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和布莱尔走完“第三条道路”后，特别是次贷危机之后，很多国家纷纷向“左”，貌似天下大势。

奥巴马告别小布什，在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示范下，搞了一波国有化。后来还搞了医保法案。民主党本身有点偏左。

北美如此，南美尤为凸出。最新的事态是，左翼领导人乌马拉在秘鲁大选中胜出。再向前推，迪尔玛·罗塞夫作为左翼卢拉的接班人，在巴西总统选举中胜出。再向前推，个性总统查韦斯一直在委内瑞拉推行社会主义的的激进政策。

日本、英国和俄罗斯就不一一例举了。回头再说说中国的路线：向左还是向右，才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人均GDP900美元的国家，即为低收入国家；从900美元到11000美元左右，都叫中等收入国家。在中等收入国家里，又分两个层次：一个是从900美元到3500美元左右，这是低的中等收入国家；在3500美元到11000美元左右是高的中等收入国家。因中等收入国家的区间跨度很大，它涵盖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而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均为少数，世界呈现为一种橄榄结构。恰恰是在中等收入国家，表现出更多的问题与挑战，很多国家在中等国家的两个阶段里艰难前行，甚至徘徊、反复，始终挣扎在11000美元大关以下难以冲出。究其原因，是陷于各色各样的陷阱中。按照经济学家汤敏的说法，“中等收入陷阱”包括收入分配、城市化、资本账户开放、产业升级、社会服务滞后等多方面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很难顺利跨入发达国家行列。“拉美化”与亚洲“四小龙”奇迹，则成为这种语境中最通常的比较研究案例。

汤敏概括的五大陷阱，在中国也是存在的。比如评价分配悬殊的基尼系数，尽管官方公布的数据低于民间数据，国内公布的数据低于国际数据，但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仍越过0.4这一贫富差距警戒线，有些学者认为已超过0.55。再如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低收入农村人口为主的国情使中国仍具有人均500美元左右国家的人口结构特征。城乡二元分裂还与户籍制度改革、人口老龄化、产业升级等问题交织在一起。

2008年人均GDP就越过3000美元这道坎，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重大成果，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现在逼近3500美元这一中等收入国家的中轴线，正如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所言，“中国‘过河’已过了一半”。这里是遍布各种陷阱的河中央深水区，向左还是向右，决定了能否顺利到达110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彼岸。而改革正在过大关趟入深水区，方向性选择决定了中国的命运。那么，当我们站在河中央，过去30年改革所形成的“放权让利”路径是否应延续？

答案是肯定的，笔者并且认为，过去30年的“过河”偏重于经济改革，剩下的“过河”应偏重于社会与政治改革；过去的“过河”偏重于效率，剩下的“过河”应偏重于公平；过去的“过河”偏重于市场，剩下的“过河”应偏重于社会；过去的“过河”“主要是防止左”，剩下的“过河”应“要警惕右”。

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要求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可以解读的是，驶向彼岸的巨轮，航向也是略偏“左”的。与此相伴的经济大趋势是，GDP增速放缓，企业盈利下降。这很可能是未来30年的主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