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刻舟求剑”的故事已经老掉牙，小学就学过了：一个楚国人乘船渡江，一不小心把剑掉入江中。他急忙在船帮刻了记号，嘴里还念叨：我的剑是从这儿掉下去的。船到对岸，他从刻记号处下水寻剑，当然是空手而还。寓言末尾总结道：“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有意思的是，这类故事不但中国有，印度也有。佛教《百喻经》里有一篇“乘船失釪喻”——釪是和尚吃饭用的金属钵。故事说：从前有个人乘船渡海，失手把一只银钵掉到水中。他暗念：我在这水上做个记号，等船停下来再捞不迟。船行两个月到了狮子国，停到一条河里，他便下水去捞。有人问他：你要干嘛？他回答：我掉了一只银钵，如今要捞上来。对方问：在哪儿掉的？回答：刚入海时。又问：掉了几时？回答：两个月了。再问：掉了两个月，为什么到这里来捞？回答：我刚掉时，在水面做了记号。那里的水跟这里没区别，所以下去捞。对方又说：水虽然没区别，可你当时在彼处掉的，如今到此处来捞，又怎么捞得到？

佛教文学难免絮絮叨叨，有点罗嗦，不如我们的“刻舟求剑”言简意赅；然而两个寓言的情节结构及寓义却出奇地一致。“刻舟求剑”故事载于战国时秦相吕不韦领衔编纂的《吕氏春秋》；而“乘船失釪喻”刊载于《百喻经》，那是由印度和尚僧迦斯于公元五世纪撰写的佛教经书，并由另一印度和尚求那毗地在南齐永明十年（492）译成汉文。也就是说，该故事在中国传播，比“刻舟求剑”晚了700年。

那么，是印度人抄袭了中国人，还是此故事原本起源于印度，后来被《吕氏春秋》和《百喻经》分别收入，抑或是中国人和印度人不谋而合地创造了相同的寓言？结论还有待专家去考证判定。

这里我想说的是，“刻舟求剑”、“刻水求釪”的蠢事虽然小学生听了都会嗤之以鼻，但谁也不能保证我们长大后就不犯类似错误。

譬如我还清楚记得，64、65年有一台轰动全国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曾不只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上演。那时电视还不普及，但凑在收音机旁听听那铿锵激越的男女生朗诵，跟着哼唱昂扬高亢的革命歌曲，仍是万分激动甚至热泪盈眶。

道理很简单。其一，这台戏聚集了当时全国第一流的文艺工作者，歌舞节目则是从半个多世纪的红色歌舞中精挑细选、匠心编排而成，串场的朗诵词也是由著名诗人撰写，朗朗上口、极富激情。据说周恩来总理非常关心这台大戏，曾多次亲临排练场给予指导。

其二，当时的背景是三年自然灾害刚过，人们已能填饱肚子，但物质生活依然匮乏，正需要精神食量来填补空缺。此外，自62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后，全社会“革命化”空气越来越浓：学雷锋、学语录、四清运动……紧锣密鼓。高浓度的革命气氛，引发了空前高涨的“革命热情”——两年以后的“文革”就是在这样的全民心态下爆发的！而在如此鼓胀的红色思潮氛围中，推出这样一台声情并茂的红色大型节目，对人们的精神鼓舞又是何等巨大，大概连未曾经历者也能想象得出！

然而物极必反，经历堪称惨烈的十年动乱，国人似乎清醒了许多；再经三十年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已基本回到地面。——当然，十几亿人，或因经历不同、立场不同、修养不同、认知方式及思维方法不同、反思能力不同，甚至血型不同……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观点。但我相信绝大多数人的思想状态跟当年相比，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大变化！

年轻一代更是如此，你看看大街上耳塞耳机、手持ipad、身穿毛边乞丐装、甚至鼻翼上还穿着两个银环的少男少女，您不觉得您正置身于另一条河流、甚至是另一星球的另一条河流吗？

如今人们身穿高价租来的灰色红军服，描浓眉画大眼、粉墨登场、口唱史诗歌曲时，很可能只是抱着一种游戏心态，甚至带着点“任务观点”……一旦任务完成、卸装洗脸，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他们还会因刚才的演唱而心潮澎湃、热泪盈眶吗？还能体会当年人人抱有的那种近乎宗教的虔诚心态吗？——如果有人认为音乐一响、歌声飞扬，指挥棒就会变成魔棒，人们会一下子回到当年那种一呼百应、点火就着的精神状态，我不能不遗憾地认为：曾被我们这些小学生耻笑的刻舟求剑者，而今还活着……

附一：《吕氏春秋、刻舟求剑》原文：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附二：《百喻经、乘船失釪喻》原文：

昔有人乘船渡海，失一银釪，堕入水中，即便思念：“我今画水作记，舍之而去，后当取之。”行经二月，到师子诸国，见一河水，便入其中，觅本失釪。诸人问曰：“欲何所作？”答言：“我先失釪，今欲觅取。”问言：“与何处失？”答言：“初入海失。”又复问言：“失经几时？”言：“失来二月。”问言：“失来二月，云何此觅？”答言：“我于失时，画水作记。本所画水，与此无异。是故觅之。”又复问言：“水虽不别，汝昔失时，乃在于彼。今在此觅，何由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