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城市总部经济发展的产业集聚效应分析：以天津为例

王 双  陈柳钦

（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天津，300191）

【内容提要】理论上讲，中心城市总部经济发展可以为带来多种产业集聚效应，如竞争优势效应、空间聚集与扩散效应、增长极效应、要素转移效应以及结构调整效应等。本文针对天津总部经济发展的产业集聚效应给出实证模型并利用天津经验数据进行计量检验，发现中心城市总部经济的发展，确实能够带动产业集群的形成，并促使集聚效应得以发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扩大规模经济的竞争优势，并加速要素转移和结构调整。

【关键词】中心城市；总部经济；产业集聚；效应

中心城市总部经济的发展，能够带动产业集群的形成，极大地促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集中，有利于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发挥规模经济的成本优势，创造较高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因此，由总部经济形成的产业集聚对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城市功能提升和城市经济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心城市总部经济发展的产业集聚效应理论描述

1、竞争优势效应。波特（Porter，1985）认为产业集聚的竞争优势来自于：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者、需求状况、相关的支持产业、要素状况等因素。阿费加（Ahuja，2000）进一步认为，产业集聚实际上是兼具经济属性、社会属性和自学习属性的网络组织，集群内的企业之间既存在着诸如市场、生产、技术、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竞争关系，又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共赢合作关系，因此产业集聚的竞争力更多地体现为互利与竞争机制的建立。林恩和富尔维亚（Lynn 和 Fulvia，2000）主张产业集聚竞争优势的能力说，认为其竞争优势来自于集聚的能力，即体现为集聚的创新能力。

总部经济的发展为产业集聚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条件，因此其发展不仅形成了产业集聚的竞争环境，更重要是其培育了产业集聚竞争优势的创新能力来源，这是因为：一方面总部经济的发展本身就是各产业内部分工或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升的过程，这使得产业集聚发展获得所需的市场和技术条件，同时由于总部经济发展形成了诸如基础设施和生产要素聚集地等规模经济因素，又是竞争优势形成不可或缺的潜在要求，可以直接转化为产业集聚效应。另一方面，由于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分工和专业化的水平不断提高，促使更多的厂商将核心总部如营销、研发部门脱离生产总部独立存在与发展，使得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与升级随之而来，由此推动产业聚集的间接竞争优势形成并不断强化，进而又促进了产业及生产要素的聚集。上述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相互加强，最终推动产业集聚效应形成一个动态开放的循环。

2、空间聚集与扩散效应。实证研究发现，空间集聚扩散效应是总部经济发展形成产业集聚效应的又一重要方面。史密斯和佛罗里达（Smith 和Florida，1994）对日本制造业企业在美国的区位进行研究发现，空间集群是企业发展战略考虑的重要因素，也是其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地处美国中心城市带的日本汽车企业和与之相关的产业（包括汽车零部件、钢铁生产、精加工、处理橡胶和轮胎制造业）在空间分布上高度集中。格玛瑞尔等人（Guimaraer等，2000）对葡萄牙外国直接投资（FDI）地理位置的研究发现，空间集聚是影响FDI的决定性定位因素，FDI很可能仿效其他外国公司的定位决策，投资于外国公司集中的区域以降低成本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因此，发达的总部经济区域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对FDI的吸引力较大。巴雷尔和佩因（Barrell 和Pain，1999）同样对美国制造业1978-1994年间在6个欧洲国家的跨国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进行研究，发现跨国公司的区位决定于其与主要的生产和研发中心的接近程度，借助空间集聚与扩散效应的作用提高生产效率和要素流动效率对于其投资与生产活动至关重要。

