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11－2）：“文官”于幼军

彭澎

近日来自广东的“明星官员”于幼军发表新书《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看到各大报的消息，勾起我一番回忆。某种意义上，是于幼军和黎元江两人在当年的一些独创促使我来到了广东！

于幼军受处分后，一直传说他整天泡在图书馆。有的说他在修改《社会主义四百年》，有的说他在写续集，主要谈中国。有一天遇到我在美国的同学刘洪辉，他当时刚从广州图书馆馆长任上调去中山图书馆当馆长不久。问起于幼军的情况，他果然证实于在中山图书馆待了一段时间，有时要求他们帮助查找一些资料。关于于幼军受处分后的情况传说很多，但看来他确实没有闲着，主要精力放在了图书馆，充分体现了其文人官员风范依旧。

报刊在介绍于幼军发表新书的文章中提及这本新书时说“该书系于幼军独立撰写”，而提及旧作时则说是“于幼军与人合写了《社会主义四百年》”。即使在分别发表于《南方都市报》和《广州日报》上的由前省市宣传部两位领导写的评介文章中，对旧作的“另一个作者”也语焉不详。看来中国人对受过处分的官员仍有一些讳避。

其实，黎元江并没有被处罚剥夺政治权利，而且在2007年还在监狱中完成了博士论文并获得结业证书，各报刊普遍予以报道。也就是说他的名字是可以见报的，何以在于幼军发表新著时却把另一个重要人物给抹去了？难道是于幼军不愿意两人相提并论？

可是，我们看到，在于幼军新著出版的同时，两本旧作（第一卷、第二卷）也出了增订本，署名仍是两人。而且一些报纸把三本书的照片也一并登出，清清楚楚可看到黎元江的署名，可在一旁的文中还是称“与人合写”。真是滑稽！而于幼军把他独立写的新著称为第三卷也说明他并不把自己与黎元江完全切割开来，也算是尊重历史吧！

我是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知道于幼军和黎元江的。因为黎元江是我所在的国际政治系的毕业生，算是系友。当时，《社会主义四百年》刚出版，传到系里让师生议论不休，大家觉得用章回体写社会主义史真是一大创新。但在大多数教授和研究生那里仍只是把它当作普及读物来看待，没人把它当做学位论文引用的来源。

但同时传来的消息称另一作者于幼军创办了一个中国式的兰德公司。这倒是引起了我的留意。88年我来广东找到这家公司，当时叫广州软科学公司（同时也叫广州软科学研究所），是广州市独立编制、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同时又具有企业性质）。当时于幼军已经从“院外集团”走进“院里”去了，在东山区当书记。

广州软科学公司虽然挂靠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但实际上是独立运作的，而且进人比社科院还严格。

多少可以说于幼军以及黎元江影响了我选择广州作为我事业的新起点。我是90年2月正式从西南政法学院调来广州软科学公司的。

但来广州后由于工作关系反而与黎元江接触多一些。于幼军则是他到天河区当书记后，我们去为天河区制定“八五计划”才有了比较正式的接触。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他在我们公司附近跟我们吃饭时用当时还不多见的大砖头手机直接给谢非书记打电话，显然他是深受当时的一些领导赏识的。

后来他去省委宣传部当部长后，我经常去参加一些会议见到他，感觉他有一种“有力使不出”的味道。至于他去深圳当市长、湖南当常务副省长，我就基本没有接触他了，但传闻总是少不了。

直到他在17大前以山西省长（以及17大政治报告起草人之一）的身份来到广东调研，我才与他有了近距离的接触。他在三元里的山西驻粤办召集一些具锐气的学术界人物探讨中国政治改革问题，并且以亲身在国外的考察感受谈了一些对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看法。说实在的，大家都冲着他的身份和以往的理论功底，把问题谈得很透切。晚上他在中国大酒店设宴招待大家，我送他一本《创新力——广州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研究》，他问了我最近的工作情况，知道我还在社科院。毕竟他曾经做过社科院前身社科所的副所长，说起来算得上我的双重上司，不过我们并没有同事过。

不过身为山西省长却与学者们讨论中国政治改革，可以为他最近出版的这本新著找到一个注脚吧。当然，他当时召集这样的会绝对不是为了写这本书！