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人，都不会否认生育是个人自由选择的一部分。但如果这个自由选择权无法实行的话，我们就有理由发问，到底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的自由选择权？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的确妨碍了个人生育的自由选择权，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这项被政府号称多少年不动摇的基本国策，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有其可取之处，现在是我们反思该政策的时候了。
众所周知，在毛时代，为了战争的需要，中国政府不计后果鼓励民间多生孩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炮灰”，这种单纯追求政治效果的人口策略导致了中国人口数量激增。我们先来看一组中国的人口数据，从清朝晚期1800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0年，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期内，中国人口仅从4亿增加到5.5亿。也就是说，150年来中国人口增加了1.5亿，平均每年下来也只增加1000万，但1953年的第1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是人口已达6.02亿。短短三年时间，人口就激增1亿多，相当于1800年到1950年期间人口增幅的2/3，按照那个时期的时间轴的刻度来衡量，就等于把它们此前花费了100年时间做的事情在当时的3年内搞定，这是相当可怖的！北大的前校长、经济学家马寅初就政府当时鼓励人们多生孩子的人口政策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此举不仅破坏了人口与资源压力之间的内在和谐，而且颠覆了国民优生的伦理关系。但马寅初的批评遭致北京政权的不满，马老的校长职务不仅被免，而且还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但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观点在权力面前屈服过，这一点的确值得后生敬佩。
马尔萨斯在其《人口论》里面也谈到人口的增加与资源的增加并不是同步增长的，如果人口不能有效控制，将以几何级疯长，而资源则以代数级缓慢增加，即使加上科技进步也不足以抵消人口爆增与资源渐增之间的巨大缺口，因此地球的资源对人口增长的承载力是有限的。马寅初的人口观点部分继承了马尔萨斯的论点，部分隐晦地指责当权者的政治野心。但那些冒着政治风险的学者观点并不能有效阻止北京方面的政治野心，反而使得那项疯狂的人口政策发挥到极致，1964年的第2次人口普查数据清楚地显示了中国人口总量已达7.23亿，如果没有1959年以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导致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中国总人口应该会更多。1982年的第3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人口已经超过10亿，才30多年时间中国人口总数就快翻倍。改革开放之后的北京决策层已经意识到无序的生育政策给社会带来了很多不良后果，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由此而来。自从1979年以来，北京政权奉行的“城市一胎化，农村部分二胎化”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增长。1990年第4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人口11.6亿，而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总人口已达12.95亿，近十年的人口总量增长得到较好控制。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历来褒贬不一，关于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呼声亦由来已久，但近期公布的2010年第6次人口普查数据引发了人们对“独生子女政策”存废的激辩。反对“独生子女政策”的一方认为，中国政府严重损害了中国公民的生育权，强制“一胎化”的生育政策不仅导致了独生子女成长过程中的严重问题，比如孤独，自私，缺乏同伴的竞争，父母过度溺爱等等，而且非线性地叠加了独生子女成人后抚养父母的负担，特别是那些父母在20世纪90年代国企下岗工人的独生子女。与此同时，反对派还担忧过低的生育率（目前中国的生育率低于1.8，国际公认的人口正常更替的生育水平线是2.2）可能导致严重老龄化的社会现象，“未富先衰”的中国肯定对世界不是好事情，政府应该鼓励中国公民生育第2胎，以此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浪潮。老龄化意味着中国政府将从生产制造业中取得的巨大“人口红利期”转向大量逐步增加的消费人口的保障需求性质的“社会服务期”，这对中国政府服务社会的执政能力将是一个巨大考验。支持“独生子女政策”的一方认为，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将导致人们对生存资源的过度索取，影响中国未来发展，必须有条件地限制人口增长，保持较低的生育率，甚至是负的生育率，这样中国政府才可以腾出更多的资源建设一个比较全面、合理、有序的社会，中国公民也可在较低的生育率当中获取更多利益，由此普遍提高了全社会的福祉。支持派还认为，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不是单纯地取决于人口数量的多寡，起决定性的因素往往是优质的高素质人才，这些高级人才不仅带来了更高的社会、经济效益，而且推动了科技进步，甚至带来了如熊彼特所言的“毁灭性创新”，最终引领社会快速发展。目前这两派的力量势均力敌，难分高下，但问题是，中国的社会问题历来不是那么非白即黑的，存在很多不可调和的灰色地带。计划生育政策就是其中的一例。
一个人的生育意愿不仅仅取决于人类保存自身的本能，而且与生育成本紧密相关。只要个人的生育意愿不受到严格的压制，自愿的生育一定与之相对应的是其边际生育成本，高的边际生育成本必然导致低生育率，反之亦然。富人与穷人的边际生育成本完全不一样，沿海发达地区与落后农村地区的区域边际生育成本也完全不一样，民主家庭与专制家庭的边际生育成本很不一样，高学历女性与低学历女性之间的边际生育成本也存在很大差异。简单地说，人类保存自我的本能从本质上也是一种可衡量的经济成本，成本过高会不可避免地影响自身的保存能力，比如大地震、海啸、其他巨型自然灾害等都会大大地增加人类保存自身的成本，这也很好地解释了灾难过后的人类数量通常会下降很多。既然人类在选择保存自身的问题上是会考虑成本，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从成本的角度考虑计划生育政策呢？毫无疑问，任何一刀切的国家政策都会造成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的局面，计划生育政策也不例外。
在中国改革开放过去的三十年里，计划生育政策的确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定的正面效果，但这个政策现在越来越不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改革开放初期，并没有泾渭分明的富人阵营与穷人群体，也没有非常明显的区域差别，人们普遍接受教育的程度也不是很高，家庭结构趋于保守与稳定，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不同家庭在生育选择上的边际生育成本的差别不是很大，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多的女性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贫富分化特别厉害，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传统的家庭结构正处于剧烈变动的过程，这些变化正在加剧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不同家庭在生育选择上的边际生育成本的差距。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目前人们在计划生育政策上的分歧越来越大，更多的人渴望人性化、有差别的计划生育政策确保不同群体生育需求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
政府可以根据不同群体之间的边际生育成本实行有差异的生育政策，鼓励合法收入的高素质富人多生孩子，不仅可以满足他们的生育意愿，还可以提升国民素质，严厉打击非法收入来源的富人和一些暴发户借此机会滥生孩子。政府可以根据富人自行申报纳税的电子档案来界定收入来源的合法与非法，对于那些不纳税的富人一律拉黑，严惩其超生行为，课以重税，并追究其相关的民事责任。当然了，首先政府自己要做到公正廉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这个要求好像对中国政府有非常大的难度。在农村仍然可以实行“二胎化”政策，但严厉控制农村的“超生游击队”，毕竟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还没有完全动摇，没有社会保障的农民不可能消除“养儿防老”的传统思维。只有政府为农民提供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之后，几千年以来在农村颠扑不破的“养儿防老”思想才会慢慢瓦解。 对于那些想生“第二胎”但又怕生育成本过高，其自身素质很不错的中产阶层，政府应该实行“准入制”与“补贴制”的生育政策支持他们的生育行为。所谓“准入制”与“补贴制”，首先对中产阶层实行“准入制”审核，政府应该设计一套中产阶层服务社会、帮助弱者的评价体系，特别应在利用自身专业优势无偿为需要的人服务、社区义工以及资助落后地区孩子学习等方面加以鼓励与积分，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考量，只要中产阶层达到这个评价体系的准入标准，就允许他们生育“第二胎”，并且给予一定的财政生育补贴，降低他们的边际生育成本，帮助他们完成自己的心愿。如果政府果能这样，以人为本，充分尊重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中华民族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