由此，中心城市总部经济发展的产业空间集聚与扩散效应主要表现在：首先，资源及要素的空间集聚较容易发生在中心城市的总部经济形态下。厂商生产活动通常需要诸如土地、材料、能源以及简单劳动力等物质资源与要素，以及信息、人才、资本、技术等无形要素，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不同区域之间上述不同要素禀赋差异较大，取得成本差异也较大。一般地，对于总部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无形要素的密集程度较高，而物质要素的聚集程度相对较低；而在总部经济较不发达的地区，物质要素密集程度较高，无形要素较为稀缺，取得成本较高，因此理性的厂商更愿意布局在总部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利用其充裕的无形要素供应降低其无形要素获取成本，满足再生产需要，体现出总部经济的空间要素聚集效应。其次，空间扩散效应主要体现在，由于总部经济通过强大的吸引力聚集了较多的厂商和要素，其生产活动及要素流动过程将会带动辐射周边地区相应产业的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总部经济所处区域的集聚作用，不断提升产业集聚的空间区位优势。

3、增长极效应。佩鲁（Perroux，1950）提出了“增长极”形成应具备的条件及其重要作用，认为“增长极”具有极化和扩散两种效应。缪尔达尔（Myrdal，1968）将其深化为“循环累积因果”的动态变化过程，认为上述两种效应不能通过市场自发的力量达到，而是不同层级的区域通过充分发挥自身不同的区位优势，“吸引”处于产业链不同生产环节的厂商集聚，从而实现不同区域之间产业与要素的合理分工和流动。

据此，中心城市发展总部经济有其必然性和优越性，其自身及周边地区的产业要素资源和已经形成的产业基础都是总部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在此过程中，中心城市将提升其经济实力和技术创新能力，从而使得其产业部门的专业化水平迅速增加，随着新兴的产业部门、创新产品、创新技术等创新活动的不断涌现，产业生命周期逐渐前移至创新阶段和发展前期阶段，挤压衰退的部门、产品、技术，迫使其逐步由中心城市向非中心及欠发达地区转移，这时中心城市总部经济的产业集聚“增长极”效应显现。中心城市实现自身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周边地区将承接其放弃的价值链低端产业，成为生产及制造基地，接续整个产业链的完整和顺利运作。

4、要素转移效应。中心城市总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提高要素在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转移效率，降低转移成本，发挥各自要素禀赋的相对优势，推动要素转移获得较好的配置结果。中心城市借助其良好的区位、资源及环境等优势发展总部经济，将不断吸引大量厂商汇集，要素转移随之发生。中心城市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源能源等物质要素相对稀缺，因此这些物质要素成本较高，相对地，其市场化程度、产业配套环境、政府效率与税费、基础设施和法制化水平等无形要素较优，因此交易成本较低。

产业集聚效应的作用过程一般伴随着要素的转移，在产业集聚的形成过程中，初期可能是物质要素的转移，但是随着产业集聚的不断深化，加之物质要素成本较高，其转移速度将降低，无形要素的作用此时凸显，其转移速度加快，形成物质要素外流，无形要素加速集聚的态势，直到中心城市总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业集聚达到稳定的可持续状态时，要素转移也将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这时物质要素与无形要素的配置进一步优化，产业集聚所要求的要素结构也将基本形成。

5、结构调整效应。中心城市总部经济发展的产业集聚效应还体现在对结构调整的作用上，主要表现在其发达的产业形态上。中心城市的总部经济发展将产生发达的第三产业，从而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的总部吸引力，促进总部经济的持续发展，最终使得其第三产业更加发达。

首先，总部经济发展产生的产业集聚效应将通过产业间的前后关联效应，拉长产业链条，扩大产业关联范围，带动上下游关联产业的共同发展。其次，总部经济发展的产业集聚深化需要相应的高水平的金融、物流及商业服务业与之配套，因此产业集聚效应将成为中心城市第三产业发展的强大助推力。第三，总部经济发展会加速创造较高的产值，积累较多的社会财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直接引致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需求的增长，使得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其产业比重逐步上升，不仅促使产业结构优化，同时将提升中心城市的社会文明程度。

