集起来与起义军作战，这我们且不必过多深究，但是我们可以细心翻看一下如李斯﹑赵高的这段历史，再注意看看汉末﹑唐末﹑明末等等历代末期，就可以看到极其黑暗的一面，这大都还是在儒学相对昌盛的时期都尚且如此，整个社会都还在讲究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礼义廉耻，都还能腐朽不堪，但是如果离开了儒家文化，其后果将更无法想象。
我们可以翻翻诸如《官场现形记》﹑《目睹二十年之怪现状》等描写历史上丑恶现象的书籍，已经是入木三分，但是再和我们现在社会中所存在的社会丑恶现象相比，那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究竟应该安住于什么地方呢？我们大多数人并不能心安，那些作奸犯科﹑贪污腐化的人是不可能心安理得的，其实在这些人心目中还是仰慕圣人之道，也想仁义礼智信，以至于他们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如进寺庙烧香磕头，以获得心灵上暂时的忏悔和片刻的平静与安慰。这里我们还是应该要看到人是在不断起善念和善根，使自己在精神和社会的泥潭之中，能够寻找到一方净土，是精神得以安乐，这也是《大学》之道所需要的，是君子贤人所需要的，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内圣”，再在“内圣”的基础上“外王”，进而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功业。因此，“明明德”和“至善”是儒家的崇高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