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大概是十年前上学的时候，有一款《北京求生记》的小游戏让我们玩得不亦乐乎。内容是一个外地农村青年在北京打拼的过程，以1、2号线地铁站为买卖货物的据点，涉及到中关村的盗版光盘、上海宝贝、动物园批发衣服、喝死人的假酒、借高利贷、倒卖汽车等众多行当。其中，还有北京的臭河、沙尘暴、居委会大妈查岗、房东收房租、城管罚款和村长逼账，如果赚不到钱，就会被暴打，到身体分为0时，那就是个死。如果卖假酒、黄书，则道德分逐渐减少，到0时一样游戏结束。但如果赚到钱，可以买回身体分、道德分。其中，买卖光盘、衣服赚的钱，肯定不足以令你在北京活下来，而买卖黄书、假酒，则道德分下降很快，只有在倒卖汽车之后，才可以名利双收，成为十大成功人物，并买回身体分和道德分。 　

　　按照厉以宁教授的观点，市场调节是第一次分配，依靠的是个人能力和运气所带来的业绩，如同每个人去做买卖一样，买卖什么、赚钱赔钱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和智慧，这也体现了公平竞争的原则。赚到钱交税后，由政府进行第二次调节，给深陷困境的人以帮助救济，给新的产业和创新以扶持，建设公共设施，让全体国民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这体现了效率之下的公平。然而，在这两者之外，还有习惯和道德的力量，这是法律法规无法顾及，但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国民形象至关重要的环节。好像马克思说过，人是社会性强的群居动物，离开社会后，人的属性就会有变异。所以，关心人、帮助人不可能成为一种强制性的义务，但应该是每个人的一种本能。
 

　　中国的企业家一直都害怕一个词“原罪”。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今天看来很正常的事情，在当时被认为是违规。而今想来，当时冲破藩篱的勇气往往也会带有一些损人利己的成分，但在注重经济发展的三十年里，也无法做一个严格的评判。而且，那时利益激励不仅是企业家的方式，也是国家衡量政府业绩的标准。由此，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也同时带来了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环境恶化、道德滑坡的恶果。直到今天，我们才意识到，GDP不是唯一标准，不代表幸福，而对于企业家的赞誉，也不再是创造了多少财富，而是，给社会做了多少贡献。 　　

　　由此，道德激励逐渐取代了利益激励，成为了社会衡量企业家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最近，中国“首善”的称号从陈光标转到了曹德旺，关于陈光标的“慈善注水”和曹德旺“最苛刻的慈善家”的话题，也引起众多网友的关注和热议。长期以来，媒体的舆论监督都是聚焦在政府和市场，对慈善是以宣扬和肯定为主，但随着道德激励的作用日渐明显，慈善也就成为了某些企业家用来做企业品牌和公关的工具，甚至是用作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汶川地震之后，王老吉因为巨额捐款，使无数网友留言要“买光超市里的王老吉”可以看出，道德激励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最近，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温总理认为“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我们不难想见，未来的道德激励，可能会超越利益激励，使得众多企业争相跟随。所以，媒体也就不能再像那样只是单纯的宣扬，而要同时履行舆论监督的功能正如曹德旺对捐出的善款提出严格的监督条件一样，媒体同样有义务对慈善和公德心进行监督，以防止今后有人借慈善之名，满足自己的私利，进而损伤慈善本身。 　　

　　正如厉教授在书中所说，“市场机制在非交易活动中是不起作用的，政府调节只是划定了非交易活动的范围，非交易活动要由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之外的道德力量来进行调节。”所以，体现道德激励的慈善活动，就理所当然的处在舆论平台的道德监督之中。在这里，我不是怀疑做慈善者的爱心和诚心，因为正是他们的义举，增强了我们的社会凝聚力和认同感，在结果公平难以实现的时候，尽量做到了起点公平。但我想说的是，如果高调慈善的目的是为了宣扬互助共济的精神、企业家的道德力量，那么值得提倡，如果只是为了作秀、个人声誉甚至其他目的，这样的掺杂了个人利益考量的慈善就需要引起公众的警惕。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用鲍西娅劝夏洛克的一段话，对道德和慈善做出了最为深刻的总结：

　　“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有双重福佑它赐福于施与者，也赐福于受施者；它有超乎一切的无上威力，比皇冠更足以显出一个帝王的高贵：御杖不过象征着俗世的威权，使人民对于君上的尊严凛然生畏；慈悲的力量却高出于权力之上，它深藏在帝王的内心，是一种属于上帝的德性，执法的人倘能把慈悲调剂着公道，人间的权力就和上帝的神力没有差别。” 　　

　　我想，这应该是给慈善所产生的道德力量做出的最为苛刻的要求，最为高尚的总结。我们什么时候能做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