二、天津总部经济发展的产业集聚效应现状分析

下面我们以天津为例，说明上述中心城市总部经济发展产生的产业集聚效应的五个方面。

1、竞争优势效应。从天津总部经济发展产业集聚的竞争优势来看，根据《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2005-2010年的主要城市总部经济综合发展能力排名看，从2005到2010年，天津市在全国35个主要城市中一直位列第7，其中体现总部经济产业集聚竞争优势的存量资源优势较为明显，尤其是滨海新区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国内大型企业集团等总部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中已有123家投资落户，业已形成以电子信息、汽车及装备制造、石油和海洋化工、现代冶金、食品加工、生物制药、新材料新能源等七大主导产业为主的产业集聚态势。目前，随空客A320系列飞机总装线、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等项目的引进和加速建设，航空航天等新的产业集聚竞争优势也在逐步显现。

2、空间聚集与扩散效应。空间聚集与扩散效应主要体现在产业集聚的空间分布和地理联系上。首先，从天津总部经济产业集聚的空间分布上看，主要产业带空间分布较为集中，这主要包括（见表1）：产值比重最大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主要分布于静海县、东丽区、河东区和津南区。“十一五”期间，“天钢”东移、钢管扩能改造等重大项目的建设，使得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逐步向滨海新区集中。产值比重位居第二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主要集中在滨海新区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西青区的微电子工业园。产值比重第三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即一汽丰田和一汽夏利及相关配套企业主要位于西青区和滨海新区，且集群程度较高，2009年仅滨海新区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就占全市该行业工业总产值的65.4%，基本集中了全市三分之一的汽车配套生产企业。由于石油特殊的区位资源优势，石油加工炼焦业则主要集中在大港区，其经济总量占全市的80%以上。“十一五”期间，100万吨乙烯项目落户滨海新区，进一步提升了该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

表1     天津总部经济产业集聚的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统计。

其次，从产业集聚的空间地理联系上看，目前天津共1800万平方米的产业开发规划大多分布在滨海新区内，产业带之间地理联系较为紧密。其中，响螺湾规划373万平方米、于家堡规划960万平方米、MSD（现代服务产业区）规划207万平方米、中新生态城动漫产业规划62万平方米、外包加工区规划100万平方米、海洋高新区规划101万平方米，布局了中新生态城、临空产业区、先进制造产业区、滨海高新区、临港工业区、南港工业区、南港轻纺工业园、海港物流区等众多产业园区，体现了产业集聚的高密度地理特性。

3、增长极效应。增长极效应主要体现为，中心城市随着自身经济实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通过增加产业部门的专业化水平而将产业生命周期推前，并向周边地区逐步转移处于产业生命周期衰退阶段的产业，未来带动周边地区逐渐完成产业的升级和更新。

目前，天津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中新兴产业所占比重较大，是其主要的组成部分（见表2），其中，电子信息产业比重最高，仅2009年为50%以下；生物技术与医药比重不断上升，2009年超过了9%；新材料增长尤为突出，2006年比重仅为3.01%，而2009年就增长到11.51%，显示出强劲的势头；新能源和节能材料产业产值比重也在稳步增长；环境保护产业从无到有，2006年仅为0.03%，2009年比重达2%，说明天津总部经济产业集聚的增长极效应较为明显，处于产业生命周期成长阶段和发展初期阶段的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天津高新技术产业的主导产业，随着这些产业的不断成熟壮大，未来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将会逐步体现。

表2    天津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比重（单位：%）

资料来源：《天津统计年鉴》2007-2010年，其中，比重为笔者计算得到。

4、要素转移效应。从资本转移来看（见表3），2005年后，天津固定资产投资一直保持高速增长，2006-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超过35%，一方面国内贷款和外商直接投资依然占较大比重，且持续增加；另一方面，债券和其他资金来源表现突出，增速较快，比重逐渐上升，使得存量资本进一步扩张，体现出资本要素加速转移的态势。

从人力资本的转移情况看，京津冀地区本身就具有良好的人才储备，集中了全国约27%的科技人才，而天津总部经济的发展更是增强了其人力资本优势。目前，由于产业集聚的形成，人力资本要素转移也呈现加速态势，在建的国家生物医药国际创新园、工业生物技术研发中心、民航科技产业化基地等12个重大科技创新平台，以及钢管、纺织、汽车等10个产业技术开发中心，吸引了大量国内外著名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进入与合作，进一步加速了人力资本的转移和集聚速度。

从政策要素的转移来看，2009-2010年天津总部经济政府服务排名第19位，有所提升，且2006年滨海新区规划建设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批之后，金融、土地管理、涉外经济等领域先行试验重大的改革政策和措施相继落实，从产业投资基金、创业风险投资、金融业综合经营、多种所有制金融企业、外汇管理政策、离岸金融业务等多方面进行金融创新试验，产业集聚所需的政策环境正在逐步完善和成熟。

从配套服务情况看，天津滨海新区拥有世界吞吐量第六的综合性港口和中国北方国际航空货运中心，聚集了国家级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及正在建设的东疆保税港区、空港物流加工区、滨海高新区、临港产业区多个综合配套功能性服务区。其中，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至今连续十年保持全国开发区投资环境指标排名第一，东疆保税港区也将作为中国发展保税港口物流加工层次最高、政策最优惠、功能最齐全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建成符合国际通行惯例的自由贸易港区，产业集聚要求的配套服务功能较为完备。

表3     天津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天津统计年鉴》2010年，其中，平均年增长（%）由笔者计算得到。

5、结构调整效应。首先，结构调整效应体现在三次产业对增长的拉动上，从三次产业对全市生产总值的拉动来看（见表4），第一产业比重逐渐下降，二三产业拉动效果明显，尤其是第二产业对增长的拉动在2004年高达10.5%，成为生产总值增长的主要拉力。第三产业贡献虽不及第二产业，但是呈现出稳步增加的趋势，说明结构调整效应正在逐步显现。

其次，从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效应看，天津2009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持续增长，尤其是滨海新区，更是高达47%，金融、物流、会展、服务外包等现代服务业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体现出天津总部经济发展获得的良好产业集聚结构效应。

表4    天津三次产业对全市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1995-2009年）（单位：%）

资料来源：《天津统计年鉴》2010年。

三、天津总部经济发展的产业集聚效应实证分析

总部经济发展的产业集聚效应具体表现为竞争优势效应、空间聚集与扩散效应、增长极效应、要素转移效应以及结构调整效应，之前的分析以天津为例解释了上述五种效应，但是对于其作用程度及大小还需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因此这里拟对天津总部经济发展的产业集聚效应给出实证模型并利用天津经验数据进行计量检验。

1、对产业集聚的五种效应给出相应的衡量指标。通常，产业集聚的竞争优势效应用产业集中度、区域基尼系数、行业分工指数等统计指标进行衡量（克鲁格曼，Krugman，1991；范和斯科特，Fan 和 Scott，2003；范剑勇，2004；冼国明、文东伟，2006），由于我们的研究更加关注总部经济发展获得的产业集聚效应，因此利用产业集中度来解释竞争优势较为合理。对空间集聚与扩散效应的衡量，利用埃勒森和格莱泽（Ellision和Glaeser，1998）提出的空间集聚指数来说明产业集聚的空间集聚与扩散程度。增长极效应主要体现为中心城市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因此可以利用产业集聚产生的经济发展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来衡量。陈建军、胡晨光（2008）认为，从要素集聚的角度看，产业集聚可以看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在既定空间的集聚，他们据此提出集聚效应除包括产业集聚本身给地区带来的经济发展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外，还应有集聚给区域经济带来的索洛剩余递增效应，以体现要素集聚效应，与我们提出的要素转移效应意义类似，因此借鉴他们的思路，以索洛剩余（Solow Residual）[①]递增效应来衡量要素转移集聚效应。结构调整效应体现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内结构调整两个方面，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效应，以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来说明，而产业内结构调整主要表现为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更新和升级，因此以第二产业内部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比重来衡量。

2、利用VECM模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产业集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具体的变量及数据来源如下：

Y：为被解释变量，即产出，数据来源于历年《天津统计年鉴》中的名义GDP（单位：万元），并以1981年为基期，利用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换算成实际GDP。

R：为产业集中度，一般应由      计算得到，其中，CR_n 表示X产业中规模最大的前n位企业的市场集中度，X_i表示该产业中第i位企业的工业总产值，N代表该产业的全部企业数，但考虑到数据获得较为困难，我们将其简化为： ，其中，R_j 表示j产业中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市场集中度， 为j产业中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 为j产业的工业总产值。[②] 我们选择了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业等四个产业集中度较高行业作为代表，说明天津的产业集聚竞争优势。

S：为空间集聚指数，具体计算公式为：

其中，S表示产业空间集聚指数，M表示该产业中N个企业在i地区分布的区域数 [③]，α_i为该地区该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该产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β_i为是该区域就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比重，h_j为产业集中度[④]。我们仍然选择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业等四个产业集中度较高行业作为代表，计算所需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天津统计年鉴》相应年份中的有关数据。

U：为增长极效应，是一个综合效应，具体为经济发展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用GDP增速（G）和居民消费水平（C）表示经济发展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则使用劳均资本存量（K）[⑤] 来表示，数据来源于历年《天津统计年鉴》。

T：要素转移效应以索洛剩余递增效应，具体衡量指标参考陈建军、胡晨光（2008）的研究，由希克斯中性CD生产函数[⑥]计算得到，其中所需的产出（Y）、劳均资本存量、社会从业人员代表的劳动力变量在计算上述效应的衡量指标时已经取得。

E：结构调整效应，采用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分别用SE、TE表示），以及第二产业内部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比重（H）来衡量，数据来自历年《天津统计年鉴》。

由此，建立如下模型：

    （1）其中， 为误差项。ADF 检验结果表明，式（1）的VAR 模型中，变量均为非平稳变量，存在单位根，且在对数水平上存在一阶单整。进一步进行Johansen 协整检验，发现此VAR 模型变量间在滞后一阶、二阶和三阶上都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对此模型进行误差修正，将其转化为下述VECM形式：

 （2）

              （3）

式（2）中VECM 项是误差修正项，具体为式（3）所反映，体现变量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式（2）中的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则说明在短期内，滞后的差分变量是内生差分变量的因变量，式（2）中的变量之间符合存在协整关系的条件，因此VECM模型能够得到有效的估计量。

表5给出了产出与五种产业集聚效应之间的协整关系，具体来看（见表5）：

 

表5     产出与五种产业集聚效应之间的协整关系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拒绝原假设。

从表5可以看出，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增长极效应弹性系数最大，说明对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来说，产出增长显著体现在增长极效应上，即此产业集聚对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推动效应明显，总部经济的发展能够带动该产业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加速其技术进步。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效应最为明显，说明该产业集中度较高，总部经济的发展推动该产业竞争优势进一步增强，由产业集聚获得的优势体现为产业集中度的增加，产业集聚的竞争环境逐步完善，有利于培育产业的创新能力。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表现出的最明显集聚效应与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相同，依然是增长极效应最显著，这说明该行业自身及周边地区的产业要素资源和产业基础条件好，该产业创新活跃，产业生命周期正在前移至创新阶段和发展前期阶段，同时将其产业链延伸至周边地区，为其提供配套生产及服务，自身专业化水平迅速提高。这与天津汽车产业发展的事实相符，天津汽车产业集群程度较高，且配套服务企业布局紧密，仅滨海新区就集中了全市三分之一的汽车配套生产企业为区内汽车产业提供服务，因此产业增长极效应显著。石油加工炼焦业的要素转移效应明显，弹性系数达到1.33，即产出每增长1%，将有石油加工炼焦业的索洛剩余递增效应增长1.33%，说明该产业集聚的要素转移效应较为突出，这与产业的生产性质有关，该产业增长较多地依赖物质与资本要素禀赋，因此要素转移效应体现得较多。但是，政策及配套服务等无形要素的转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该产业集聚的形成。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对天津市总部经济发展产业集聚产生的竞争优势效应、空间聚集与扩散效应、增长极效应、要素转移效应以及结构调整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这五种效应存在且对于不同产业作用的程度与大小均不相同，说明中心城市总部经济的发展，能够带动产业集群的形成，并促使集聚效应得以发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扩大规模经济的竞争优势，并加速要素转移和结构调整。

未来，天津总部经济的发展促使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强化并发挥应有的作用还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从竞争优势效应的提高看，天津工业竞争优势明显，但是相比之下，第三产业竞争优势较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业聚集效应的扩散，从而出现竞争优势不平衡的状况，因此，提升产业整体竞争优势是天津未来总部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

第二，从空间集聚与扩散效应的提高看，天津产业布局为产业集聚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基础，地理上的紧密联系是产业集聚效应发挥的必要条件，在目前业已形成的较好空间布局上进一步发挥集聚效应，则对产业的空间布局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如何优化空间布局，提升空间集聚的辐射力，扩大空间扩散的范围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三，增长极效应的提高还有赖于天津自身经济实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为天津提供了发挥增长极效应的较好契机，通过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天津工业产业生命周期推前，提高工业部门的专业化水平，并向周边地区辐射转移，带动周边地区加快产业的升级和更新，将成为天津总部经济发展产业集聚的重要作用；

第四，提高要素转移效应，除继续巩固和加强天津人力资本优势外，仍需关注政策及配套服务的完善与成熟，加紧整理与修订现有政策措施，出台适应当前产业集聚发展态势的有关政策，提供总部经济产业集聚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并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为总部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集聚基础；

第五，从结构调整效应看，天津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较快，得益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但是第三产业发展较为滞后，不利于结构调整，因此应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程度。

 

 

参考文献

Ahuja G．，“Collaboration Networks, Structural Holes, and Innovation: A Longitudinal Stud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0．

Barrell R．，Pain N．，“Trade Restraints and Japanese Direct Investment Flow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9．

Ellision G．，Glaeser E．，“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in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 Dartboard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7．

Fan C．，Scott  A．，“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Development：A Survey of Spatial Economic Issues In East Asia and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Region”，Economic Geography，2003．

Guimaraes P．O．， Figueiredo．，Woodward D．，“Agglomeration and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Portugal”，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0．

Krugman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

Myrdal G．，Asian Drama，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Pantheon, New York，1968．

Perroux F．，“Economic Space： Theory and application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0．

Porter  M．E．，Competitive Advantage．Free Press，New York，1985．

Smith  D．F．，Florida R．D．，“Agglomeration and Industrial Location：An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Japanese Affiliated Manufacturing Establishments in Automotive-Related Industri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994．

陈建军、胡晨光：《产业集聚的集聚效应——以长江三角洲次区域为例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08年第6期。

邓砚丹、张永庆、齐闯：《总部经济与都市圈联动发展研究——以东京为例》，《当代经济》2010 年1 月（上）。

范剑勇：《市场一体化、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趋势》，《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6 期。

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经济研究》2004 年第10 期。

高洋：《天津工业产业集群效应研究》，《企业经济》2008年第2期。

史忠良、沈红兵：《中国总部经济的形成及其发展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5年第5期。

田敏：《总部经济与中心城市产业升级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博士论文，2008。

冼国明、文东伟：《FDI、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管理世界》2006 年第12 期。

赵弘：《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2005-200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赵弘：《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2006-200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赵弘：《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2007-200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赵弘：《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2008-200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赵弘：《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2009-201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赵弘：《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2010-20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